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于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期的是否存在，争论仍在继续。但眼下面临的重大难题却仍等待求解：一方面农业劳动力仍有大量冗余，另一方面城市劳动力供给却出现萎缩
作者：文/本刊记者 周政华
劳动力短缺的时代真的来临了吗？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近期于北京举行的进城务工人员职业培训专题研讨会上预测，2009年全国城市将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
盛世闻危言。自2004年珠三角地区首次拉响民工荒的警报以来，每年春节过后，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人才市场上，“急招拖拉机驾驶员、急招大灶厨师、急招营业员”类似的招聘广告铺天盖地。现在，民工荒蔓延至内陆省区。今年春天，安徽省劳动保障厅发起了“春风行动”，省内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将全面向进城务工人员开放，并提供免费的就业服务，力图通过一系列措施将农民工留在本省企业，以填补当地的用工缺口。 由蔡昉主持的一项有关中国劳动力供给状况的研究表明，国内劳动力供给高峰即将过去。2004年，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增长率为５年来最低，劳动力供给增长率首次出现下降，预计到2011年，劳动力供给量不再增加，2021年劳动力总量开始减少。报告预测，进入劳动力“有限剩余”阶段后，劳动力市场上将经常出现结构性短缺现象。主要表现为：地区性短缺、部门性短缺、劳动力技能和年龄结构性短缺、工资趋于上涨、劳动关系和劳动力规制向有利于劳动者变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一项调查表明，当前全国20％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所剩无几，在中部地区的许多村庄，16岁到25岁的青壮年越来越少。主持这项调查的韩俊说，“劳动力短缺是目前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 江苏省统计局的数据也印证了上述调查结果。江苏省统计局于去年12月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今后5年，该省劳动力供给量将呈逐年减少的趋向，而劳动力需求则逐年增加，就业压力将在一定范围内得到缓解。蔡昉说：“目前中国新增劳动人口与新增需求已基本达到平衡，虽然近期中国还不会出现劳动力绝对短缺，但结构性短缺的端倪已显现，今后每年都会发生供给缺口。” “地方政府、企业界和农民工都在利用民工荒这一契机调整自己的策略和行动，农民工由被去权的一群开始走向‘增权’和‘自我充权’行动。”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黄岩博士对《经济》记者表示，民工荒促进了企业劳资关系的调整，同时也促使政府不得不正视因劳动力短缺所带来的产业衰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和政绩形象的损失。 而今年4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信息中心对全国103个城市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信息显示，一季度全国劳动力的供给仍大于需求。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侯东民教授对《经济》记者表示，谈劳动力过剩或短缺，任何国家都指的是劳动年龄人口，而不是指40岁或35岁以下劳动年龄人口。因此，只要农村从事第一产业劳动力数量仍在3亿水平，就没有任何理由讲，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已经接近解决、劳动力短缺时代已经来临。 刘易斯拐点 目前肇始于沿海地区并且蔓延于全国的劳动力短缺不是暂时性的现象，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将发生逆转——专家指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征兆已经日益明显。 “从劳动力充分供给变化到短缺，在发展经济学上叫刘易斯转折点，这个点就是一个阶段变化。”蔡昉解释说，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剩余劳动力被吸收殆尽的时刻，就意味着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开始消失，刘易斯转折点就会到来。刘易斯转折点是一个经济发展概念，但对这个转折点本身进行判断，却与劳动力供求的长期格局变化有关。 对于刘易斯拐点的判断，学界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侯东民教授认为，中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存在的事实与刘易斯拐点出现的前提并不相符。他估计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必然还在一亿以上。 根据侯东民的分析，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40岁到64岁约有3亿，其中考虑到15岁到39岁年轻人口中部分仍滞留农村，外出打工人口也并非完全脱离了农业劳作，而在城市就业市场中农村40岁以上人口已经难以找到工作，可以推断当前被广泛引用的我国农业劳动力中第一产业劳动力约3亿的统计数据基本是可用的。这意味着，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中确实有大量劳动力冗余。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同样不难发现，这些冗余劳动力由于年龄关系，却相当部分不再可能为第二、三产业就业市场所吸纳，可能长期沉淀在农业之中。 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常常伴随着两个标识性变化。首先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其次是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继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下降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从80年代也开始了下降的过程，本世纪以来下降速度明显加快，预计在2017年左右停止增长。 蔡昉表示，如果把劳动年龄人口看作了劳动力供给的基础的话，上述趋势也就意味着在经历了一个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增长阶段之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消失，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初见端倪。2004年开始出现的以“民工荒”为表现形式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已经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劳动力输出省份，并且推动了普通劳动力工资的上涨。与此同时，城市失业率攀升和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也得到遏止。这些都是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征兆。 如果刘易斯拐点真的即将来临，那么它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影响呢？ 首先的问题是城乡劳动力普遍短缺。从表面上看，近年来，似乎每年新增就业尚不足以吸纳全部城乡剩余劳动力。但由于就业统计不能全面涵盖真实就业，统计数字反映的就业数量远小于实际就业人数。譬如，在建筑行业，1个正式纳入统计的职工，通常可以带动5个到10个未纳入统计的劳务工。而在许多大型国有企业，这种没有纳入统计的工人也占到全部就业者的一个很大比例。在农村，除去进入乡镇企业就业、转移到城镇就业以及农业生产需要的劳动力，所谓的“剩余劳动力”，实际上是就业受年龄、性别、家庭状况和其他因素制约的劳动年龄人口，他们的就业选择范围相对有限。 另一个显著影响是，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从而使劳动力成本提高。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城市正规劳动力市场每年都经历着两位数的工资上涨，这不仅发生在垄断行业，也发生在那些主要吸收普通劳动者就业的制造业等行业。在城市就业的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工资提高速度甚至更快。根据对5个大城市的调查，2001年到2005年期间，外来劳动力小时工资的提高速度，比城市本地劳动者高64％。劳动力成本的这种变化趋势，已经对外商投资倾向和企业经营状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个影响不一定是坏的影响。”蔡昉表示，过去经济增长主要依*投入，包括资本的投入和劳动的投入，取得经济增长效果。我们在这种资源相对丰富的时候，为什么不充分利用呢？但劳动力供给已经发生变化了。刘易斯拐点出现为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升级转变提供了一个契机。 人口红利衰减 “中国不存在所谓的人口红利期，这个根本就是假命题。”侯东民对记者表示，人口红利和人口红利期是两码事。 人口红利期是指在社会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由于出生率下降，导致少儿比例降低，劳动人口比重自然上升，老年人口比例还未达到较高水平，而形成了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阶段。侯东民表示，人口红利期是否意味着现实中可以获得人口红利，则有待商榷。目前国内有关“人口红利”研究，对此给予了高度肯定的答复。侯东民介绍说，其研究方法是借鉴自国外，用以年龄结构衡量的社会抚养系数来研究我国“人口红利”问题。侯对这种方法表示质疑，他表示用以年龄结构衡量的社会抚养系数统一评价各国这一人口红利期的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研究路径并不恰当，其原因是世界上有着迥然不同的两种生育率由高到低的转变。 侯东民介绍说，以西方为代表的人口转变，是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自然结果，出生率降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加上劳动力基本充分就业，就可能使社会经济得到额外的推力，其人口红利期与人口红利可以是统一的。但中国人口转变是在较低经济水平下，人口迅速膨胀导致人口问题，社会采取控制措施而形成的人口转变。控制措施较迅速地发挥作用后，随以往生育旺盛期及高峰期人口进入劳动年龄，也会跟着凸现劳动力的丰富。但此时劳动年龄比重大，数量多，更多的是人口问题的惯性表现，而非人口红利到来。 坚持中国存在人口红利期的学者认为，中国目前以及今后15年左右处于“人口红利”黄金时期。如何制定正确的老年保障以及其他相关的社会经济政策，充分利用“人口红利”黄金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机遇，及早为应对2020年以后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到较高比例与劳力资源衰减，“人口红利”机遇期中止而将造成的严峻挑战做好准备，应该是当前未雨绸缪的问题。 “人口转变及其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一个不可逆的变化过程。”蔡昉说，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生命周期和代际更替之间的相互叠加，通过劳动供给、储蓄和科技进步等渠道来对长期经济增长施加影响。这个阶段大约持续到2015年前后。此后，人口老龄化加速将给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目前我国就业压力表现在城镇下岗和失业现象严重、农村劳动力等待向非农产业转移和每年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新增劳动力等方面，造成失业率提高和劳动参与率下降。蔡昉表示，首先，中国经济在短期内还不会丧失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从而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国际竞争力；其次，即使在将来劳动力出现绝对短缺，资源禀赋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仍然可以获得动态比较优势的收益，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面对未来日益突出的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缓慢流失的情况，蔡昉建议首先要转变政府职能，应按照市场经济通则，准确定位并矫正政府职能，避免人为干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工资的市场形成机制，发育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其次，改善就业、再就业环境，释放劳动力供给的制度潜力。最后是投资于人的发展，强化教育普及和职业培训，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则更具报酬递增和可持续增长的功效。通过对劳动者本身的投资，用质量替代数量，是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 政策调整契机 对于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期的是否存在，争论仍在继续。但眼下面临的重大难题却仍等待求解：一方面农业劳动力仍有大量冗余，另一方面劳动力供给却不对称地出现萎缩的现象。 “经济高速增长，但失业率却居高不下。”蔡昉分析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就业增长主要是通过中小企业、民营经济以及非正规经济，通过逐渐发育起来的劳动力市场机制所创造的。另一方面，城镇实际失业率也持续提高，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政府主导投资带动的就业增长效果十分不显著，从而导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没有显性的就业增长。他认为，目前的高失业率，有很大的部分是自然失业率，主要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产业结构调整和各种不利于就业扩大的规制而产生。 对此，侯东民认为，在政府没有适当调控情况下，市场的力量就导致企业越来越倾向只利用最低成本的劳动力，且只利用这些劳动力其劳动生命最年轻的时段。年轻农业人口进城也导致我国城市常住人口不断膨胀，在城市劳动力需求旺盛背景下，城市40、50人口下岗现象同时愈演愈烈，致使城市人口实际退休年龄已经远低于法定退休年龄。 有学者指出，现在已经到了计划生育和户籍制度政策调整的时机。 目前，我国人口政策已经允许双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生两胎，在政策上避免了“四二一”家庭结构的产生。日前，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有关人员表示，我国还将继续稳定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不过国家已经把生二胎的权力下放给各省市人大自行规定。这使得一直以来被社会所关注的“二胎政策能否松动”的问题再次被推上前台。据了解，目前一些省、市、自治区已经开始考虑逐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一些省、市取消了二胎生育间隔政策或者将该政策适度放宽。而上海等省、市出台规定，允许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第二胎。 由于城市户籍人口中50％以上已是改革开放以来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许多有两个以上孩子，这些非独生子女的孩子才是“普遍放开二胎”政策在城市真正受益的人群。因此，侯东民不赞成目前提出“普遍放开二胎”政策。他认为，我国人口政策应视社会发展而定，以稳定政策为主，必要时可以微调。 对于户籍制度改革，侯东民表示，改革开放以前城市吸纳的农民工全部转为城市户籍人口，并享受了城市全部福利。当前的户籍改革应避免采用剥离与户籍相关福利的路径，而应明确户籍改革实质性目标，依托目前户籍制度及其户籍转入方法相对简单、有效。 “人口规模与经济、资源环境的矛盾，仍是中国人口问题关键所在。”侯东民表示，当前主张对计划生育政策和户籍制度进行重大调整的建议，没有充分重视中国老龄化与剩余劳动力问题并存特点，没有充分重视人口规模问题对中国今后依然有的重要政策意义。至于人口结构问题，侯东民认为，“不过是中国人口控制必然的代价，所谓世事两全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