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改革开放三十年
作者: 冬 松 故事一：曾经有位帝王凯旋归来，全城载歌载舞，一时气氛热烈无比。帝王也陷于自我陶醉之中，这时候，驾车者轻轻的在其耳边说：“一切都是虚幻，这些很快都将随风飘散。”乃大悟。 故事二：在炮火隆隆的战斗间隙，拿破仑和法学家、人文学者热烈讨论，他命令士兵们将这些专家、学者、诗人当成珍宝来保护。当这个科西嘉人被流放的时候，他颁布的法典仍在欧洲流传。 物质的丰盛、荣誉的辉煌不过是久远历史长河的一粟，倒是时代进程中的思想如同天宇中的星星，具有重要的参照和纪念意义。 在西方产业文明发展的进程中，涌现出来了大量的管理学者，比如泰勒、法约尔、明茨伯格、德鲁克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没有一位中国的管理学家能够进入世界管理学大师的殿堂，倒是有一批所谓的大师四处招摇。 众所周知，企业如果要获得持续有效发展，不能缺少三大平台及互动，即：企业构成的操作平台，媒介构成的理性平台，大学、研究机构与咨询公司等构成的思维平台。中国的媒介就不用讲了，真正做到理性建设性的寥寥无几，中国的大学也几乎不用太去看，几乎就是官僚衙门的代表。至于研究机构、咨询公司，我也不无遗憾的指出：三十年引渡概念较多，炒作概念较多，真正提出自己思想、拿出自己主张的却很少。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有财富增量的意义。我们不要过于高估了这三十年的分量。 当然，这只是我的观点。去年年初，我参加李稻葵他们开的中国改革开放研讨会，大家众说纷纭，但总的意思是改革开放成就巨大；从去年到今年，浙江的吴晓波也相继推出了《激荡三十年》（上下册），就三十年的历史进行梳理；而北大的何志毅先生更是提出，要建立企业发展历史博物馆…… 这三十年的意义，当然也有，比如是对此前三十年拙劣统治的一种纠正，对中共发展历史意义重大。但总的来说，要对中国这段发展历史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毕竟，中国的管理学家、文学家、思想家还不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话语权。 身处管理行业多年，我深知，这些年中国的企业在向西方学习中收获很大，但是也有很多困惑。事实上，有很多中国的问题是西方经典理论解释不了的。当然，我并不认为是中国的管理学者无能，而是中国学术机制使然，尤为关键的，是中国经济发展还没有足以为学者提供提出先进管理理念的基础支撑。我们知道，泰勒的科学管理是因为当时工业化生产的需要，斯隆的矩阵模式也是通用发展过程中的产物。 我曾经对中国那些名声在外的企业下过一番功夫，我研究发现：与西方的很多企业相比，这些企业大半都有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差距。这也就自然导致：企业管理只需要沿袭西方曾经走过的路即可。我们可以看看，张朝阳、丁磊、袁岳们所谓全新的理念，不过是西方的翻版，他们就是靠着这个在中国获得了成功。
中国总结出来的管理思想，什么时候能够对世界各国产生重大借鉴意义？中国能否诞生伟大的管理学家？ 这需要年头，三十年毕竟太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