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上世纪80年代初，周晓虹在南开大学读硕士，系里有个老师中了1万元的奖券，兴奋得当场昏倒，很多老师都说要是有了1万元就不用上班了，“毕竟，当时教授的月工资才100元”。但现在，已是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周晓虹教授坦言，即便是有100万元也不敢辞职，他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来解释，“所有的需求都是历史地被满足的。南京的房价每平方米都过万元了，财富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并不能给中产者带来实在的安全感”。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张宛丽看来，地位焦虑是中产者所面临的首要问题。这种焦虑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工业化社会的变迁导致社会职业结构发生变化，新兴产业逐渐取代传统产业，职业门槛提高，但相匹配的职位相对有限，造成了职位资源的稀缺。第二，中产者对自身能力与未来职业前景往往有较高的期待，他们始终有向上流动的欲望，但因为职业的不稳定性，增添了他们的焦虑。第三，我国社会结构不合理，体制内外有别，市场经济受到权力垄断和政策门槛的阻拦，权力庇护的存在增添了中产者的不安全感，这是我国中产者所面临的最大焦虑。 据张宛丽介绍，不同的是，西方中产者的焦虑有一系列保障机制来加以缓释，比如，健全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险，对私人财产的法律保护，竞争机制的相对公平等等。在美国尤其明显，由于“二战”时动员全国征兵，政府不得不许诺提供好的社会保障，在这个刺激下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迅速完善。但在我国，市场经济算是刚刚起步，各种法制建设与体制保障还没有跟上，自然加重了中产者的焦虑感。 在周晓虹看来，中产者在我国也就是近10年来的产物，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但中产者的“产”实际上是生活资料，并不是生产资料，所以相对来说，他们也比较脆弱。现在，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2008年奥运会是我国经济的一个拐点，奥运会之后会大幅下滑。“一旦这种想法在社会上弥漫，就像是拔河比赛一样，如果双方都用力，或许可以保持一种均衡，即便是一方输掉，也不会很惨。但如果有一方认为自己没有希望赢得比赛，集体撒手，则另一方就会迅速倒掉。” 很多中产者对中国经济的长远预期比较悲观，认为现在是他们最后一搏的难得机会。所以，甘愿把自己掏空，预支未来。在张宛丽看来，“股市是中产者的一个大陷阱，这与中产者的心理特征及现实处境有关系”。他们对财富往往有比较强烈的渴望，期待着自己的财富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升值，以便过上更体面的生活。在很多中产者看来，股市是他们由下向上流动的渠道中相对公平公正的一种。但同时，张宛丽也表示了担忧，“股市有很强的投机性，虽然有个别中产会依靠自己的智商、经验以及运气迅速致富，但从总体上说，在股市中，中产者将是一个被牺牲的人群”。 张宛丽所做的调查表明，近10年来，我国中产者的上升空间越来越小。因为，伴随着市场意识的启蒙，原先的权力拥有者也纷纷开始利用手中权力在市场中谋求垄断，追逐利润，这对于中产者来说是一种打击。“有西方学者甚至说，中国的官员开始偏爱市场了。所以，对我国的中产阶层来说，对财富进行合法保障、对竞争提供公平机制，是他们最大的渴望。”张宛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