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朱文轶 9月1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公布了明年对血液制品实行强制性检验和90天检疫期的办法，这是2004年以来包括整顿单采血浆站、地方血浆站改制在内的一系列措施的延续。但决策部门可能仍要面对新问题:因为监管带来的“血源短缺”。 需求 血液制品需求量的迅速飙升让一些用血单位有些措手不及。即便是世界血友病联盟广州中心的所在地，广州南方医院的状况也不容乐观:“八因子”断货已经两个月。这种凝血因子是血友病人的唯一救星。 血友病治疗中心负责人孙竞说，南方医院院长日前专门开会，“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把八因子买到”。但到现在仍然没有货源。他们试图向其他省的医院求助，结果大家的情形大同小异。所有人都在为这种紧俏商品奔波。上海仁济医院仅有的少量库存来自安徽绿十字公司所剩无几的“尾货”;瑞金医院这所上海最著名的血友病医院里，“保命”的几支药，由上海市政府出面向血液制品企业调拨而来。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血制品“八因子”引发血液传染病的案例正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消失，突如其来的“断货”却使血友病人身陷“无药可施”的另一种危机:后者同样致命。 血液制品紧缺的不止是“八因子”，另一种“救命药”，“人血白蛋白”两个多月前就已经处在断货边缘。在北京这样医疗资源充足的区域，城八区医疗机构对人血白蛋白、静脉丙球、特异性丙球蛋白这些血液制品的使用全部进行了严格控制。 对那些大大小小的血液制品企业，这不过是一次望梅止渴的财富机会。他们力不从心。事实上，根本没有足够的血浆来供给他们的生产线。“莱士的‘白蛋白’，就是内部职工购买，也不会打一分钱折扣。”唐建说。这位知名生物企业“莱士”的负责人承认，对“莱士”而言，“有浆就有钱”，无奈“每年300多吨的投浆量根本满足不了工厂的需求”。 卫生部《关于单采血浆站转制的工作方案》施行后，原先采浆划片规定基本被打破，血浆采集的市场化程度已得到提高，但和当年一些地方血浆私采泛滥的局面相比，现在则是“僧多粥少”。绿十字（中国）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经理祁斌说，“国内5大血液制品企业，设计生产能力都超过1000吨，但目前实际生产能力徘徊在300吨。不是生产能力不足，而是浆源不够”。国内正常经营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共计30家，其中10余家处于半停产状态，正常生产的只有20家左右。 “华兰生物”的负责人安康表示，2004年以前，全国血液制品企业血浆供应量在4500吨到5000吨之间，现在下滑了50%以上。需求却在急剧上升。 血站 “血浆”成为奇货可居的资源同时，“血站”就再次成为一场战役上的关键棋子。 “血站”是血液制品领域产业扩张的产物。北京天坛生物总经理姚桐利说，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临床需要的主要血液制品基本依赖进口，80年代后，我国推广单采血浆术解决了原料血浆供应问题，血液制品行业得到迅速发展。当时，国内6大生物制品研究所隶属于卫生部，在血液采集中逐渐形成了卫生部系统管辖下的各地方血站，由于血液制品利润较高，地方血站发展迅速。 血站扩张一度引起了血液领域管理的失控。从1995年河南发现因输血传染的艾滋病病例后，卫生部门发布的管理条例虽然约束了私自采血行为，却没有解决“血站”自身的问题。许多地方血站与卫生系统采取挂靠制，官办私营的局面比纯粹的私人采血还难以控制。“一些地区采血条件简陋，存在采脏血、频繁采血现象。”医学专家蔡秉明说，2004年5月，国家四部委联合开展了单采血浆站整顿行动，全国156家单采血浆站关停了36家。 监管措施继续细化:为进一步规范血站，2006年4月，卫生部会同“发改委”、“国资委”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9个部委共同制定了《关于单采血浆转制的工作方案》，旨在进一步落实《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6～2010年)》关于重点“控制经血传播艾滋病和其他疾病，理顺对单采血浆站的监督、管理体制”，即清理生产者与监管者的边界，斩断单采血浆站与生物制品公司及政府职能部门的利益关系，以控制经血传播艾滋病和其他疾病。姚桐利表示，具体做法就是由血液制品企业收购血站，形成血浆原料一对一的供应。 血制品短缺被普遍看做是2004年以来这一轮国家严格整顿血液市场的滞后效应，但把“血荒”完全归咎于2004年关停36家“血站”并不公允。“现在的血浆短缺并非全是‘资源型’的，某方面，它是‘制度型’。”蔡秉明认为，以血液安全为初衷的“血站改制”遇到了地方现实，它引起了新的失衡。 他说，县级单采血浆站有两副面孔，一方面，它是由县级卫生行政部门设置的事业单位，在编制上属于卫生行政部门，受同级卫生行政部门监管。另一方面，它几乎全部为自收自支、自给自足的独立法人，在为生物制品企业提供原料时，又是企业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采血过程变得漫长。“拿山东的6家血浆站来说，齐河、章丘、阳谷、莘县、郓城和夏津的血浆站，从供浆员处收取580毫升(600克)血浆，只需付90元，然后再以每吨血浆20多万元的价格卖给生物制药公司，每袋赢利在40元以上。”
没有地方血站在改制中愿意轻易放弃这样的“‘三产’摇钱树”。蔡认为，单采浆站主要集中在广西、贵州、四川，仅贵州一地血浆资源就占全国的1/3左右，由于血液资源不均衡，在企业与血站签约中，地方政府往往以满足本省血液制品为前提，一些大的血液制品企业像上海生物制品所、华兰生物、上海莱士反而丧失了原有资源。据了解，长春生物制品公司停止生产人血白蛋白的原因，是原来供货的3家血站中，一家倒闭，两家由于地方保护签了本省企业，使得长春生物手中的原料不能满足生产。 争夺又一次回到“血站”上来，能够拿下多少“血站”意味着企业可以开放多少产能。姚桐利说，一对一供应等于血液制品企业重新划分血浆资源，在国家不开办新血站、关停不规范血站、血站减少的情况下，血浆资源炙手可热。 这加剧了资源紧张，血液制品企业不得不在收购“血站”中花大价钱，血站则抬高了收购价。天坛生物目前收购的4家血站花费已经超过2000万元。今年4月，华兰生物公司以4360万元竞拍到重庆市唯一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重庆益拓的全部资产。当时，该竞拍的底价仅为2300万元。 落差 卫生部门有关人员表示，几年前严厉打击的血液违法今年略有回潮。非法组织他人卖血的“血头”重操旧业，在一些地方，有偿献血仍旧是临床用血的主要来源。 对于血浆管理，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全部由政府财政支持运转，病人用血及制品全部免费;美国的血液管理体系则属于市场化运作，生产血液制品所需的原料血浆主要来自有偿供浆者，原料血浆和血液制品的价格也由市场决定。 “无偿使用血浆成本太高，中国目前仍无力效仿。在血液领域，中国仍处于双轨的两难中。”血液管理专家陈超文说，85元/580毫升的血浆收购价格仍是10年前的标准，另一方面，资源的逐年紧俏正在加大市场和计划价格之间的落差。 他说，血浆价格普遍从2004年初的22万元/吨涨到了27万元/吨以上，而付给每个献浆员献600毫升血浆的费用，仍然是当初的85元，对一个年采50吨血浆的单采血浆站来说，仅仅涨价部分的收益就至少在200万元以上。“献血者明显缺乏经济动力。血站受到献浆人数的限制:现在全国30万到40万献浆群体明显偏少，至少100万以上才能满足市场需求;同时，血液黑市又在暗流涌动。” 9月12日SFDA公布的一系列监管方案正是对这些负面趋势的反应。按照新“检疫期”制度(即窗口制度)规定，从明年1月1日起，原料血浆投产后需要放置90天，经对献浆员的血浆样本再次进行病毒筛查并检测合格，方可投入生产。90天检疫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一些病毒往往具有一定的潜伏期，如采集完马上进行病毒检测，往往检测不到，比如丙肝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70多天。实行检疫期制度有助于提升血液制品的安全性。“这既是将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对接，也是加强对一些非法采血的监控。”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他说，如果在新政正式实施前，“血荒”状况没有得到缓解，血液的“安全”和“短缺”将相互考验。因为原料血浆“检疫期”制度将大大增加企业资金周转的压力。以一家月投料50吨的企业为例，规定实施后就意味着其必须预先储备至少200吨的血浆原料，以保证第4个月开始有料可用。以1吨血浆原料35万元计算，其必须要有7000万元的周转资金用于采购原料。这对于资金量不够雄厚的小企业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如果一批小企业倒掉，原料紧张则有可能继续恶化，窗口制度将在短期内直接减少血浆供应的30%。 让人担心的是，供需失衡形成的新暴利期有可能重新带动“血浆经济”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强硬管制下的平衡会再度受到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