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很多人说过：“曹大夫厉害。”不仅在于她业务好，更因她为中国艾滋病的治疗开了局——她是第一个把检测艾滋病毒含量的仪器和试剂背回国内来的人，还引进了价值１００多万美元的免费抗艾滋病药物；她也是第一个把何大一领到中国内地来的人，“鸡尾酒疗法”从此在全国铺开；她带过的一线医生，如今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遍布全国，他们都叫她“艾滋病治疗中国第一人”。
撰稿／李宗陶
曹韵贞１９４１年５月生于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医疗系１９６３届毕业生。毕业后在原上海医科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主攻肝炎与肝癌的临床研究，１９８６年转向艾滋病领域。１９９０年起在何大一教授主持的艾伦·戴蒙德ＡＩＤＳ研究中心任研究员，成为世界上第一批系统研究艾滋病毒发病机理的医学家。１９９３年起参与“鸡尾酒疗法”的病毒学研究工作，并致力于中外医学专家的学术交流。 １９９８年出任卫生部艾滋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副主任、临床病毒实验室主任，国家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专家委员会特邀委员。２００２年出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艾滋病研究中心副主任，临床部主任；受聘于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任副主任委员及临床组组长。２００７年７月退休。著有论文１５０多篇，摘要１００多篇，书８本。 很多次，曹韵贞微驼着背，以她特有的步子慢腾腾走到投影仪旁边开始讲课，或者穿过某家医院的艾滋病门诊、病房，留一个厚实的背影。在上海弄堂口或北京胡同里，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背影，有点老态，稳稳当当。 但她又是异常敏捷的。她的眼睛不会转弯，总以高强度的一束小光直射人或物，当场洞穿。所以，当她在第一时间说出“好”、“对”或者“不对”、“不行”时，没什么好奇怪的。这不，我刚把录音笔掏出来放在茶几上，她已从较远的藤椅上一个小跃起，坐到离录音笔最近的沙发上。既是答应接受采访，她便爽直地配合。 很多人说过：“曹大夫厉害。”不仅在于她业务好，更因她为中国艾滋病的治疗开了局——她是中国第一个把检测艾滋病毒含量的仪器和试剂背回来的人，还引进了价值１００多万美元的免费抗艾滋病药物；她也是第一个把何大一（ＤａｖｉｄＨｏ）领到中国内地来的人，“鸡尾酒疗法”从此在全国铺开；她带过的一线医生，如今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遍布全国，他们都叫她“艾滋病治疗中国第一人”。 在各种学术场合，她有一说一，不来虚的，这是另一种厉害。在这个云集了政府官员、科学家、临床医生、法学家、社会学家、富豪以及民间英雄的圈子里，她风格明显，富有权威感，却不给人以权力压人的感觉。曾在某些充满外交礼仪的场合遇见她，看她飞快应付着，看她趁人不备转过头来，冲“自己人”眨眨眼睛。 退休。她保留了有限的几样职务，譬如几家医学杂志的主编、编委，其余一律不兼职、不挂名，“我不要藕断丝连”，她说。 茶几上一本讲清朝皇帝的书看了一半，她还打算把明朝皇帝一个一个看过来。“昨天在翻一本烧菜的书，第１０３页上，讲八宝鸭怎么烧。多少年了，天天６点钟起来……现在，我要去照顾小外孙、要为自己活了”６６岁的曹韵贞宣布道。 跟赤脚医生进村，也蛮开心 我爸爸早年开皮鞋店，被划为资本家。虽然我３岁他就去世了，但从此就背了个“出身不好”的包袱。妈妈２８岁守寡全心全意抚养我们姐妹，要求很严，要我们成为国家栋梁。我从小学开始成绩就一直名列前茅，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想好好改造自己。１７岁高中毕业时受到第一次打击：学校保送我去复旦大学新闻系，但市教育局因“出身不好”拒批，我就报名去北大荒锻炼，但班主任排除一切政治干扰劝我考大学，后来就以高分进了上医。 １９６３年我得了全国医学院毕业生比赛第二名。虽然出身不好，但因国家需要人才，就留在中山医院了。我知道这是上医党委第一书记和校长的决定，我参加全国比赛时，他们在场，记住我了。后来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下台了，被批斗，去世了。 １９６５年，“文化大革命”前奏开始。家被抄了，我妈辛苦一生的积蓄被抄得一干二净，整栋房子被强占，我们被赶到像饭店厕所那么大的两个房间里，厨房和厕浴六家人共用。我成了“黑九类子女”，在医院也是三等公民，不能参加一些会议，不能写大字报，被分配做大量的门急诊和病房抢救工作。因祸得福，反而比同辈人得到更多的业务锻炼。当时好多有真才实学的老医师被下放到门、急诊，我尽可能帮助他们应付造反派，比如要他们倒病人的痰杯、大小便，拖地板，我总是提早上班，不让造反派看见就帮他们做掉了。他们也手把手教了我许多书本上没有的临床经验，真是得益匪浅。但是，从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７８年，我们没有看过一本医学杂志，图书馆的外文杂志不是烧毁就是封存。 这当中我四次下乡，总共呆了６年半。没什么好怨的，谁让你出身不好。我只记着妈妈的训导：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 １９７１年我被派去安徽一个偏僻山区，我身上只有两支青霉素、一瓶红霉素，要带６个护技人员巡回医疗，还要负责县医院的会诊。药不够用，我就开始自学中医中草药，带着队员上山采药，跟赤脚医生进村巡回时对症下药，民间真的有妙方。 有一天，县医院来了一个农民，瘦得像柴禾，伴有高热和脓痰，Ｘ光显示两肺３７只脓疡，县医院说治不了，要他去省城，他没钱就要回家等死。我想来想去，决定试试用鱼腥草，你知道，如果治不好，一顶阶级报复的帽子就要扣过来。腊月天里，我拿着鱼腥草的图案请教农民，终于找到一片沼泽地，那里新鲜的鱼腥草根取之不尽。每天用新鲜的根熬汤，给那位农民服用一个礼拜下来，高烧退了，一个月后，脓疡明显减少，病人开始坐起，三个月之后病人重了３０斤，完全好了；我还用半边莲治好了嗜神经毒的蛇咬伤，等等。当时报上也登了，不过都归功于赤脚医生，并没有我的名字。 “放洋”和第一次回国 大学学的是俄文，虽然我妈一直省吃俭用想送我“放洋”，但当时受的教育让你觉得留洋就是崇洋。直到１９７３年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复出，中外关系才慢慢恢复，医院开始有外宾来参观，也开始选拔医生脱产去学英语，我很羡慕，但知道自己没资格，也不敢想。 我妈常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就想，为什么不自己学英语呢？１９７６年，上海第二医学院谢大任教授编了四册《医学英语读本》，可我连ＡＢＣ也没学过，买了也不懂，就跑到旧书店，二角一分钱买了本《英语语法通读》开始自学，那时候我已经３５岁。两年下来，我可以翻着词典看医学杂志，但不会讲、听和写。 １９７９年我算是第一次政治上大翻身。那一年，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赵行志率１２０人的代表团去日本访问，团里有１２岁的杂技演员，也有７８岁的政协委员，大部分是６０岁上下刚复出的领导干部，从心脏病到糖尿病什么都有。市委要求派一个女医生，６０年代毕业的，要求业务全面、动作迅速的。我们医院当时的院长裘麟教授刚好从“劳动改造”中解放复职，马上点名让我去。“领导委任出国”在当时是政治上翻天覆地的大事啊，就是说你是被信任的人了。我接到通知，半天目瞪口呆。离启程还有一个半月，我从路边电线杆的招贴上找到一个教日文的老师，自己掏钱去学日文。 一进羽田机场，那感觉比起刘姥姥初进大观园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才恍然大悟自己是“坐井”３８年，才明白为什么我妈为我不能留洋学而耿耿于怀的原因。踏上自动电梯，使馆陪同人员在耳朵边上一个劲地说“小心脚下，小心脚下”——５岁那年妈妈曾带我在当时大新公司乘过的呀，可那自动电梯从此沉睡好多年那一刻真是，我脑子里像开飞机一样，多少念头涌上来，恨时光不能倒流，后悔自己虚度年华。这一夜失眠，从此，我决心争取“放洋”。 我当时的主攻方向是探索肝炎与肝癌的关系，正在做１７０例肝炎病毒五项指标测定。１９８１年，哈佛大学一位流行病学的年轻教授来访问，科主任临时叫我去接待，我用中文加零星的英语单词跟他说起这１７０例，他很感兴趣，临走留下名片要我等文章刊出后寄给他，我照做了。在他的推荐下，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６日，我去了费城ＦｏｘＣｈａｓｅ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ｎｔｅｒ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Ｄｒ．Ｂｌｕｍｂｅｒｇ肝炎抗原的发现者的实验室，他的助手Ｄｒ．Ｌｏｎｄｏｎ教授成了我的老板。Ｄｒ．Ｌｏｎｄｏｎ是个皮肤科专家，是美国第一个报道卡波氏肉瘤与艾滋病感染有关的医学科学家。费城一呆两年半，我接受了正规而严格的实验室训练。英语从一句不会讲，听见电话铃响只会发愣，进步到听说读写虽然不是很好但完全可以应付。 １９８３年，医院写信来要我回国。Ｄｒ．Ｌｏｎｄｏｎ一再挽留，我谢绝了，带了一些仪器、试剂回国。回来以后破格提了副教授，一年后出任免疫室主任。我们这批人，真的是想为国家做点事的。 但那时候做科研很困难，什么都没有。我当时算是杰出青年科学家，什么三八红旗手、卫生部劳模、上海巾帼奖第一名，荣誉一大堆，还拿过５万元青年科学家的基金，但对科研来说，这是杯水车薪。我拿出了在美国两年半的工资，购买实验设备和试剂，建立了中国的肝癌细胞株，但还是缺钱，做不下去。当时国家政策不像现在，对归国人才有一整套政策支持，而且气氛也不正常，如果做成了，人家就说，他国外回来的，做出来有啥稀奇；做不出来就说，喏，他国外回来的也做不成。 “文革”结束后，我开始申请入党，一直不批，有人卡。大概想这个人业务又好，如果成了党员，就是双料人才了，不行。所以一直入不了。 在尿液中发现艾滋病毒抗体 １９８６年１月，Ｄｒ．Ｌｏｎｄｏｎ到上海来开第一届国际肝癌会议，看了我的实验室说，你再出一次国吧。我考虑了一个星期，跟院长也商量了，决定再出去，一是可以再充实一下自己，二是为医院再争取一些经费，把实验室扩大起来。当时肝炎五项指标测定用的都是国产试剂，结果不稳定，我带回的试剂是进口的，非常昂贵，后来就买不起了。 正好纽约大学要建一个ＡＩＤＳ实验室，想要一个中国人，勤快的，有研究肝炎背景的。因为那时艾滋病的感染机制都还不清晰，只知道跟肝炎的传播途径是一样的。 当时，中国一本艾滋病的书都没有。我记得到上海汾阳路医学情报站去查资料，只有第一届国际艾滋病大会的摘要，１６开薄薄一本小册子。我对ＡＩＤＳ一无所知，本想另等机会，但纽约大学的人通过Ｄｒ．Ｌｏｎｄｏｎ劝我去，我就第二次到了美国，那是１９８６年７月。 我是新老板第一个招来建设实验室的人。才去２天，他把我送到Ｂｕｆｆａｌｏ的医疗中心，那里有个实验室，领导者是白血病／艾滋病专家，他那里已经建立起一套ＨＩＶ的检测方法。老板给我一个月时间，要我把那套实验方法带回来。我学了１２天，基本学会了，又呆了８天，要求回去。老板说，为什么？我说，学完了。他说，ｒｅａｌｌｙ？我说，你叫我学的我学会了，你没叫我学的我也学会了。他说，那你回来能做吗？我说，如果不能做，你不要给我工资。他打电话给那边的实验室。血液科专家说，你赶紧让她回去吧，再不走我实验室要让她搬走了。说实话，那些抗体抗原检测很简单的，我两天就学会了，后来就在那里看别的，什么细胞培养啊，全看了一遍，记在本子上了。 回去后我招了第一位技术员，是个意大利小伙子，我们有了一间小实验室，从一个ｔｉｐｏｒｄｅｒ起家，发展到有五六个人，后来跟ＡＢＢＯＴＴ公司合作，做５００例艾滋病毒抗原检测。以后又与ＣＨＩＲＡＮ公司合作检测艾滋病毒感染者体内的病毒含量。由于这段渊源，这些公司对我回国以后筹建实验室给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一位儿科教授拿了瓶艾滋病小患者的尿让我测艾滋病毒抗原。以前有报道说在艾滋病病人的脑脊液、母乳、眼泪里发现艾滋病毒抗体，但是还没有人做过病人的尿液，我做完抗原检测就想，干脆把抗体检测也做一下，结果是阳性。当时我很吃惊，心想，会不会是一个偶然的特例呢？赶快扩展试验范围，结果在２０多个成年ＨＩＶ－１型感染者的尿里都查到了抗体。 通过尿液检测ＨＩＶ抗体的新方法令国际医学界为之轰动，１９８９年获得了包括美国在内共１７个国家的医学专利。它的价值在于，较之原有血样检测，验尿更为方便、经济，且是非创伤性的，同时准确率可达９７％以上。 那时我已理应回到Ｄｒ．Ｌｏｎｄｏｎ的实验室去，但这个基金会的主席一定叫我留下。我把具体情况跟Ｌｏｎｄｏｎ说了，他赶来纽约跟我新老板谈了２个小时，最后讲：“我把最好的人给你了，你要对她好。”又对我讲：“医学上一个新发现不容易，有时候一辈子也就这么一次，不要轻易放弃。”艾滋病当时还是全新的领域，我对新东西也挺感兴趣，就留下了，转向做艾滋病的研究。 “没有你我们的工作会不同” 我从１９８６年开始和艾滋病打交道，先是在美国实验室认识艾滋病毒，接着到患者身上去收集艾滋病毒研究艾滋病毒为什么会、又怎样使人发病﹖这些对我来讲绝对是个挑战。说实话，科学界的知识更新非常快，我不笨，记忆力很好，但比起大多数聪明人来也没什么特别之处。我起点也不高，英文不好，没有分子生物学基础，没读过博士，能走到今天，我想最大的原因是勤奋。我属于那种认定目标就坚定地走下去的人，而且要走到别人前面，不怕付出。在美国那些年，几乎没有过星期天，不停地学，不停地做，心里可能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把“文革”耽误的那些年补回来。后来回国在北京那几年也一样，没去过颐和园，没看过一场电影。衣服也不会买，以前是我妈买，后来是先生帮我买。我最要好的朋友是三样：飞机、旅馆，还有艾滋病朋友。 我是１９８９年认识何大一的。那时正是他研究的黄金期（１９８１－１９９６），他扎扎实实做了很多研究，包括在精液中发现ＨＩＶ抗体。 那时候，纽约市有一个有钱老太太Ｍｓ．Ｄｉａｍｏｎｄ。她先生是一个移民，１９岁刚去美国时据说身上只有一美元，后来做房地产起家。Ｍｓ．Ｄｉａｍｏｎｄ继承遗产后就成立了戴蒙德基金会，一块是提供给搞艺术的，还有一大块就是提供给医学研究和医院建设。１９９０年，他们想在纽约建立一个艾滋病研究中心，面试了１００多个科学家，最后选了３７岁、娃娃脸的华人何大一。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１５日，我来到了纽约医学中心对街的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参加实验室筹建，做何大一的助手。半年后的１９９１年４月１６日，中心正式成立了。 在那里，我完成了我的历史任务：参加了何大一教授主导的全部研究课题，包括１９９２年开始的鸡尾酒疗法的长期试验。纽约很多著名的感染者都是那里的常客，像打篮球的魔术师约翰逊８年的病毒标本都在我手上。 那时候也想过是不是去读个ＰＨ．Ｄ（博士），何大一说，你Ｍ．Ｄ完全够了。他叫我“特快专递（ｅｘｐｒｅｓｓ）”，因为我做起事来动作很快，有时他改主意都来不及，因为我已经动手了，手下的年轻人也常说跟不上我的节奏。越是做得多，越觉得知识不够，越是要拼命学，拼命做，好像这样一天才没白过。我的命很好，遇到了很多好人，他们教我帮我，我也努力，机遇来时就能抓住。艾滋病研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业，科学家的努力可以救全世界很多很多人。 我怎么入的美国籍呢？其实１９８９年我就拿到了永久居留证，但是１９９５年有一次去台湾开会，台湾方面刁难我，那边的说，你如果是美国护照我马上批。我一气之下就入了美国籍。飞来飞去确实方便了，但这下好了，现在回中国要签证了。我从小受的爱国主义教育根深蒂固，改不了的，谁把我当外国人，我心里说不出的别扭。 １９９３年鸡尾酒疗法出来了。这是许多科学家共同研究的成果，何大一是主要的倡导者。那年我陪他来中国，第一个引荐的人是曾毅院士。１９９６年何大一上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卫生部发出邀请，１９９７年我陪何大一又一次回来，是前卫生部长陈敏章接待的，他当时就说，中国艾滋病感染者越来越多了。那时候我就想回来了。 每一个出国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都会有一种漂泊感，这时候的爱国心就会非常强烈。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从小渗透到血液里的情感，祖国培养了我，祖国有我的亲人我的师长我的同胞，我应该为她做点事。
１９９８年７月１７日，做了半年准备之后，我带了２９箱实验器材和资料飞回来，受聘担任中国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临床病毒学研究室主任。有两点我永远记得何大一的恩：他当时给了最大的支持，把那些大药厂的关系介绍给我，试剂、吸管、培养基，要什么拿什么。还有一次是，我刚回国，我丈夫郑医生在美国心脏病发了，那天正好要跟默克公司谈判，不能回去，是何大一陪他去医院装的冠状动脉支架。所以我在退休前夕给他的信里说：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做，将一如既往，尽心尽力。 何大一在回信中说：Ｏｕｒｗｏｒｋｗｏｕｌｄｎｏｔｂ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ｙｏｕ．Ｗｈｉｌｅｗｅｈｏｐｅｙｏｕｗｉｌｌｅｎｊｏｙｔｈｅｔｉｍｅｗｉｔｈｙｏｕｒｆａｍｉｌｙ,ｄｏｎｏｔｂｅｓｕｒｐｒｉｓｅｄｉｆｗｅｃａｌｌｕｐｏｎｙｏｕｆｏｒｈｅｌｐａｎｄｃｏｕｎｓｅｌ．Ｗｅｓｔｉｌｌｎｅｅｄｙｏｕ．Ｗｉｔｈｄｅｅｐ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ｙｏｕｒｙｅａｒ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ＡＤＡＲＣ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ｓＡＩＤＳｅｆｆｏｒｔ．（没有你，我们的工作会不同。希望你能享受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但别惊讶我们可能还会找你商量或帮忙，我们仍然需要你。感谢你多年来对戴蒙德研究中心和对中国艾滋病事业的贡献。） 最自豪的是培养了一支队伍 １９９０年在美国买了房，每月要付贷款１８００美元。１９９８年回国，在美国没有工资拿了，很快就把房子卖了，因为供不起。 我回来不为挣钱，不想当官，也不求名，所以谁的马屁我都不拍。在中国要做事情是很难的，各种情况都会碰到，有时也看不惯。但下面病人是很苦的，跑下去一看你就想要深入去做。当年预防医学科学院的老院长陈春明教授跟我讲过的一句话：“你只要想是为谁做，为老百姓做，什么怨言都没有了。”这话对我一直有用。 而且我后面还有许多在艾滋病领域工作的海外华人专家，他们也希望为祖国做事情，我算是牵根线吧。 回国的曹韵贞依然在跟时间赛跑。仅仅两个月，就与北京地坛医院合作建立了艾滋病门诊，开始接诊。而她常常买两个花卷馒头放在办公室里，早上一个，中午一个，因为“正经吃饭太费时间”。 过这样的生活，我不觉得亏欠了自己，只是觉得亏欠家人很多。我愧对母亲，她２８岁守寡拉扯我们长大，很大岁数了还要帮我操持家务。她病倒了，我在家只守了几天就又得出去讲课，后来她因为医疗事故意外去世，我自己还是医生！我觉得这个内疚是一生都没办法弥补的。我先生在美国做完心脏手术到北京，结果又变成他在照顾我。 小外孙Ｊａｋｅ出生时我人在内地，只听说他不会吸奶，三个月大、五个月大时见了两次，发现一些症状，但接触时间太少，我想大概是发育迟缓，直到八个月时再见，他还不会坐、爬，我才警觉有脑瘫的可能，一查果然是。我女儿为了不遗弃这个孩子，放弃了国际贸易极为热门的工作，为他的治疗费尽心血。女儿需要我，可我为了艾滋病人长年在中国各地跑，没有办法帮她。 人到中年，本该是上对父母尽孝，下对儿女尽责，可一直是全家人为我服务，为我的工作服务。我现在很怕一个人开车，会不知不觉想到家里人，会想得出了神。 为谈一个合作项目，她跑了７趟云南，２００２年在云南省启动的治疗项目为３００例感染者提供了３年规范治疗。８年来，她去了Ｎ次河南、山西，足迹遍布所有的重灾区，她负责的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提供的ＣＩＰＲＡ项目，对山西省闻喜县７００例ＨＩＶ感染者进行了规范治疗。为了打进新疆，她去了不下１０次，从一开始只欢迎讲课到后来能去病人家里探视，最终以一片诚意说服了当地政府，治疗得以全面展开，比尔·盖茨基金会、克林顿基金会也由她牵线进入新疆。 艾滋病治疗领域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曹韵贞说，就是要迅速提高与艾滋病人打交道最多的村医的水平，提高病人的依从性。“都在叫要新药，其实新药来了不好好吃，出现副作用医生不懂得解释说服，动不动就停药，还是会产生耐药性。” 在河南郑州，她自己坐门诊看病人，带徒弟，这些医生又到更基层的医院去讲课，带更多的徒弟。她直绷绷地说：“没有一个省的领头医生不是我培养的，最自豪的就是培养了一支队伍。”她尽力给徒弟们创造深造的机会：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传染科的孙永涛经她介绍到美国免疫学家ＢｒｏｏｓｅＷａｌｋｅｒ手下进修，他英语好，最后能在美国坐门诊看病人，回国后带回６１万美元的基金项目，建立了实验室，成为中国目前唯一做ＣＴＬ（细胞毒Ｔ淋巴细胞）测定的人；郑州六院的何云也在她的推荐下赴美进修；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的周曾权、新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张跃新主任都已能独挡一面。 科学事业是不能有半点虚假的，更需要一代一代的接班人。学术界有一些风气不好，就是垄断，什么都要把在自己手上，我就看不惯这种现象。尖端有两种，一种是宝塔形，一种是梯形，宝塔尖上是很突出、荣耀也大，但倒起来也快；梯形上面虽然站了一排人，但很稳固。一个人不是万能的，不可能面面俱到，不是强项也攥在手里……要做老大，要靠自己一点点做出来。不过现在有些领导就喜欢敢说大话的人，做不到也无所谓。 中国一些地方的艾滋病治疗现在政治味越来越浓：为艾滋病人着想的少，对政绩工程、国际形象感兴趣的多。我这样说也许会得罪人，不讲么，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我能做的，现在的年轻人都已经能做了，该激流勇退了。我不想当英雄，离开时就希望听一句话：曹韵贞为中国做了些事情。没有，也没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