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高超的技艺,却印证着一部流浪汉的精神消亡史,不也太令人难以为怀了吗?
□龚鹏程/文《财经》杂志/总195期
在中文语汇中,艺,本意是种植,现在我们说“莳花艺菊”的“艺”就保持着这个含义。后来,艺也指植栽的技术,所以又有方法的意味或技术的意思。如孔子说“吾不试,故艺”,就是讲他因屡试不用,因此反而具备了许多技能。一般我们讲“技艺”便是此意,“艺术”一词也是由此而来。但植栽之艺,毕竟只是艺术中之一小部分。大部分的艺术好像都不似植栽那样,需要定着于某一方土地上,而是流动着的。 诗人济慈曾经感叹诗人的名字往往写在水上。他是慨喟着诗人的生命,可也不妨借以形容诗人的生活。自古以来,诗人就常是行吟流浪的。古希腊游吟诗人,世所能详,我国则纵横辞赋之家,皆出于古之“行人”。行人振铎采风,既是收集歌谣者,亦是创作者。后世乐府,辄有歌行,长歌行,短歌行;那些长谣短章,名之为行,固是音乐曲调的缘故,恐怕也指明了行歌过市的动作。待屈原流浪于江畔,所谓“屈子行吟”,这行者与诗歌的关系,便再也摆脱不去了。 文学以外,吞刀吐火的幻术、咒禁符箓的道术、传移模写的美术,哪样不与流浪者有关呢?看着他们,便要感慨时代虽然颇有变化,但这可贵的流浪卖艺传统竟未断绝,几千年来,依然一仍旧贯。许多时候,社会主流正统阶级是敌视且蔑视这些流浪者的。宗教在草创及推广时期,老希望游吟者代为传唱自己的故事。等它掌权后,就开始禁止流浪者再去讲唱那些民谣、古歌、老传说、恢诡不经的故事,或去演魔术变戏法。对于流浪汉的技艺,各教皆不苟同,且各思禁遏之。 宗教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与它所形成的伤害其实一样巨大,甚或还更大些,压抑流浪者及其艺术,仅只是其中一端。但这似乎也不是宗教独有的态度,中国没有伊斯兰教、基督教独掌政教大权的那种时代,但政府对流浪汉的态度又何尝优容、何尝礼遇了?历来“良贱制”都把艺人流浪汉列入贱民之列,禁止他们参与科举,亦不得匹婚士族,此即可见政府颇不以流浪汉为然。因此,流浪汉在卖艺作场时,虽可获得企羡的眼神和热情的掌声,但他们总是孤独和受鄙视的。上层及主流社会打心底瞧不起这些人,偶尔“娼优畜之”,就自以为给了他们莫大的恩宠。在社会上享尽了掌声,又受尽了奚落;既游于公卿之门,享用着“朱门酒肉臭”之生活,又品味着“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之生涯的流浪艺人,乃只能独自浪迹于天涯。因为这个社会并不属于他们。他们只能在社会的边缘上游走浪荡。他们总是一个人,或靠着一二亲人相伴,扶持而行。所以卖艺的常是父子档、兄弟档、父女档的形式,最终形成一个家族或拟家族。 到十世纪左右,才在欧洲出现了民间歌手和演员的协会。本来也许类似同行业者间的聚会,后来就组织化了,变得有工会的性质,且范围越来越大。原先可能只是某一类艺人的组合,其后就渐渐把所有卖艺的都含括了进去。但这类协会有其他人类正规社会的一切性质,即体制化、规范化。因此一旦形成协会团体后,流浪汉们就渐渐动不了啦。 例如,协会总是依城市或国别来建立的,要保障属于该城市该邦国艺人的权益,故亦受当地政府之监督与管辖。可是流浪汉本来却是穿州过府,不隶属于什么地方的。组织化、社团化了的流浪艺人,乃因此而土地化,逐渐要凝固在某一个地块上,不能再像水一般,四处游走流荡了。艺人之艺,亦渐渐不属于他自己。他的演出,常被视为代表某个城市、某个邦、某个国家。邦城国家间更常利用艺人来角技竞争,以炫耀本城本邦本国的声威。 更进一步的土地化、乡土化,就是河北省吴桥这样的情况。流浪的艺人不再流浪了,他们已定居在这个乡里。大家在此切磋技艺,也在此生活。当然,出演也已非“演出”,而是招徕,希望招揽游客到吴桥来看杂技。主客易了位,游人变成了居人,观众反倒成了游客。而就算是出去做巡回演出,暂做行人,申张的,也是地方的荣光;先是打响本乡吴桥的名号,次则为河北争光,再则出去“为国争光”。 吴桥的杂技,当然是了不起的,观之足以令人瞠目结舌。但如此高超的技艺,却印证着一部流浪汉的精神消亡史,不也太令人难以为怀了吗? 龚鹏程:学者,原台湾佛光大学校长。近年以讲座教授身份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游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