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袁守龙见证了庞大的举国体育体制怎样从经验主义时代转身，开始迎接运动科学的挑战。
撰稿／汪伟（记者）
“科技奥运”是中国为２００８年奥运会制定的口号和目标之一。口号的意思是，在奥运场馆建设、比赛管理和支持系统的建设中，将应用大量新技术。科研人员受到鼓励，将他们的专业技术，应用到和奥运相关的课题上。 袁守龙是繁忙的专业技术人员中的一个。在专门备战奥运的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奥运会办公室，袁守龙是一名普通处级官员，也许可以称作年轻有为的“技术型官员”。２００４年，他作为中国皮划艇队的副领队和队医，率队拿到一块金牌，创造了中国水上运动的历史性突破。 那时候他还是北京体育大学的博士生。中国皮划艇队以博士云集著称，２００４年共有５位博士和博士生为夺金计划工作。因此，皮划艇的奥运金牌被认为是体育科研人员的成功。 在此之前数年，袁守龙一直在地方体育队出任队医和技术人员。竞技体育是运动明星的舞台。但在明星的光环背后，科研人员付出了长时间的努力，试图揭开运动和训练的规律。竞技体育的赛场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了科研力量的竞技场。年轻的袁守龙是一个见证者，他见证了庞大的举国体育体制怎样从经验主义时代转身，开始迎接运动科学的挑战。 历史性的突破 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８日，在雅典马拉松区的斯基尼亚斯的奥林匹克赛艇皮划艇中心，举行了雅典奥运会男子双人皮划艇５００米决赛。中国选手孟关良和杨文军靠０．０７２秒的优势，幸运战胜了古巴和俄罗斯选手，摘得金牌。这是中国水上运动的第一块奥运金牌。 和前一天刘翔夺得１１０米栏金牌时举国欢庆的场面相比，孟关良和杨文军的胜利要寂寞许多。然而，这块金牌很快被看做是中国体育训练科学的历史性成就。雅典奥运会后，支撑皮划艇训练的科技成果，被授予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体育界前所未有的事情。 实际上，皮划艇金牌是一块惊险的金牌。由于出发失误，夺冠热门孟关良和杨文军直到冲刺阶段的最后三桨，才决出了微弱优势。这也是一块惊喜的金牌。领桨的孟关良和划第二位的杨文军曾都是单人皮划艇冠军，最好成绩分别排名世界第五和第七；两人本来是水上一对老冤家，没想到，在搭档不到一年之后，成为了双人皮划艇的奥运会冠军。这一历史性成功的背后，是一项不为人知的研究。 “这项研究是关键性的”，袁守龙说，“它解决了孟和杨谁领桨、谁划第二位的问题。” 关于孟关良和杨文军如何配置，一直是男子双人皮划艇队的难题。两位运动员都希望领桨。因为对单人皮划艇选手来说，划双人艇的第二位需要接受迥异的训练，最终会破坏已经成熟的单人划技术。 虽然没有冲击世界冠军的实力，但孟关良一直是亚洲排名最高的单人皮划艇选手，杨文军则是这一领域的后起之秀。谁也不愿意冒险放弃自己领先亚洲的单人皮划艇事业，去冲击一块尚属未知的奥运金牌。 波兰裔加拿大籍教练马克希望由杨文军来领桨，让孟关良划第二位。悬而未决之际，袁守龙邀请一位医学教授来讲解肌肉，希望了解到皮划艇运动员的肌肉形态问题。这次学术交流启发了他。皮划艇队随后决定专门立项，调查孟和杨的肌肉参与用力的状况。研究结果出来之后，袁守龙和他的同事们从这项研究中找到了问题的解决方法。 袁守龙认为，由于孟关良从小练习游泳，在用力过程中整个肌群用力均匀，拉桨节奏好，而自幼训练皮划艇的杨文军爆发力好，拉桨速度快，主导划奖的肌群贡献非常高。如果让孟关良划第二位，他的拉桨速度和频率赶不上杨文军，就会形成扭转力矩，导致皮艇不能直线前进，从而事倍功半。而让杨文军划第二位的话，不仅可以在后程冲刺阶段发挥他的爆发力，还可以发挥孟关良的优势，有效控制途中的拉桨节奏。 技术人员努力说服教练马克，让他接受了这个基于数据分析的配置。孟关良和杨文军组合迅速崛起，在奥运会之前的亚洲锦标赛上划出了１分４０秒的成绩。这个成绩与同期举行的欧洲锦标赛最好成绩相同，二人随后又获得德国杜伊斯堡世界杯冠军。孟关良与杨文军此后就成了雅典夺冠的热门组合。 令人郁闷的传统 科研人员已经渐渐改变体育训练中的边缘位置，开始向决策中心转移。十几年前的情形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 １９９０年，从安徽中医学院毕业后，袁守龙被分配到安徽省体委从事医务。一辆车把他送到合肥郊区的山沟里，他下了车，眼前是安徽省体委第二训练中心，然而情景很是出乎他的意料；训练场坐落在山区，两排平房坐落在比人还高的荒草之间。他趟着草地中的小径，带着自己的吃饭家伙：针灸工具，走向自己的宿舍。 袁守龙几乎是学校里最早进入体育机构工作的毕业生。学校里推荐他的原因，则是因为他曾是校武术队的队员，对体育有所了解。但是事情并不像他的老师想象的那样简单。运动伤害是运动员最可怕的敌人，袁守龙所学的是中医临床知识，对预防运动伤害却一无所知。他的诚恳得到了队员的认同，针灸也帮他树立了最初的专业形象，可惜，在１９９０年代初，在一个省级的运动队里，运动医学完全处于一片空白的状态。 袁守龙天性喜欢钻研，也像那种对工作环境不满意的年轻人一样，强烈地抱有改变现状的期许；他试图了解运动训练的过程，寻找运动损伤的特性。 当时在运动科学先进的国家，队医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医生形象。他们负责收集和分析运动员在运动前后的生理数据，这些数据是教练员和运动员安排训练的主要依据之一。从这个角度而言，队医已经是主导着运动科学发展的前沿人物。然而，在中国，在体育训练基本靠经验的１９９０年代初期，袁守龙在知识上的不满足感带给他的往往不是激情，而是郁闷。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在江苏南京举行了全国赛艇锦标赛，附带举行了一场医疗与赛艇运动相关的论文报告会。没有人通知袁守龙。他偶然在办公室人员的办公桌上看到这份通知，于是向会议提交了一份论文。尽管他是一个刚刚毕业的中医学院学生，他仍然被安排在第二个宣读论文。 “这不是说我的水平高”，袁守龙说，“而是根本没有人重视这样一件事情。” 在这种沉闷的专业环境中呆了３年后，郁郁不快的袁守龙准备离开体育系统。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很多蜗居在小地方的年轻人对南方发生了浪漫想象，让他们渴望摆脱身边陈旧的体制。 “我也感到热血沸腾”，袁守龙说，１９９３年，他终于做好了下海经商的准备。一位熟人推荐他到一家深圳的医药公司去上班。他准备在当年的全运会之后辞职。 全运会在成都举行。水上项目的比赛场地在四川新津。袁守龙随队赴赛，为参赛的安徽选手提供医疗方面的服务。但安徽队成绩很不理想，参赛运动员早早出局了。比赛后半程的一天，袁守龙一边琢磨着辞职和去医药公司面试的事，一边到食堂去吃饭。国家赛艇队的熟人刘爱杰把他叫住了，邀请他作为医生，在全运会之后参加国家队队员的选拔测试。 刘爱杰告袁守龙，测量工作需要两天时间。但这两天时间改变了袁守龙的选择。他最终没有去推销药品，而是留在了体育界，并被抽调到国家赛艇队，备战１９９３年的赛艇世锦赛和１９９６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 见证转变 改变命运的机会是偶然的，几乎稍纵即逝。１９９３年，袁守龙随中国国家赛艇队赴布拉格参加世锦赛，重新考虑自己在体育界的前途。有了在国外参赛的经验，他已经强烈感觉到，队医在中国是一个被低估和忽略的岗位。 运动医学的主流已经从治伤转移到防伤上。由于运动量过大或训练不当导致的运动员伤病普遍存在，一旦发生严重伤害，就会宣告运动员运动生涯终结。队医只能在事发之后进行救治，而无法也无权参与训练前的规划。 世锦赛之后，袁守龙没有立刻回到安徽，而是继续留在国家队在广东肇庆七星岩备战１９９４年的亚运会，并且带着诸多疑问，转行报考了北京体育大学的研究生。 从１９９３年开始，袁守龙开始参加教练与运动员的会议，了解运动员的塑造。他努力开始从一个普通医生向皮划艇队的科研医生转向。皮划艇队给了他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并且按照国际惯例，开始针对运动员，进行日常性的血、尿、晨脉等运动数据的测量。这些数据渐渐开始成为训练的依据。 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袁守龙返回安徽省体育局，先后在男子举重队和射击队带队训练，直到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１年，他考入北京体育大学读博士学位，经历了辞去工作、丢掉工资和前途未卜的阵痛，直到老熟人刘爱杰奉命组建国家皮划艇队，再次邀请他过去帮忙。 帮忙的内容和１９９３年那次一样，要求搞出一个测试方案，据此选拔国家皮划艇队的运动员。到这个时候，皮划艇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极其陌生的，皮划艇运动被人称作中国体育最落后的项目，奥运会最好成绩是第四名，２０００年更是没有一名运动员参加悉尼奥运会。刘爱杰组建皮划艇队时提出的目标：雅典奥运会拿金牌，一时甚至在各地征调入京的运动员之中，也隐隐有变为笑谈的可能。 雅典之后，金牌让这项运动开始为人知晓。同时，这块金牌似乎反过来证明了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优势。很少有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将如此落后的体育项目迅速推上奥运会的领奖台。 的确，国家投入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雅典奥运会之前，国家体育总局在水上项目中的投入达到了２０００万之多，使训练器材设备逐渐能够与国际一流水准接轨。这些投入是时任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发起的“１１９工程”的一部分。这项工程是以田径、游泳和水上运动这三个基础项目在雅典奥运会所占的金牌数命名的。这１１９块金牌，向来是西方体育强国争夺的目标，也一直是中国的软肋。水上运动甚至陷在颗粒无收的尴尬局面之中。突然翻了一倍的投入使水上运动能够聘请外籍教练，更新装备，并且针对这一项目开展科研，为训练中的改革作准备。 如果没有举国体制，水上运动在２００４年的突破也许是不可能的。很多人对因此对这种饱受争议的体制抱着矛盾的看法。 和很多少壮派的运动科研人员一样，袁守龙已经发现，在传统的西方体育强国，运动已经和科学技术和商业水乳交融，对竞技体育产生了强劲而长久的推动力。中国正在努力引进最新的训练设备和技术。经费短期内不是中国竞技体育的瓶颈，但要保证中国成为传统意义上的体育强国，也许需要更多的变化。 ２００７年，袁守龙从清华大学控制学博士流动站出站。他的博士论文和博士后课题，都与奥运有关，属于国家奥运科技攻关的一部分。他的研究将被用于支持中国的运动员在２００８年取得更好的成绩。但他的兴趣已经转向了体育管理。他离开了皮划艇队，在国家体育总局中担任了一个行政职务。这个职务也许会成为他的另一个转折点；他已经见证了举国体制下竞技体育训练方法的转变，或许他还可以看到更深刻的、发生在管理体制上的变化。也许未必，或者可能相反，这个职务也可能把这个从针灸医生起步的运动科技人员，重新纳入体制内的老传统，将他塑造成一个按部就班的体育官员。 不管怎么样，他很期待奥运会的到来。可以预见，和雅典奥运会一样，北京奥运会将很大程度上改变他的生活。往１７年前、袁守龙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看去，那时候的中国人很难想象，短短十几年后北京会举办一次奥运会。如果没有奥运会，袁守龙，这个个子不高的中年人，就不会有如此有趣的人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