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围城 纪录片 下载 北京垃圾“围城”

 垃圾围城 纪录片 下载 北京垃圾“围城”


 对于北京而言,最迫切解决的并非垃圾处理的技术问题,而是如何进行决策体制的变革以及重建公众信任

    《财经》实习记者欧阳洪亮《财经》杂志/总194期

  60多岁的赵庆祥,抬手指向位于北京西北郊的西六建材工贸公司西北角。300余米开外,夕阳金色的余晖照着一段新砌的围墙,里边是一个静寂的工地,小山似的一个土堆高出围墙头数米。

  “那就是停了工的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他告诉《财经》记者。

  这一北京市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按照计划,本应在2007年3月开工,并于2008年正式投入使用。但从去岁至今,随着周边居民对其污染环境的抗议不断升级,今年6月12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以“还需进一步论证”,以及“应当在更大范围客观、全面、公开地征求公众意见”为由,正式宣布缓建这一项目。

  如今,又是三个多月过去了,最终的悬念却仍未解开。《财经》记者先后致电国家环保总局、北京市环保局,答复是,目前该项目正在按环保总局决议,进行进一步论证。

  显然,在“十一五”期间,北京兴建总日处理量达6500吨的共计四座垃圾焚烧场,从而消化掉这个庞大都市所产生的四成垃圾的宏大构图,正在与时间的赛跑中面临严峻挑战。

  迄今惟一正在如期兴建的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今年夏天以来也因垃圾填埋场散发出来的臭味,引发周边居民强烈抗议,使得其能否按期运行存在了些许疑问。

  从填埋向焚烧转型

  没有人真正知道,北京距离垃圾“围城”,到底还有多远?

  北京市政管理委员会提供的数据显示,这个常住人口已经超过1580万人的“首善之区”,目前每天产生垃圾1.6万吨。其中,无害化处理量1.36万吨,无害化处理率为85.1%。

  这个处理率,已经远高于全国城市大约50%的平均水平,但一个尴尬的事实却是,北京每天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的总能力,仅为10350吨。这意味着,北京市现有的13座卫生填埋场所,大多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

  北京市政管委宣教处处长郭卫东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介绍,北京最早开始构建现代化的垃圾处理体系,是在上世纪90年代;而最初的现代化垃圾处理设施的“家底”,则源自德国政府援助的3900万马克。在德国专家的协助下,北京市最后确定了卫生填埋的处理方案,德方也援建了两个填埋场(北神树、安定)、两个转运站(马家楼、小武基)和南宫堆肥场。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以及人口迁移的增加,北京市人口急剧膨胀,这套体系很快不堪重负。

  从国际经验上来看,城市化率的提高以及人口的膨胀,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带来垃圾,尤其是生活垃圾产生量的阶段性快速增长。

  世界银行东亚基础设施部于2005年编制的关于《中国固体废弃物管理:问题和建议》的报告中就指出,中国的固体废弃物数量增长如此之快,是任何一个国家没有经历过的。预计仅在今后20年中,中国城市就要建设1400座生活垃圾填埋场。

  实际上,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固体废弃物(MSW)制造者。北京,无疑也是这段痛苦历程的见证者之一。

  北京市目前的垃圾处理,有九成仍在使用卫生填埋技术。不过,如果到2010年,全市日生活垃圾产生量达到16620吨的话,随着十座现有垃圾处理设施的陆续关闭,处理能力缺口将进一步加大至每日10770吨。

  一个出路是新建大型填埋场,以接替即将退役的处理设施并且吸纳新增的垃圾产生量。然而,在北京,这种选择面临着一个几乎无法克服的困境,那就是北京城八区的可填埋用地已经基本利用殆尽,能满足大规模填埋场的新建设用地根本就无处寻觅。

  若仍采用全量卫生填埋的处理技术,据《财经》记者了解,建设一座日处理能力为2000吨的填埋场,按15年服务年限计算,加上辅助设施用地,总共需占用土地面积约600亩。在北京寻找600亩地,已经非常困难;如果再要求不占用基本农田,并且周边500米不得有人畜栖居,更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建设部环境卫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徐文龙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土地已经日渐枯竭的北京而言,垃圾焚烧处理无疑是缓解当前矛盾的有效方式。因为根据美国环保署(EPA)的统计,采用焚烧发电的方式,不仅可以获得电力,还可以把固体垃圾的体积减少90%,重量减少75%,同时很多废弃物的毒性在高温焚烧之后也大大降低。

  北京市市政管委垃圾对策专家王维平也对《财经》记者强调,在中国的近邻日本,由于土地更加稀缺,目前已经有超过80%的垃圾都靠焚烧处理。

  也正因为此,北京市“十一五”规划把焚烧发电作为垃圾处理的转型方向。而恰恰是建造垃圾焚烧发电厂,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反对。

  信任危机

  在王维平看来,对垃圾焚烧的担心并无必要。因为垃圾焚烧处理的技术已经很完善。在日本,许多焚烧处理厂就建在市中心;而计划兴建的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在采用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工艺之后,其主要有害物质——二恶英的排放,更是可以达到对环境要求十分严苛的欧盟标准。

  “排放出来的烟气,比厨房里的油烟还干净。”他给《财经》记者打了个形象的比喻。

  然而,引发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停建风波的,绝非单纯的技术风险这么简单。

  很简单,因为关于安全性的任何假定,都是假定在正常操作、按照规定运行的前提下的。但问题在于,这种前提本身是否经得起拷问?

  在距六里屯垃圾填埋场仅320米远的西六建材工贸公司宿舍区,70岁的赵玉珍告诉《财经》记者,因为五年前患乳腺癌,身体不适的她出门不多。而一打开窗户,往往就会闻到垃圾填埋场刺鼻的臭气。

  除非风向影响,恶臭会有规律地在晚上10点以后袭来,直到清晨逐渐消散;她的老伴闫顺发经常被熏得睡不着,只好日夜颠倒,白天睡觉。

  在距离填埋场约500余米的颐和山庄,业主谢雨也告诉《财经》记者,垃圾的恶臭能把熟睡的人熏醒来,关上门窗都无济于事。

  “有时候,臭得不行了,只好半夜里爬起来,开车出去狂奔透透气。”她无奈地说。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一垃圾填埋场之所以臭气熏天,主要原因就在于运行管理上的严重违规。根据《北京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运行管理规范》,垃圾进场后24小时内,应完成垃圾的摊铺、压实、覆盖工作;经薄层压实作业形成的垃圾填埋作业层,每两米要进行一次覆盖。而在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当天运来的垃圾没有压实盖土,作业面积超过规定范围,从而造成了持续、大面积的污染。

  更早追溯,六里屯风波的发生,在选址决策时就已危机深埋。

  按照美国和欧盟等国家的惯例,在固体废弃物设施的选址的时候,应该尽量回避“环境敏感”区域,比如地震区、地下水源地等。因为一旦地下水被污染,要想再恢复水质,往往要花上成百上千年的时间,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成本根本难以承受。

  早在1995年,北京市环保局在《关于北京市海淀区六里屯垃圾填埋场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批复》里就明确指出:被用作垃圾填埋坑的西六建材工贸公司取土坑底部,已与地下浅层水连通。因此,“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在此地建设垃圾填埋场是不适宜的。”

  然而,这并没能阻止垃圾厂于1998年10月正式动工。

  退一步而言,如果在这种环境敏感区域选址不可避免的话,一般也会严格要求该设施运行者采取额外的安全措施,并加强监控,防止出现有毒物质泄露。1997年,原国家环保局制定的《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就有明确规定,地下水下游方向应设置监测井位,定期监测,发现问题须及时采取措施。

  然而,据《财经》记者了解,从该垃圾填埋场1999年正式建成投入使用至今,周边的居民都未看到过监测数据。实际上,就连当地居委会负责人,也被禁止进入场地查看。

  因此,在中国环境科学院研究员、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专家赵章元看来,当地居民对于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态度或许不难理解:一个工艺和操作技术难度相对简单的垃圾填埋场,在决策和运行管理上还长期无法做到规范化操作,更何况一个科技含量远高于填埋场的垃圾焚烧厂呢?

  更重要的是,它在周边居民的内心深处,埋下了恐惧以及不信任的“种子”。而这一切,都需要付出巨大代价,或许才能逐渐弥合。

  无形的“围城”

  围绕六里屯垃圾填埋场的多年争端,其实说明了一个道理:我们无法完全寄希望于技术,来解决一个非技术原因导致的困局。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王伟就直言不讳地指出,近几年来,借助奥运的提升,北京垃圾处理的投入和技术都有了飞跃发展,与此同时,环卫体系的管理问题,却成为相对的“短板”。

  缺乏透明性和广泛的公众参与,不仅使得良好的硬件很可能变得“英雄无用武之地”,更加剧了北京市本来就已经十分严峻的垃圾“围城”问题的解决瓶颈。

  在日本,很多垃圾填埋场甚至比医院还干净;每个填埋场都会花费大量资金来尽力消除民众的顾虑,包括接待民众来访等,并采用各种手段来确保日常运行规范化、透明化。

  在美国的2260个垃圾处理设施中,为了更好地与周边社区交流,不少运营者都设立了专门的联络办公室,来处理周边居民的各种诉求以及疑问。此外,他们还主动向居民发送定期的运营简报,甚至年报等,来详细阐述设备运行的状况。一些运营者甚至还聘请第三方的独立中介机构,来对垃圾处理情况进行审计,从而彻底消除公众的顾虑。

  王伟建议,针对目前北京市存在的周边居民对垃圾处理部门的不信任情绪,可以考虑由政府出资,成立包括居民在内的第三方监督委员会,并雇用专业的中介公司,对垃圾处理各个具体操作环节进行监督。

  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行,与周边社区可能存在的冲突,即使从国际经验来看,也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合理的决策过程,来尽量舒缓,而不是激化这种可能的矛盾。

  美国环保署曾经给出一个完美的垃圾处理设施选址程序,虽然不乏理想主义色彩,但或许我们仍然可以作为参考:

  一旦有意向在某个地方选址,就先行与当地环境、商业主管部门进行沟通和讨论;在有了更加明确的意向之后,向当地政府申请举行一个公开会议,以便充分听取当地居民在社会、环境等方面的担心。

  在对可能涉及的所有问题进行充分的调查,并且拟定出可能的修补措施之后,再向当地政府申请举行一个听证会。而在听证会正式召开之前,公司应该准备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并且成立联络办公室,以充分与当地媒体沟通,并认真听取居民的呼声。

  在听证会上,公司不仅要详细地披露信息,更可以邀请居住在周边的居民,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咨询委员会。此后,根据与社区谈判的结果,公司再对原有的垃圾处理设施规划进行相应的修改。这种对话和合作机制,不仅体现在设施的建造过程中,更将贯穿其整个运行生命周期。

  无疑,在今天的北京,要把垃圾处理设施的选址、建设和运营,打造成一个典型意义上的公共决策过程,在现实的制度约束下,仍然前路漫漫。

  但是,越早主动地逼近这些目标,或许就越能避免更大的被动。无论在国内外,都不乏这方面的惨痛教训。

  从这种意义上讲,北京市要彻底突破垃圾“围城”的困境,除了通过各种激励手段来降低垃圾的产生以及增加再利用,或许首先要突破的,就是这道“无形的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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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纪录片《人类星球》地球探秘教程分类:电视·记录点击:加载中主讲:佚名TAG:人类星球地球纪录片时间:2014-08-25 15:41收藏:搜藏到百度收藏到QQ书签《人类星球》专题记录1《人类星球》专题记录2《人类星球》专题记录3《人类星球》专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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