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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对人类健康威胁最大的病毒是什么？
◎鲁伊2007-09-25
你的脑中，或许马上会闪现出艾滋病毒、禽流感病毒、SARS病毒、脊髓灰质炎病毒、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等种种答案。但实际上，正确答案，却是乙肝病毒。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截止到2005年的统计数据，全球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总数超过20亿，其中3.5亿人会成为慢性乙肝患者。亚洲是乙肝病毒肆虐的重灾区，全球2/3以上的慢性乙肝患者生活在亚洲。而根据1992年全国乙肝血清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中国的乙肝病毒携带者近1.3亿人，平均每10个人中有一个，感染率更高达57.6%。 如果说这个有15年历史的调查结果已经不能反映目前的发病趋势，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每月公布的传染病疫情报告中，或许能瞥见问题一斑:2007年8月1日到8月31日，全国（不含台、港、澳地区）乙肝发病人数12.4674万人，死亡80人，高居榜首。与此相对照，艾滋病，发病717例;禽流感，0例;SARS，0例;脊髓灰质炎，0例。 乙肝病毒不像艾滋病毒那样，短短几年中就会致人死亡。但是，这个沉默杀手的伤害力一点都不比那些臭名昭著的病毒弱。迄今为止，全世界没有一种药物可以根治乙肝。慢性乙肝病毒感染是导致原发性肝癌——最难治疗的一种癌症，即使在美国，5年存活率仍不到10%——和肝硬化的最主要原因。没有适当的治疗或监控，1/4的慢性乙肝患者会因这两种疾病而死亡。 然而，乙肝病毒又是最容易预防的病毒之一。 与人们通常所误解的不同，乙肝病毒的传播，主要通过母婴、血液和性交三种途径，有人将这三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连起来，形象称其为“BBS传播”（两个B分别代表Birth和Blood，S代表Sex）。控制好这三个环节上的交叉传染，就几乎扼住乙肝病毒的喉咙，而这场预防战争中最有力的武器，便是疫苗。 1967年，萨尔·克鲁格曼（SaulKrugman）率领的研究小组历史性地发现乙肝病毒（HepatitisBVirus）后不久，以乙肝病毒感染者血清制成的第一代乙肝疫苗就在实验室中诞生了。从1986年开始，更安全、有效的新一代商业乙肝疫苗出现，制药厂之间的互相竞争，使得疫苗的价格20年中迅速下降，从最开始时的150多美元一剂，降低到现在的几块钱人民币一人份。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未感染乙型肝炎病毒的人，按规程注射3针乙肝疫苗，95%以上可以获得对乙肝病毒的终身免疫能力。那些第一轮注射无免疫应答的人，再次注射后，44%到100%的人也可以获得免疫力。 疫苗的注射时间，直接影响到它的效力。乙肝病毒有个很奇怪的特性:对于免疫力强的成年人，一次性大量接触乙肝病毒，要么爆发来势汹汹，但绝大多数会在短期内好转并从此具有免疫力，要么并不发病而直接获得免疫，很少转变为实际上更为危险的慢性乙肝。但是，对于免疫力较为低下的新生儿和儿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出生时感染乙肝病毒的孩子，90%会转变为慢性乙肝患者，如果在1岁以前感染，这个比例会下降到30%。如果5岁后才接触乙肝病毒，则只有6%的人会成为慢性乙肝病人。 因此，乙肝疫苗注射时间越早，作用就越好。如果可以在出生的24小时内接种第一针乙肝疫苗，即使母亲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也能成功实现母婴阻断。而随着时间流逝，预防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事实上，在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乙肝免疫指导大纲中，甚至建议在乙肝高流行率（大于8%）的国家中，没有必要在普通成年人群中接种乙肝疫苗，因为这些人极可能已经在成长过程中接触过乙肝病毒而获得免疫力或被感染——在这两种情况下，乙肝疫苗都没有作用。 乙肝病毒和疫苗的这些特性，注定了遏制乙肝流行的努力，从根本上必须也只能是一种国家行为。80年代早期，美国最先开展了面向新生儿和学龄儿童的乙肝疫苗国家免费接种行动。效果极其显著:乙肝发病从80年代的每年平均26万例减少为2004年的不到6万例（其中未能为计划免疫所覆盖的亚裔新移民占绝大部分）。根据2002年发表在《传染病学报》（JournalofInfectDisease）上的一项抽样调查结果，到1998年，美国乙肝病毒的新感染率，已经降到每10万人3例。 美国的成功经验，催生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对抗乙肝全球战略。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全球所有国家将乙肝疫苗纳入国家计划免疫的范畴内。沙特阿拉伯是这一轮行动中的模本。在实行儿童乙肝计划免疫项目后，仅用了8年时间，就将儿童的乙肝病毒感染率，从7%降到了0.5%。 1992年，中国开始将乙肝疫苗纳入计划免疫管理，要求所有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但是疫苗和接种费用由家长支付。2002年，乙肝疫苗被正式纳入计划免疫，疫苗免费，但家长仍需支付少量接种费。决定性时刻出现在2005年3月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颁布第434号国务院令，公布了《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对全国所有新生儿，实行全部免费的乙肝疫苗接种。 之所以经历如此曲折过程，卫生部计划免疫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刁连东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经费，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他算过一笔账，单卡介苗、脊髓灰质炎疫苗、百白破疫苗、麻疹疫苗和乙肝疫苗这五种疫苗，如果全部由国家财政负担，每年至少是50个亿的开支。但这远远不是最大的问题。更困难的，是计划免疫所需要的人员培训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光是“冷链”——疫苗对温度的要求相当苛刻，乙肝疫苗的生产、运输和储存，都需要在2到8摄氏度的环境中，这一环环相扣的物流系统，被称为冷链——在边远地区，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这个问题上，卫生部显示出了难能可贵的开放姿态。无论是与国际扶轮组织的内地贫困地区乙肝疫苗接种合作项目，还是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和儿童疫苗基金在疫苗和注射器材采购上的合作，乃至最近的与肝炎防治基金会和斯坦福亚裔肝脏中心在青海开展的50万儿童接种项目，引入的，并不仅是必须的资金，还有影响更为深远、超越了乙肝这一话题范畴的人、经验、管理制度和公共卫生理念。所有这一切，让我们有理由期待，在美国和沙特出现过的奇迹，可以在中国重现。 9月10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国科协年会上，履新不久的卫生部长陈竺说，“中国要把乙肝大国的帽子扔到太平洋去”。一位与陈竺相识多年的流行病学家谈及此事，面带意味深长的微笑:“你什么时候见陈竺说过没把握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