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张哲诚
在胡润百富十周年企业家峰会上，我们再一次目睹了温元凯教授演讲时的飞扬神采与激情——丝毫不减当年（笔者在9年前曾经邂逅温元凯）活跃于各类商业论坛上的激昂英姿。虽然已过耳顺之年，温元凯仍才思敏捷，底气十足，充满感召力。 温元凯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著名化学家，曾对中国改革开放有着特殊贡献，在上世纪80年代即被评为“中国改革开放十大风云人物之一”。在90年代闯荡华尔街，成功转型为经济学家。今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温元凯再度成为对改革开放进行“历史性回顾与阐述”的关键人物。 1977年8月，就在邓小平复出之后十几天，温元凯有幸参加了邓小平召集的国务院科教座谈会。会上，温向邓小平当面提出了恢复中国高考制度和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得到邓小平的当场采纳。此后，借改革开放之东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企业家中，很多人都曾经是这一政策的最早受益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 而温本人也是受益者之一，他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派往西方的留学生。当时他被派到法国巴黎大学的居里夫人实验室，做了两年半访问学者，后来把量子生物学这门崭新科学引入中国。也是这次会议，对温元凯的人生追求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从一个一心想当科学家的科学青年，渐渐变得更加关注国家命运和社会民生。 在法国两年半时间里，他有机会到欧美九个国家访问，广泛了解世界。这使得一向敏锐且富有创造性思想的温元凯，坚信只有改革才能改变中国当时落后和贫困的状况。1982年回国后的几个月，他就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写信，建议以其任教的中国科技大学作为推进科教改革的试点单位。改革的主要方向是解放教师，解放生产力，提高知识分子待遇；让科研教育面向经济，不能关在象牙塔里；此外他还主张人才自由流动，人们有权自主选择工作，领导有权解雇不称职的教员。 建议同样被采纳，中国科技大学连同上海交大、深圳大学和武汉大学等同期的科教改革试点机构，共同营造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局面。几个月之后便取得了显著成效。由于科技大学改革成效突出，温元凯先后受邀至200多个城市前往演讲。借此，他更加强调中国必须改革，否则就会如邓小平讲言—“被开出球籍”。在此期间，温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主席团成员，并最早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立法提案（1984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代表大会公民旁听制度》立法提案（1985年），涉及政治领域改革问题。
众所周知，改革从一开始便引起了很大争议，温也一直处于争议的漩涡中央。但这不影响他创作的《中国大趋势》在1984年一经出版便风靡全国，而他自己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风云人物之一。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温元凯是文革后中国改革开放思想的最早启蒙者之一。在最近《中国新闻周刊》评选的中国改革开放经济人物100人中，温被列入其中20名学者之一，其他80位是企业家。 对话温元凯 《胡润百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人和见证者，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的今天回眸当初，您认为当年出台恢复高考这一政策，对于此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有着怎样的启示和标志性意义？ 温元凯：起初提出这一政策建议时，并没料及日后影响会如此巨大。后来我才发现这是奠定中国改革开放大方向的第一个动作，也是邓小平出山后第一招，并且成为了历史的拐点。因为这个建议实际上改变了千百万人的命运，中国开始全面走向“拨乱反正”。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邓小平解放了知识分子，也解放了千千万万的年轻人，成全了他们的进取心和大学梦。许多第一代的企业家都曾是该政策的早期受益者，他们也在大学时代埋下了创业精神的种子。 更为重要的是，出台这一政策，是为社会人心注入了“知识创造财富”这一重要理念。虽然第一代企业家中很多学历较低，仅凭着敢想敢干和时运以及勤奋，就闯出了一片天地。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国际竞争的加剧，他们都纷纷回返课堂，进入各大重点学府补修各类工商管理课程。 作为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以高精尖知识推动世界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日益成为一股潮流，主导着制造业的主流方向。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无锡尚德的施正荣博士，他在留学回国后短短四年便成为了首屈一指的富豪，一股波澜壮阔的海归创业热已在中国本土上演。无锡市为此还专门制定了“530工程”，希望在五年内引进30名像施正荣这样的高科技领军人物，来推动当地科技产业的发展，可见人才对于社会进步的价值所在。而作为人才摇篮的大学，则肩负着极为重要的使命。 《胡润百富》：您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积极鼓动者，事实上也是身体力行的推动者，而我们知道改革最难在于观念的转变，因为人的自我意识和人性价值在文革时期都受到压制，虽然后来提出解放思想，您也得到了中央高层的支持，但是改革之路的确非常艰难，您如何体会这种观念转变？ 温元凯：确实如此，就拿我们在大学推行的科教改革来说，当时还是很新潮的事情，遭遇了很大阻挠。记得我当年解聘了两位很不称职的大学教师，其中一个就扬言要用砖头砸我的脑袋。所以改革确不容易。回想改革开放之前，人们几乎不讲钱，不仅认为庸俗，还会被冠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当时中国实际上是陷入了一个普遍穷困“均贫社会”，生活水平居于世界银行所定的“绝对贫困线”之下。邓小平在1977年提出“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在当时看似不起眼的口号，今天看来却极其伟大，因为中国从此打开了财富之门，史无前例地开始鼓励人们勇于“创造财富”。 如今，不仅“保护私有财产”被写入宪法，“老板”也同样能加入共产党。过去是“为无产阶级斗争”，而今却要保护有产阶级，这是多么巨大的与时俱进！ 《胡润百富》：您认为30年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最深刻的改变是什么？ 温元凯：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观念转变，在此基础上才有了第二层面的价值——人的生产力的全民解放：农村改革解放了农民生产力；城市改革解放了工商业者、国企干部等阶层的生产力。许多人走上了创造财富的“下海”之路，中国从此出现了一个新词——“企业家”。30年来中国社会8226;¬天覆地的变化，企业家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这个概念需要认清。过去人们习惯讲工人创造财富，劳动创造财富。话虽没错，但也应该看到，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工业社会里，一个工人能创造多少财富？他只有在组织里面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因此，作为企业组织者和创造者的企业家，才是最大的财富英雄，他们应该得到社会更多的尊重和保护。而胡润百富榜，也正好见证了这些财富英雄们的创富史。 《胡润百富》：您如何看待胡润百富榜？ 温元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胡润在10年前创立富豪榜具有深刻的意义。我相信“富豪”两个字在30年前一定是非常负面的名词，因为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士农工商”的观念根深蒂固，商人向来都处于社会最低层，地位比农民还低，也常被贬斥“为富不仁”，今日“仇富心态”虽依然存在。但胡润百富榜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历史推动作用。此后类似的榜单在各路媒体中也屡见不鲜，但胡润是始作俑者。虽然百富榜也饱受争议，但这不是几个人到底有多少财富，某个人计算有误，多一点或少一点的问题，而是代表了社会大趋势。另外我也认为，无论哪个榜所挖掘出来的中国富人，都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据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家庭收入在6万到50万之间，即西方所谓中产阶级的人口数，在中国已经超过6000万。我认为财富研究在中国才刚刚开始，需要更多人参与研究，同时社会也在呼唤更多的财富英雄。 《胡润百富》： 30年间，改革开放潮流在推动社会经济全面崛起、社会财富大量增长的同时，许多问题也被催生并日益凸现出来，比如社会公平问题、环境问题、商业伦理等。虽然近几年国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但是要面对新一轮“观念转变”的问题，同样绝非易事。那么在改革开放30年这一关键点上，国人是否还应作出更加深刻的反思？ 温元凯：光反思还不够，因为这是我们不得不一直要面对并加以解决的问题。比如最近发生的三鹿奶粉事件，就让商业伦理再一次遭受践踏，说明我们的商业环境依然欠佳。美国一家著名咨询公司调查过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业生态环境，发现香港特别行政区排在世界第1位，而中国内地排在第83位，这一点值得深思。所以我们不要单单看盖了多少漂亮的摩天大楼，建了多少高速公路，造了几条地铁，还应该看到这些问题。还有，中国大学始终排不进世界前100名；中国到目前还没有培养出一位本土诺贝尔奖得主；大学生毕业出来找不到工作，这些都说明教育改革仍然滞后，还不符合社会需求。 此外，社会应该引导企业家更好承担社会责任，帮助弱势群体，鼓励他们像余彭年这样的慈善型企业家学习。在今年汶川地震中，许多企业家亲自带队前往灾区救助，许多人捐出了上亿资产，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们的偏颇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