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张余 居住环境是城市空间的细化和延续，我们选择的居住环境直接表达的是我们支持的生活方式和城市面貌，而城市的面貌将长久地规定着我们的生活品质和身心状态。所以对居住环境的仔细挑剔意味着对未来生活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规划。 耐久性、美观性、经济性、社会性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1961年曾就居住环境提出了4个基本理念:安全、健康、便利和舒适。一直到90年代，居住环境规划设计的目的，都是从这4个方面来提高居住环境的质量。近十几年来，随着可持续发展、环保、社区等社会问题的提出，以及小区对居民生活的多元化环境表达力不足，人与生活环境的角色关系也有很多转换，居住环境的理念因此已经超出了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4个方面。 中国居住环境的问题有一个根本的背景与世界很多国家不同，就是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城市化过程从1993年开始加速，那时候中国的城市化率是28%，十几年间，这个指标迅速上升，建设部2006年的统计是36%，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是43%，此外还有其他机构的估算高达50%。虽然在具体数据上存在差异，如果以平均值来考虑，这个速度远远高于世界上其他更早进入城市化国家的速度。不仅如此，专家预测，这个速度还将一直持续到2030年，才能完成城市化过程。为寻求就业机会从农村或小城镇聚集到大城市的人口数量迅速膨胀，阶层分化复杂，人口的流动性更强，经济增长、对住房的需求更急迫，种种原因导致城市的居住环境彻底改观。 2001年到2010年被研究者评定为中国实现城市化的基础阶段。和其他地区所经历的过程一样，这个阶段对居住环境的设计与选择将直接规划出居民未来的生活质量。因为对居住环境的理解早已经超出了所谓“景观”的小趣味，比如，1985年，日本在《新建筑学大系》中对住宅环境提出了联合国4个理念之外的考察指标，包括，环境的耐久性、美观性、经济性、社会性。其中的耐久性考虑了居住区的建成程度与环境安定之间的直接关系。对于成长中的城市来说，临时性环境是不可避免的，它包括建设中的工地、公交工程、临时道路等等，临时性环境的比例过大，持续时间过长，必定会给日常生活带来紧张感。所谓美观，包括历史环境保护，以及街区的意象，无论是建筑本身还是景观风格化的怪招并不一定符合美观的要求，因为风格化的特色与居住区中展开的生活关系不大，而且缺乏耐久性。经济的考虑是最直接的——在为居住所支付的费用与所换得的舒适度之间寻找到最佳比值。社会性是城市化已经完成的国家面临的最热衷的问题，于是对古典城市的怀念成为新的居住环境的参照。 “法律型住宅”到“新都市主义” 城市居住的环境问题最早出现在工业革命后的英国，主要是卫生状况的恶化，火灾和治安问题，1849年《伦敦建筑法》为解决这类问题规定了道路的宽度、住房周围空地等最基本的指标。其他城市也都有各自的建筑条例，此后由法律法规的力量控制居住环境的方式得到了普遍认可，城市规划随后也成为解决居住问题的手段。但根据这些条例建造的住宅被称为“法律型住宅”，大片的法律型住宅形成了单调、乏味的街区。芝加哥学派的路易·沃斯把这种现象概括为都市主义，其特征是人口数量巨大、高密度，各种各样的聚居区像马赛克一样拼接在一起。 1931年，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规划方案发表，是他的现代主义城市的集中体现，在这个方案中，城市是必须集中的，集中才被认为有生命力，由于拥挤而带来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其一是采用大量的高层建筑来提高密度，其二是建立高效率的交通系统。现代主义的一代大师都看到了汽车和技术作为重塑城市的新力量，他们设想的城市，强调的是速度、运动和效率，而古典小镇式的城市完全是为兜风者和保姆准备的小花园。1928年柯布西耶发表“机器时代的革命”的时候，就把整齐划一的住所当作是高效率社会的至高表达方式，认为城市就是部机器，居民应该忘记风景如画引起的愉快，应该拥护纯形式上的效率和功能。 几乎与此同时，出现了一种否定大城市、到郊外寻找居住地的新都市运动，1945年后，宜人的居住环境成为目标，《宜人与城市规划》中，D.L.史密斯对所谓宜人的定义包括公共卫生的宜人，舒适美观的宜人，由历史建筑和好的自然环境带来的宜人，完全对抗着对效率的崇尚。郊区化在思想上的先驱应该是霍华德，他是典型的19世纪英国式的社会改革家。他设想综合城市与乡村在创造舒适环境与经济效率中各方优势的花园城市，顺应这个理念的开发商建立了“田园城市开发公司”，所开发的郊外住宅新城对住宅楼的间距做出限制，交叉路口的视线做了减少遮挡的处理。总的设计意图是卫生的家庭，漂亮的房子，舒适的街区，健康的郊外，庄严的城市。美国的郊区化居住方式是霍华德思想的普及版，它利用郊区低廉的土地和自然环境、低密度的小住宅，来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这是50年前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郊区模式。 随着郊区化的扩展，在享受它的诸般好处的同时，新的不适感又出现了。研究者对现代都市的居住环境所导致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多有反省，诸如人际关系的疏远、地域归属感的缺失、社区防范机制的解体，对交通过度依赖以至于造成的交通堵塞和空气污染等等，而且随着郊区化成为经济活跃点，带动了郊区地价上涨，低密度住宅的价格也随之提高。 新都市主义又试图搬回城市，不过是重拾往日温馨环境的新住宅模式。由安杜勒斯·杜安尼和伊丽莎白·普拉特赞伯克夫妇规划设计“佛罗里达沃顿郡海滨镇”是新都市小群落建筑的模本，它的大小从16到80公顷不等，半径不超过400米，使得大多数房屋处在街区公园3分钟的步行范围内，离中心广场或公共空间5分钟步行距离。这个海滨镇成为《楚门的世界》等多部电影的外景地，以至于有人讽刺它是巨大的、矫揉造作的布景。另一种模式是由彼得·卡尔索普提出的交通导向开发模式。这个模式将社区开发设计在沿轻轨铁路和公共汽车网络排列的不连续节点上，它利用了运输与土地使用之间的一个基本关系，把更多的起点与终点散放在公交车站很近的步行范围内，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使用公共交通。在公交车站周围密集的、较近的步行范围内有商店、住房和办公室，使得居民很容易得到工作、购物、娱乐和各种服务。在商业区周围是联排住宅和公寓。最后一圈在核心周围400米的位置，包括独立住宅和大规模的商业企业。中国现在也有以“新都市主义”为旗号开发的郊区大盘，建造了一些排屋、低密度住宅，因为近些年开发的郊区大盘，不管多大，都是以住宅开发为主，中国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空间仍然是由政府部门来提供的，工业房地产也是由政府垄断的，开发商根本没有力量考虑和规划社区的对外交通、配套公共服务、市政设施和就业岗位，建设一个完整的、功能健全的社区。所以还有别于新都市主义追求的紧凑的、联系紧密的、富有活力的社区。 英国的新传统城镇规划，由查尔斯王子和建筑师克里尔构筑了基础，他们梦想着在后工业化的欧洲重建工业化之前的城市。80年代中期，英国查尔斯王子对英国的城市和居住区规划以及建筑风格提出了强烈批评，他指责工业化发展使社区规划和建筑风格千篇一律，毫无生气和特色。他提出的构想是，使传统工艺和特色重新回到现代社区，查尔斯利用他的地位极力推广新传统主义城市规划构想，说服开发商和当地政府参与项目开发，他选用自己12.6万英亩的领地康沃尔公爵领地内的庞德巴里作为试点，建立新传统主义社区。在他的鼓动下，规划专家和设计师也开始反思，多种方案提交上来。新传统主义从经典小镇汲取灵感，也是要恢复步行街道，复合型住宅，具有住宅、办公楼、轻工业和商业零售设施于一体的复合型用途。 庞德巴里社区的密度为每英亩16户，相当于英国典型住宅项目的两倍。虽然密度加大，但居民并没有感到不舒适，相反觉得生活更方便、视觉效果更好、环境更安全。高密度压缩了街道宽度、户院尺寸以及住房与人行道或街道的距离。街道变窄有助于减缓车速，提高行人的安全系数，实际上许多街道已经变成了步行街。由于居住区密度高以及住房与街道之间的距离近，人们的视线更容易集中到街上，这样有助于居民更关注街上的活动，从而降低犯罪案件的发生率，提高整个社区的安全。但查尔斯的庞德巴里被批评家认为是过时的失败设计，1998年《纽约客》上有文说这是“皇家失败”，这个双关的意思再明了不过地指出了往日梦想在当今现实面前的无能为力。 居住环境的体验由空间、时间、光线、声音、色彩、秩序、意义等多项指标综合而成，环境研究者提出过环境“场所”的概念，有生活发生的环境成为生活的场所，场所是环境与人互惠的地方，而与人的现实生活疏远的环境，无论是高效率的或是符合梦想的，都终归是荒凉的。 环境建设的矛盾与成本 10多年来，我们的住宅商品化以及来自政府规划部门的相关法规，使得每个地区的居住空间都越来越雷同，地域性特色再难保留，地域性特色是经过漫长岁月达成的与地理气候、当地材料、地方文化相呼应的模式。城市研究者一再呼吁对地域特色的保护，强调它对日常生活的重要，但在相关法规对一些技术指标的规定范围之外，商业驱动下的设计几乎可以不受任何约束。而居住者在现阶段似乎对此也还没有强烈的不适，尤其是在对新生活的强烈渴望中，对日常经验的体会被乌托邦化的居住理想遮蔽着。当我们要考虑到日常经验如何展开时，无论是传统特色或新奇夸张的花样都不再是根本问题。其实在中国传统住宅中，从宫殿到民居、园林，甚至庙宇，基本样式上都没有太大变化，其区别更大程度上体现在环境上。 居住环境在很多因素的重叠作用下形成，由世界城市化过程中对居住环境的几番反正可以看出，居住环境质量的综合目标还是WHO提出的安全、健康、便利和舒适，由于这些目标所依据的评价与一套生活情景相关，因此具有情感意义，很难标准化。但这些目标都要在一个基本的空间中展开，所以居住区的容积率成为最基础的一个环境要素。 容积率的粗算可以用一个居住区内的总建筑面积除以总用地面积的商数，容积率是1，就意味着总建筑面积与整个地面面积相同，在同样的地面面积上建造不同层数的房子，容积率相应改变，如果住宅层高超过一定高度，建筑面积要加倍计算。高层和密集的多层住宅区的容积率一般都大于2.0，以多层为主的住宅区容积率可以维持在1.4到2.0之间，低层社区可以达到0.8至1.4的中密度容积率，真正低密度的花园别墅容积率就降到了0.2至0.8。要满足最小日照时数要求，要考虑通风、卫生、防火、安静、安全管理等要求，容积率高显然不太容易形成高质量的生活空间，而土地资源的限度决定了要获得相对低的容积率是居住成本中重要的一项成本。 提高容积率当然可以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益，也会给开发商带来更大的收益，比如在一个10万平方米的住宅区内，容积率为2，就有20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如果容积率改为2.1就意味着可多出1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建筑容量的增大，会带来建筑环境的劣化，降低使用的舒适度。在高容积率的住宅区，为了空出绿地、交通道路等必要的公用空间，只能以高层建筑主导。 现代高层建筑原产美国的芝加哥，但在大多数地区，高层建筑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住宅建筑的主流。高层建筑在集约和节约用地方面有明显的优越性，但高层建筑在建造和使用过程中单位面积比低层建筑消耗更多的物资和能量，高层建筑非人性化的空间尺度造成社会心理的紧张和冷漠等，所以对高层住宅建筑综合效应的评价越来越低。 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容积率的合理值是一个核心因素，容积率过高的问题非常明显，但也并非容积率越低，舒适度越高。考察一般的居住心理，研究者发现最简单的无拘束的“轻度视听接触”是人所必需的，强度接触通常是与某一特定的人或人群的交往，轻度的视听接触，可能来自窗外的脚步声，也可能是门前经常相遇的邻居，面孔熟悉无须言语接触，虽微不足道，但不可低估其重要。仅以视听方式感受到的轻度接触被认为是与安静并存的需求。 环境要素中还有其他方面。即使同为独栋别墅区，容积率差别也可能很大。比如一个容积率为0.21，另一个容积率为0.4的两个小区对比，私家花园的面积大小接近，容积率的差别主要是由公共绿地和配套设施造成的。由于容积率低的小区规模较大，中心绿地、会所等缺一不可。而另一个因为与碧水庄园为邻，能够与碧水庄园共享会所，还可以共享公共绿地，所以除去了会所占地和公共绿地，土地利用效率提高，生活的舒适度没有太大影响。 这表明环境资源可以在一个更大的范围进行考察。日本在80年代提出的住宅水准中提到与周边环境的协调，就近利用教育、购物等关联设施，日本建筑师妹岛和世在1996年的一项住宅研究报告中再次强调对周边环境因素的利用，倡导把大都市整体空间问题考虑在住宅体系中。 对整体空间的利用与居住环境中的便利指标相关，便利性体现于与社会服务机构如幼儿园、医院的距离，与商业网点的距离，与交通设施的距离或到达主干道的距离，距离过大当然不够便利，矛盾的是如果距离过近，必定会带来噪音或其他环境问题。对比市中心区和郊区住宅，市中心当然具有更高的便利性，但享受便利一面就有可能牺牲别的方面，比如与建筑密度和高度对应的日照时间，就牺牲日照这一单项环境质量而言，选择市中心的人可能对环境也会给予不低的认可。就购物的便利性而言还应该考虑商品购买次序在其中的影响，这个次序可以分为生鲜食品、日用品、生活常备用品、奢侈品，对这些商品的购买频率不同，就要求购物设施的多层次分布，相应的商店规模和分布密度也应不同，对购买频率高的商业网点应该分布广而规模小，反之是少而大。北京望京地区是一个庞大的居住区，但购物设施缺少层次，基本依赖几个大型超市，而各个街区的小购物场所稀疏而品质低下。当然在这种居住区可以选择驱车购物，减低购物频率，增大储存空间，但购物设施的分布层次直接影响的是购物成本，因为购物成本是由商品价格、交通费用、储存费用综合决定的。 回顾新都市主义和新传统主义的居住理想，他们对现代城市的不满中重要的一项是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的丧失和犯罪率的提高。治安问题与公共空间的连带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有最具感情色彩的分析。因为汽车使长距离的会客成为随时可进行的日常活动，现在，直接交往很多情况下更被远程通讯替代，街头成为空寂之地，导致对潜在犯罪的诱导状态，一旦对犯罪的恐惧成了问题，人们就更有理由回避室外空间。1990年研究洛杉矶城市文化的《石英之城》出版，作者戴维斯描述了一幅恐慌生态，面对日常生活实存的危险和想象的危险。人们渴望得到保护，为了抵制恐惧，只好增加保安加强门禁，对技术安全系统的迷恋成了对城市环境的主导叙述，到处有围墙，出入口设置岗亭，居民使用电子卡出入，24小时警备，居民汽车被发放表明身份的贴纸。门禁社区起源自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后来门禁社区增加，社区管理公司化，安全再不能自我维持，居民与都市隔绝，公共空间被销蚀。在这样的城市里只有业主，没有市民，生活变成被监视和囚禁的样式。于是在都市风景中，充满了各种不同的保护与隔离空间，规范化的封闭体，把个人和团体阻隔在一个个孤岛中，受到保护。 显然，这也是我们现在的城市风景，基于直觉也能得出相反的结论，开放感肯定比封闭感更舒适，但是安全在生存追求中从来是第一位的，在安全和舒适感的矛盾条件下，居住区的规划设计成为平衡这种矛盾的关键，如果有安全的保证，又能有开放的方便舒适，其维持成本只能更高。 居住环境是城市空间的细化和延续，我们选择的居住环境直接表达的是我们支持的生活方式和城市面貌，而城市的面貌将长久地规定着我们的生活品质和身心状态。所以对居住环境的仔细挑剔意味着对未来生活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