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不得提拔”与“百万重奖”，山西“环保新政”的要害是掐住了官员们上升的通道，这或许是政府强制主导与地方利益的左右手互搏。被改变的不仅是官场生态，强力“出手”背后，当地发展模式的争议仍时隐时现。 “刘向东是中国的环保英雄”，6月6日，官方媒体《山西日报》发表文章称赞这位现任的山西省环保局局长。 “刘向东精神”被认为是山西环保精神的一种代表，这在大陆官方语言体系中是相当高的认可。在此之前，刘向东建议对官员进行环保奖励，却引发巨大争议。 山西环保局在在过去一年屡有重拳出击。这一部门的“明星式”现象几乎可解读山西近年来变化发展的轨迹。 重赏之下有勇官？ “山西要摘掉黑帽子，戴绿帽子。”于幼军在5月份与媒体座谈时说，这位经常口出奇言的官员显示的是自己的决心。 与此同时，山西省环保局和财政厅想出了“高招”：凡退出全国大气污染最严重城市前5名的，给予重奖；空气质量指数位次前移10名的城市，给予特大奖。奖励最高额度达到200万元人民币。重奖的对象以个人为主，主要为各重点城市的主要负责人、分管领导、环保部门领导及有关人员。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200万元超出了以往的奖励尺度，山西省政府的诸多官员都表示这是“非常之举”。这则酝酿于今年两会期间的建议至今虽未形成文件，但已获得省长于幼军的同意。但这种由财政奖励下级官员的做法引起了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毛寿龙说“重奖具有积极的象征意义”；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成言称“这是一个笑话”。 李成言认为，高额奖励无论如何不符合政府规制的要求。“环保是他份内的工作，做不到的话，政府就应该有切实可行的严厉惩治措施。” 针锋相对的辩论在网路与现实间轮番进行，引得人事部官员都出来表示“此事不妥”，但山西官员并未理会这些言论。 “奖励百万”，只是山西环保新政手段之一。自2006年3月刘向东出任山西省环保局局长以来，一系列严厉的环保惩治措施先后出台，甚至有山西省3位市长，接到了环保局督促进行环保工作的公开信。 “领导干部最怕什么？最怕丢官摘帽，最怕升官无望。”山西省环保宣传教育中心主任李景平说：“抓住这个要害，山西建立了党政领导干部环保政绩考核制、环保一票否决制、环境保护问责制，这实际是建立一种核心的政治机制。” 以往，地方官员们对“经济”与“环保”虽然都唱高调，但大都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重赏之下，会有官员们挺身而出吗？ 政府“练习”左右互搏 此前，山西省环保局掀起的环保风暴被官员称为“大棒”政策。 河津市、孝义市，山西省百强市县的前2名，先后吃了两棒。孝义市在2006年9月被“区域限批”，河津市在今年3月被“限批”。2006年底山西省在对前20名经济强市的奖励中，这两个市又因环保问题被“暂缓奖励”。 但用环保政策来压制地方官员们的“经济冲动”，或许只能解一时之快。左右互搏，还需要更多的技巧。于是，“奖励制度”应运而生。 山西环保部门的官员称，今年省政府领导提出了奖励官员的想法。随后，刘向东开始酝酿环保奖励方案，期间，临汾市市长李天太又收到环保局的公开信，提醒对方“污染第一”的帽子千万不能戴了。在2006年的排名中，临汾市刚刚摔掉了倒数第1的帽子。按照官方排名，阳泉市由倒数第2前移为倒数第8。于幼军多次表示，要重奖阳泉市100万元。 “胡萝卜加大棒”，地方官员在谈到这一政策时说。 山西的“胡萝卜”政策并非单一用在“环保”上。“煤矿整治”、“安全治理”、“招商引资”中都可以见到这一模式的运用，似乎这已成为于幼军治晋的一种模式。 5月10日，几乎与“环保重奖”出台的同时，山西省政府下发文件，除再次重申“安全生产一票否决”外，特别强调了“对完成年度安全生产考核指标评为先进单位的市，分别奖励市人民政府30万元(其中市长、有关副市长每人5万元)；对完成年度安全生产考核指标的市，分别奖励市人民政府20万元(其中市长、有关副市长每人3万元)。” 尽管这一数目没有200万元来得显眼，但同样显示政府主管部门的“奖官”之意。吃不到胡萝卜，就会吃到大棒。官员们在这样的选择题中，会做出什么样的答案可想而知。 于幼军的山西“改革” “山西的问题就是官员的问题。”100多年前署理山西的巡抚张之洞说，这位清末名臣初到山西就看出了此地的症结所在。 事过百年，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曾总结山西官员的特点称，“山东人研究让谁去干，山西人研究要干掉谁”；“南方政府机关放手让企业家折腾，山西政府机关放手折腾企业家”。 于幼军，这位内地政坛新星面临的正是这样的官场文化。自2005年北上山西后，于幼军大刀阔斧式的改革被称为“山西新政”，而其最大的阻力也来自下级官员。 于幼军到山西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黑矿。令人难以置信，此前山西竟无这方面的数据。于幼军后来说，他“踩到了山西一根敏感的神经”。有当地官员委婉劝告，称其面对的对手和阻力不止是几千个非法矿主，而是2、3万甚至更多的县、乡党政和执法、管理部门的干部、工作人员。 但“发现黑矿，县长免职”、“举报黑矿，奖励5万元”的政策颇能说明于幼军的坚决，山西黑矿就此砍掉了4000多座。有人说“大棒加胡萝卜”的方法其时已略见端倪。 这一行动使得于幼军在2006年的人代会上以全票当选省长，创山西开放以来之最，投票者中不乏下级官员。
投票是一回事，要做到却是另外一回事，山西官员的观念并未有所改观，于幼军在2006年重提“打扫干净屋子再来请客”，这样的话他在湖南已经说过一次。 毛泽东说的另一句话“另起炉灶”，于幼军没说出口，但显然在身体力行。“环保新政”紧跟而来，一直在商业系统供职、其时为山西省供销社主任的刘向东领衔上马，这位自称“外行”的环保局长以法为枪，一系列动作显示其强硬的作风。 于幼军在山西赢得前所未有的官声，但山西官员仍在观察。“于幼军的难题是，当山西环保改变了，而山西经济没有改变时，山西的官员会改变他们投票的方式。”山西大学经济学系一位崔姓教授说。 一连串的世界500强企业家出现在山西。山西省政府也接连在上海、香港召开规模庞大的招商会。 在港招商期间，于幼军坦承，包括山西在内的中西部官员过去确实行政效率低下、政务环境不好，结果令海外投资者失去信心，甚至“让外商变成内伤”。于幼军称官员一定会改变观念，不改变的话会有人找他们算账。 “打扫屋子”与“招商”的治理模式，于幼军在湖南短暂停留期间即已使用。支持者们认为一以贯之的方法会给山西带来变化，但也有人不断质疑，一篇批评文章称，“山西永远不会成为深圳，照搬只能是死路一条”。 现时的山西，在中部崛起中仍面临着左右为难的定位问题。入晋3年，于幼军面对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他是被山西改变，还是改变山西，这仍是一个问题。 6月的太原，尘土飞扬，又一次大规模的修建在山西省会城市开始，以至于这个月太原的环境再度恶劣，环保官员们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太原市暂时顾不上考虑这些问题，因为9月份即将招开的首届世界煤炭博览会是目前山西的重点工作。 仿佛重新回到煤的起点。博览会相较以前的“订货会”不可同日而语，但模式的改变会否带来其他变化仍不得而知。在与山西特有的官场文化的博弈中，或许于幼军仍有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