李王淑贞 王淑真



  车行渐远,回头望,她一直目送我们,一动不动站着。风沙漠漠,白杨萧萧,一片孤城万仞山

    □高尔泰/文《财经》杂志/总196期

  我的第一位岳母,名字叫王淑真。甘肃武威人。武威古称凉州,我们都叫它凉州。边陲绝塞,历来兵家必争。两千多年间屡毁屡建,直到二十世纪中期,依然荒芜小城。风沙兵燹抹去了建筑物上的一切华饰,只留下不同层次的灰黄和黑褐两种颜色,望中一派苍凉沉郁,土厚水深。

  不知道什么时候,基督教传进了这个地方。五四运动的那年,一九一九年,我岳母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我的岳父李瑶圃医生也是基督徒,比她大十多岁,抗战中从河北沦陷区逃难至此。

  逃难途中,前妻死于日军的空袭,留下五个孩子。最大的十一岁,最小的不到两岁,都成了我岳母的孩子。在我岳母同他又生了两个女孩之后,他当随军医生走了,一去无消息。

  为养活七个孩子,岳母学会了各种生计。裁衣服、做鞋子、补锅补碗、磨刀磨剪、盘炉盘灶……许多男人的行当,她都干得麻利漂亮。还摆过地摊,卖自制的工艺品,兼代写书信。

  直到文革前夕,她们家箱子底下,还有一些那时候做了没卖掉的背袋、马褡、绣荷包之类。在厚实的、布满线疙瘩的灰黄色土布上以白麻线缝成的图案,粗犷古朴。配以黑、棕两色,沉静里略带忧郁,使人想起那个小城。

  我的妻子李茨林,是她亲生的两个孩子中大的一个。不记得小时候吃过什么苦,也不记得受到过什么特殊的照顾。她说,那时候哥哥姐姐们都上学,晚上回来,妈妈帮他们温课,完了还教背一段《圣经》。每餐饭前,八个人围桌而坐,一齐低头低声祈祷,感谢上帝的恩赐,求上帝保佑爸爸。她和她妹妹茨恩两个,从未穿过新衣,都是穿哥哥姐姐们穿剩的衣服。从未感到委屈,大家都欢欢喜喜。

  四九年秋天,李医生回来了。受过重伤,成了跛子。到人民医院当门诊大夫,拿国家的工资,由国家调配。十年间武威、兰州、陇西、张掖、平凉、庆阳都干过。几度妙手回春,逐渐声誉鹊起,成了河西一带的名医。但工资依然低微,难以养活十一口之家(回来后又生了一男一女)。我岳母竭力拉扯,得以维持温饱,并让老大老二到兰州上了大学。

  随着李医生的调动,全家也跟着搬来搬去。搬家的事全是我岳母的。关塞萧条,道路艰难。她一次又一次地,带着大包小包和一群孩子,在滚滚黄尘里上下汽车火车牛车马车。

  五八年出酒泉,过玉门,到了敦煌,生活才安定下来。敦煌和凉州同样古老,秦时明月汉时关。但是更加边远,平沙莽莽黄入天。

  初到的那几年,正碰上全国饥荒,那里更惨。她带着孩子们到城外挑野菜,挖草根,剥榆皮。回来仔细加工,掺和在配给的粮食里,照样的正式开饭。开饭前照样的全家围桌默祷,感谢上帝的恩赐。那时,茨林的小弟弟、小学生李武生问道,咱们找来的,咋说是上帝给的?她回答说,上帝不给你力量,你怎么找?上帝不给你野菜,你到哪里去找?

 李王淑贞 王淑真
  后来(六二年)李医生当了敦煌医院的院长,大些的孩子们已在外工作,各有了自己的家,生活才开始改善。茨林、茨恩上高中,小弟上初中,妹妹念小学,成绩都优秀。为了他们的前途,父母亲都早已不再管他们的信仰。听任学校里所教的一切,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之类,去指导他们的思想。开饭前的祈祷,也早已经取消。但岳母仍然坚持,全家要低头默坐片刻。

  六四年夏天,茨林跟着她爸到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出诊。她爸看病时,她独自乱闯,好奇地在无数阴暗的洞子里穿来穿去,不知道害怕。我凭借着镜子的反光,在一个洞子里画壁画,天天面壁,都快变成达摩了。偶然相逢,成了朋友。

  第一次到他们家去,对她的母亲——我未来的岳母印象很深。她是西北人的形象,穿一身黑色的土布衣服,式样很凉州。出门系一条棕色头巾,结法也很凉州。说国语,略带凉州腔。长圆脸,剪发头,古铜色皮肤,手大脚大。虽只四十五岁,看上去有五十多了。脸上深深的皱纹刻划着往日的风霜。目光沉静安详,动作从容,质朴里透着优雅。她很少说话,只是微笑,在她跟前很自在。

  六六年初春我和茨林结婚时,李医生已在六五年的四清运动中,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不再是院长了,但还是医生。两个月后,文革爆发,我被揪斗抄家,茨林带着我的文稿,到娘家避风,发现她父亲正被重新算账,历史反革命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加上基督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挂黑牌,戴高帽,牵着游街,被打得死去活来。十几岁的李武生被捕入狱,判刑十年。这批人刚抄了家,那批人又来了。一直折腾到六七年秋天李医生被押送农村,交贫下中农监督劳动,家里才没人来了。

  家中少了两个人,但是多了一个人——我和茨林新生的女儿高林。孩子在六七年元月初降生,正是恐怖的高峰时期,家里人来人往,革命群众红卫兵乱翻乱砸鬼叫狼号。混乱中岳母一直抱着初生的婴儿,轻轻抚拍,不断耳语,不让受到惊吓。孩子在她怀里,一直都很安静。岳母沉静的目光、镇定的语音,成了全家的慰藉。茨林说,吓人劲儿的时候,只要看看她妈的眼睛,她就不那么害怕了。那种处变不惊、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境界,我很佩服,也很想学,但是学不到。

  人潮过后,是冷寂。老爸小弟走了,生活无着,没人上门。邻居同学遇见,躲着走不骂一声狗崽子的,就该算是好人了。岳母带着茨林姐妹三个,清理劫后,检点残余,该洗的洗,该修补的修补,该放在哪里的放在哪里,一扫狼藉。窗格子拼凑复原,糊上了新的白纸。到我出了牛棚,可以请假进城来看望她们的时候,屋里窗明几净,又有了生活的气息。吃饭前,大家仍然低头默坐片刻,无声地,感谢上帝的保护,为受苦的亲人祈祷。

  姐妹三个,都失学在家。岳母叫她们别急,说别人上学,也是白上。都革命去了,串联去了,好老师都打倒了,还学什么学?她每天教三姐妹学做鞋,学裁剪,学编毛衣,学炒菜做饭补锅补碗各种家务。还为了织毛毯,打造了一个木架子。但是生活无着,前途茫茫,也不知道受害的亲人们现在都怎么样了,再忙也盖不住心焦。一天中我好几次看到,三姐妹中的这个或者那个发呆。岳母说她们被惯坏了,经不起摔打。要不是她们离不开她,她就要到农村照顾岳父去了。她说,他爸一辈子治病救人,就是干不来个农业活。六十多岁了,又瘸着一条腿,没人做个饭洗个衣服,怎么能行?

  不久,党中央搞下放知识青年的运动。不知道有没有政策精神,实际上反革命家属首当其冲。三姐妹都被送到了农村。茨林带着高林,到了沙漠边缘东方红公社的向阳大队。两个妹妹到了跃进公社的延安大队。

  岳母不是知青,本可以留在城里。她主动向“下放办”提出要求,把她安排到红旗公社李医生所在的长征大队。那时街道里弄村庄,都是这一类名字,现在回想起来,几乎分不清哪里是哪里了。只知道她那一带,原名郭家堡。

  在河西走廊,敦煌算是个物产丰富的县,郭家堡也算是县里比较富裕的地区。社员的劳动工分,属于全县最高标准。从敦煌到玉门的公路(据说原先就是阳关古道)打那里通过。长征大队离公路不是很远,交通也可谓方便。队里给了李医生两间土屋,门窗炕灶齐全。不会干农业活,就安排他放牛。队里有十几头牛,他每天赶到野外放牧,早出晚归。风吹日晒很苦,但是自由。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向上帝祷告。

  不料有一天,一头老黄牛跌断一条腿。大队支部看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第二天收工以后,开了个全大队的斗争会,把他吊在篮球架上批判,打击反革命分子破坏生产的气焰。受伤的牛,大队宰了分了,没他的份儿。但要他赔一头牛。赔牛的钱,从他每日的工分中扣除。扣多少,扣多久,都不知道。总之他继续放牛,除了口粮再没工分。

  我岳母去后,为挣一份工分,和队里的劳动力一同出工。收工回家,洗衣做饭之余,自制土坯,改盘了炉灶,增建了杂物间,养了一群鸡,一头猪。哪个鸡猪有病,自己针灸治疗。屋前屋后,都种上了蔬菜。最不可思议的,是一点一点地,挖出了一口井,从此用水不必跑远。还挖出了一个地窖,可以把蔬菜储存在里面过冬。她常说,完了要到茨林那里和茨恩那里,都住些日子,也帮收拾一下。她常说,她们被惯坏了,二十多岁了还嫩生得很,怕她们吃不来这个苦。

  茨林带着高林,到那个沙漠边缘的小村,没能坚持下来,竟然一病不起。我从酒泉赶到时,她刚刚停止呼吸。岳母已几天几夜没睡,告诉我遗体尚温,要我摸一摸。我刚摸过,又要我再摸。一次一次,几乎不许我的手离开。声音里带着哀求,眼睛里固有的沉着冷静全没了,有的只是绝望和惊恐。

  我也绝望,我也惊恐。这时我才知道,悲痛是不能分担的。岳母所承受的,不会因为我也承受而减轻。反之,我也一样。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自己的全部,为了曾经有过的爱。

  入殓时,她把茨林生前较好一点的衣服鞋袜全都放进了棺材。但细心地剔除了所有的动物毛皮制品。她担心那些动物的鬼魂,会在地下向女儿索取。这种同她的宗教信仰完全没有关系的想象,其强度也就是爱的强度。我是无神论,也受了她的影响:事后想起茨林的皮带没换,不由得大吃一惊。

  丧事毕,我带着高林,要赶回酒泉。岳母半夜里起来,烙了些饼,给打在包里。赶着一辆队里借来的驴车,送我们进城搭汽车。我劳改时学会了赶车,要求执鞭。赶了半里把路,她说这样不行,还是我来吧。我刚从她手里接过高林,还没坐好,就听见鞭梢在空中噼啪一响,车子一下子就加快了很多。此后她一动不动,只偶尔吆喝一声,驴儿乖乖地直跑。

  时值残冬,寒风夹带着细沙,扑面尖利如刀。我们都紧紧地裹在老羊皮大衣里面,一句话不说。风声呜呜,蹄声得得,只觉得道路漫长。

  到得敦煌城,刚刚赶上汽车。高林睡着了,她嘱咐我小心,“别让孩子醒了,要哭。”车行渐远,回头望,她一直在目送我们。一动不动站着,铁铸一般。风沙漠漠,白杨萧萧,一片孤城万仞山。

  那年夏天,她给高林和我做了几件衣服,到酒泉来看望我们。我事先不知道,正在放了暑假的酒泉师范礼堂,给地区革委会主办的农业学大寨展览画画。她先到地区革委会打听到我的下落,一路问了来。带着高林,在一个教室里,把课桌拼在一起,住了几天。给我们把所有的脏衣服破衣服都洗净补好,才回敦煌去。

  八十年代中期,八十高龄的李医生获得平反,在敦煌城里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名医悬壶,门庭若市。那时我在成都,茨林的妹妹茨恩来看我和高林,说她妈常叨叨,要是茨林还在,跟她爸学医多好。

  此文为“我的三位岳母”之一。之二将于11月12日在本栏目刊出。

  高尔泰:美学家、作家,现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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