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可做不可说的公益事业
作者:文/本刊记者 周政华 这是一个喜欢言必称“我们华远”的企业家。他言辞激烈,咄咄逼人,好用一连串排比式反问句,观点尖锐而又充满矛盾。 尽管任志强始终强调,公益事业可做不可说。但是在再三声称“不做秀”的前提下,他还是说了很多“我们华远”所作的公益事业。日前,本刊记者采访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发起人之一——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 《经济》:现在社会上很多人认为一些企业和企业家参与慈善活动主要是做秀,你怎么看待? 任志强:公益事业是可做不可说的事,我从来不认为企业是在做秀。现在大家所看到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只是少量的、经过宣传的NGO组织。可能企业做过的90%以上的公益事业公众都不知道。 《经济》:你的准军事化管理思维和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NGO的管理模式能够兼容吗?
任志强:我们现在参与的公益基金会有十多个,我们捐助给在阿拉善的资金并不算多,但因为有很有著名企业家参加,因此影响比较大。NGO原则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中体现得最多的是民主。在协会管理者中大家同股同权,我们的会长和理事会都是选举产生,非常民主。 《经济》: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发起人大多数是民营企业家,如何评价这种现象? 任志强:国有企业属于国家资产,企业家并不拥有产权,所以不能轻易动用国有企业资金从事公益事业。比如捐款,只有政府允许我们捐,我们才能捐,国有企业用的都是政府的钱。 我想,更多的民营企业家从事公益事业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他们拥有企业产权,可以自由支配手头上的财产;二是民营企业从事公益事业可以享受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但国有企业从事的许多具有公益事业的事情是不能折算税收的。 事实上国有企业做的公益事业比民营企业多得多。打个比方,我们组织企业员工一年多次义务鲜血,还组织他们去扫大马路,擦栏杆,这些义工算不算公益事业?现在我接受采访,也是用国有企业的上班时间谈工作之外的事情,我在付出我的劳动力呀!这些又算不算公益事业?现在社会上对公益事业的理解都太过狭隘了,以为捐钱就是公益事业,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我当企业管理者是政府任命的,那么就应该干我应该干的事情,政府赋予我权限范围内的事情。但是对于公益事业来说,我是作为一个人来做的,而不是企业管理者来做,这是两个概念。在完成国资委规定的指标任务之余,我们竭尽所能做更多的公益事业。 《经济》:请解释一下你心目中的公益事业。 任志强:公益事业的内涵很宽泛。严格来说,只要是干企业不应该干的事情,不是为了挣钱,对社会发展产生正面影响的都是公益事业。我们按照微软的企业公民责任书做了一份自己的企业公民责任计划,从职工子女教学到环保项目,范围非常广阔。 我们的公益事业主要有两块,一是政府下派的任务,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自发组织的。全资国有企业的资金我们就用于政府下派的公益性捐款,而自发的公益事业部分主要是由股份制公司和合资企业的资金来运作。 最近华远集团办了一个活动——“给盲人当一天眼睛”,集团组织员工在节假日带盲人去参观首都博物馆,我们采用一对一的方式,一个员工陪同一个盲童,向他们介绍博物馆的馆藏,但这个活动我们并没有大肆宣传,我们并没有做秀。这就是公益事业,这比捐钱还有意义。 《经济》:公益事业给华远集团带来了哪些变化? 任志强:最大的改变是改变了我们职工的心态。 没有来华远集团之前是各种各样的心态都有,但是到了华远之后,我们要把他们从精神上塑造为华远人。华远集团刚成立时只有七个人,后来的都是外来人,我们会把我们的企业宗旨、精神和原则清楚地告诉员工,进行“洗脑”。 华远的宗旨、精神和原则这三块内容就是三股绳,它们是拧在一起的,是不可分割。我们华远要服从于政府,服从于国家,服从于社会,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追求的不是个体最优,而是总体最优,我们关闭一个企业,合并一个企业都要讲究总体最优。 当国家、政府遇上问题时,我们会优先考虑国家和政府的利益。比如政府要我们投资6个亿的资本金去建设北京地铁4号线,这个项目根本是没有任何收益的,我们做了股东,但是并没有享受到股东权益。但是我们是国有企业,我们得听政府的安排,我们不是私营企业,我们得摆正心态。 任志强,男,汉族,1951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法学硕士学历。1969年参军入伍,历任战士、排长、连长、参谋,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含集体功)六次,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1984年,进入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华远集团公司前身),任部门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1993年任北京市华远集团总裁,北京市华远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北京市华远集团公司总经理兼北京市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02年任华远新时代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总经理。1994年,当选为北京市西城区十一届人大代表。1995年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荣获五一劳动奖章。现为北京市第九届政协委员。在多个社团组织、大学等机构任顾问、理事、兼职教授、副主席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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