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严刑峻法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解毒的良方。
撰稿／汪伟（记者）
最高检察院日前公布了《不起诉案件标准》的最新试行版。其中要求各级检察院对五类“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的犯罪行为不起诉。这五类情形，是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细化，本来只是公诉机关的技术调整，但因为明确规定“因生活无着偶然实施盗窃等轻微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且“人身危险性不大的”情形无需起诉，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１８６２年７月出版的小说《悲惨世界》里，主角冉·阿让为抚养姐姐的七个孩子，偷了一块面包。这位衣食无着的农民因“入室行窃”罪被判刑３年。刑期未满，冉·阿让试图越狱，被加刑，再越狱，再加刑，罪与罚一再轮回，最后，他为偷一块面包付出了１９年牢狱生活的代价。冉·阿让走出监狱的时候，雨果这样描述他的主人公：“冉·阿让走进牢狱时一面痛哭，一面战栗，出狱时却无动于衷；他进去时悲痛失望，出来时老气横秋。”雨果不禁问道，“这个人的心有过怎样的波动呢？” 法律和小说不同。刑事法律的技术很少关心一个人的心有过怎样的波动，但不得不考虑法律实施的成本和后果。 目前盗窃罪的起诉标准各地不一。经济发达地区如上海、广东等地，盗窃物品价值在２０００元之内，且危害不大的情形，一般不会追究刑事责任。最高检的新规定并未着眼于起诉标准，而是特别指出，决定是否追究刑责的时候，应该将盗窃行为与“生活无着”的关系纳入考量范围。这固然是技术层面的调整，更是法律精神的改善。 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认同这种调整。有人担心，这样的规定会导致社会治安状况恶化。他们不愿看到带有恕道的刑事法律，更多的人愿意相信严峻的条文具有的震慑作用。他们不关注“盗窃等轻微犯罪”的原因（是否是由“衣食无着”引起的），他们只是担心这种犯罪行为的后果（是否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与安全）。 我们能够理解普通社会成员从自身利益出发的担忧。这种担心不是中国特有的，更不是现在才有的。在雨果的时代，很多人都认为，冉·阿让因为“衣食无着”去偷面包，并不值得宽恕，给他３年牢狱也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冤屈。但今时不同往日，“小罪不起诉”已经成为文明世界的法学的基本共识。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 有必要对盗窃等轻微犯罪行为与“生活无着”及刑法的立法精神的关系，做一简单辨析。 雨果在１９世纪已经写道，刑罚过于严苛，导致当事人产生更深和更重的罪错，这是“悲惨世界”的特征之一。所以，现代文明社会的法律，都标榜“宽严相济”。从节约办案成本的角度说，不起诉那些因“衣食无着”而“偶然”犯下的罪错，使嫌疑人免予刑事追究，或者让那些情节轻微的罪错在法庭之外得到纠正，可以使有限的公共资源能够集中到危害更大的案件上；这是社会在“法的技术”层面做出的理性选择。 如果说这种技术选择表现了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那么，另一个让我们必须豁免冉·阿让的刑责的原因，则反映了人类的价值理性。在一个文明社会中，某些社会成员或因“衣食无着”，不得不违背普遍的道德准则，以盗窃谋生：这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水准特别低下，更不能把责任全部推到当事者的性格悲剧上；发生这种情况，是全社会的耻辱。仓廪实而知廉耻，衣食足而知礼义。这种古老的智慧和现代刑事法学有着相同的价值诉求。 从严刑峻法到宽严相济，刑事法学的精神变化，像冉·阿让的心理历程一样，经历了漫长的蜕变。从雨果的时代到今天，每一点进步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些代价就是那些被刑罚毁灭了的生活，和被牢狱毒害的人心。严刑峻法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解毒的良方。为了避免一个“悲惨世界”的出现，就要避免冉·阿让式的罪与罚的恶性循环，要避免使那些因“衣食无着”而“偶然”实施轻微犯罪的人被过于严苛的刑罚所毒害，心灵发生“波动”，变得对罪恶“无动于衷”；总之，要避免社会被严刑峻法所暴力化。有“小罪不起诉”式的恕道，社会治安和道德才有更高层面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