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伦8226;巴菲特说“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就是人们不从历史中吸取经验。”让时光倒流十年、二十年,昔日历史看来别样风情
作者:本刊记者关鉴
时光倒流二十年:厦门的直拨电话 1987年,如果西方投资者为中国薄弱的基础设施、经常延误的电话深感不便的话,那么至少还有一处地方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厦门。 这座以宁静军港和鼓浪屿闻名的滨海城市在电信设施方面远远走在了时代前面。当中国其他城市的电话充满着沙沙的噪音、占线、错误号码和接线员生硬的问答时,厦门居民已能够享用现代化的程控电话与远在海外的亲戚轻松交谈,从香港、新加坡、日本和欧美传来的声音清晰流畅,效果甚至好于北京和上海的本地通话。 相比其他城市直拨电话只用于高档宾馆,厦门1万5千门直拨电话中的一部分直接为私人使用。 事实上,厦门政府改善电信设施的努力不仅仅是为了增加这个旅游城市的魅力,更现实的考虑是,利用便捷的通讯手段最大限度地发挥厦门作为“侨乡”的优势。政府发言人对这个史上著名贸易口岸的真正意图直言不讳——吸引国外投资。 据估计,有700万海外华人祖籍福建,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厦门。厦门政府希望以更频繁的交流唤起海外游子的思乡幽情,以便将后者转化为对家乡建设的直接投资。 其实,在这个时段,不仅是厦门,整个中国南部沿海省市都在尽力修复和海外亲谊间曾经断裂的纽带,一批在文革期间被没收的房屋被发还给了旧主,而针对那些在海外出生的第二代华人则组织夏令营,以增进他们对父辈生活土地的了解和亲近感。 这些做法收到了明显效果,大量的投资从海外华人的寄居国涌入,厦门经济特区的统计显示,70%的国外投资来自香港,而新加坡和菲律宾投资比例分别为11%和4.5%。 后续:随着中国的全面开放,享有特区和侨乡特殊地位的厦门竞争优势相对弱化,但它依然跻身于中国发达城市的前列。而更重要的变化在于,当时支撑中国南部经济发展的投资主角,在20年间做出了根本性替换:1990年代以后,来自欧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取代了早期思乡心切的海外游子。政治意味浓重的寻亲夏令营业已作废,作为中国唯一以吸收投资和对外投资为主的洽谈会,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已在厦门举办了十年。2007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实际使用额预计达到638.1亿美元左右,与2006年比增幅约为4%,变化趋势与2006年基本相近。至此,中国再次以全球第三大FDI接受国的排名,将“投资热地”的形象彻底定格。 时光倒流十年:东方“硅谷”的雏形 上海西北100多公里的无锡,一块100亩的稻田刚刚被平整为开发区园地,当地雄心勃勃的政府官员准备将其建成东方的“硅谷”,配套的电厂、自来水厂、球场和学校已经在紧张施工,规划中甚至包括一个高尔夫球场,紧挨着开发区,两条高速公路即将完工。 无锡企业取得的出乎意料的成功支持着这种雄心。1997年,当地年产量超过100万台的小天鹅洗衣机厂,新一代的洗衣机已经开始使用计算机模糊逻辑进行控制,公司乐观地预计10%的产品将出口海外。 无锡发生的最新事件反映出以往用芭比娃娃、丝绸领带加以概括的中国制造业正发生着某种本质性的变化,按照当年6月一位美国记者的观察,不同于战后日本所经历的从手工产品到照相机、电视机最后至汽车的层次分明的产业升级路径,在高中低端产业上全面推进的中国政府迫切希望在高技术制造领域也能有一席之地。 跨国公司的本地化政策支持了这种技术跳跃,一个月前,日本NEC投资12亿美元建立合资厂生产集成电路。 这种趋势在西方国家引起了某种忧虑,一位美国官员预测中国转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将使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扩大到200到400亿美元。 不过,依然有人认为此种估计有所夸大,他们指出,跨国公司建立的大多数只是装配厂,其设计和技术仍然需要进口,而中国的国有企业出于体制原因更吝于在研发方面大举投资。 后续:如果说十年前挺进高技术领域的“中国制造”只具备初步概念,那么今天,它无疑演变成一个具有多重影响力的经济现象。一方面,中国作为全球最主要制造中心之一的现实重新划分了世界经济版图,甚至使全球金融市场躁动不安——凭借在制造业上的优势,中国对美国2006年顺差高达1443亿美元,并借此累积了12000亿美元外汇储备,这促发了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热钱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成为中国政府需要面对的一大挑战。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东迁使中国参与全球高端技术的更新过程,英特尔在大连建造的芯片生产线重塑了大连的制造业。同时,本土制造商的研发投资意识不断加强:在群雄逐鹿的汽车业,荣威、奇瑞、吉利等多家本土自主品牌的涌现一举加重了竞争的火药味道。 时光倒流十年:冒险家“通用” 按照通用汽车和其合作伙伴上海汽车的说法,1997年6月,双方投资16亿美元成立的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标志着中国汽车工业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这种看法有一定的依据,上海通用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大的合资项目,预计到1998年末将达到年产10万辆的产能。 但是,气势恢宏的设想遮掩不住中国汽车行业当时处境尴尬的现实——在中国政府紧缩调控的宏观政策面前,外资汽车巨头日子都不好过,标致在广东的合资厂更是弄到了要关门大吉的地步。即使通用也有自己的问题,在沈阳建厂的谈判一拖三年,殊少进展。 在此情形下,通用仍然做出了孤独的选择——在这一时刻加大投资规模,下属的德尔斐零部件公司花费2.5亿美元收购了14家中国零部件企业,并打算购买另外8家。通用认为与中国市场的未来发展相比,眼前的困难只是过眼云烟,需要做的仍然是抢滩。即使中国只有很少的人能够负担一辆汽车,但通用更重视人均收入每7年增加一倍的事实——不冒险就会落到别人后头。 而事实上,这依然属于有准备的冒险,通用小心翼翼的避开了标致所犯的每一个错误——与标致相反,通用选择了有力的合作中方伙伴上海汽车,并决定将最新款的轿车投放中国市场,甚至走得更远,与上汽合资成立的泛亚汽车技术中心,将为通用、上汽乃至全球其他的汽车厂家提供最新的汽车设计。 后续:2006年接受《环球企业家》专访时,通用总裁瓦格纳承认,尽管还未完全摆脱困境,但“重振会比当年容易得多”。而在中国,昔日的冒险得到回报,去年,上海通用的各系列汽车销量为41.34万,比排名第二的上海大众多出6.1万辆,市场占有率达7.9%。而从2005年起,上海通用在中国市场销售冠军的宝座上已坐了两年。经过十年锤炼,中国汽车市场已经变成各大汽车厂商各显身手的最佳实验场,上海通用去年共推出10多款新车,其“多品牌、全系列”的战略依然秉承冒险家的一贯风格。 追溯:雾锁香江自2007年5月18日上午9时30分开始,内地上市公司格林柯尔依照有关法规,彻底从香港联交所消失。对于已经被证监会和国务院实施永久性市场禁入处罚决定的顾雏军来说,这绝对是另一场噩梦。 但身陷囹圄近两年的顾很可能并未第一时间得知这个消息,现在,他全身的神经都在等待自己涉嫌挪用上市公司资金一案的审判结果,无暇他顾。这位格林柯尔与科龙电器的前董事长曾被称为“资本玩家”。他的“资本征程”始于格林柯尔,经过科龙、美菱一路走到亚星客车、襄阳轴承,但如今,他最得意的科龙电器正在海信手中重组(详见本刊2006年4月号《容奇大桥上的雾》),嫡出的格林柯尔更是遭到类似俄罗斯尤科斯石油一般的悲剧性结局。 此时,48岁的顾本人则毫无悬念地沦为带有明显时代烙印的“原罪富豪”,被中国媒体以各种春秋之笔的胆量予以过度诠释。事实上,这个激烈到以绝食威胁法庭的中年人,也许不过把一出性格悲剧演绎到了极致。在周围的人看来,他的偏执、刚愎自用、绝情甚至自恋,在多变的人生旅程中被无限制地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