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雷晓宇 九七，大团圆结局。“香港比以前更平静。” 对于香港的未来，林奕华提过一个娱乐化的设想：如果刘德华当特首！电影《金鸡》延展想象：到2046年，刘德华真的担任了特首，而当时的美国总统是汤姆·克鲁斯，要求美元和港元挂钩（过去20年，香港施行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刘特首断然拒绝，并宣布港元和美元汇率为1:7.8。 “如果普选的话，刘德华不是不可能啊。”陈冠中边抽烟边笑，“反正他很香港。” 陈冠中比刘德华大10岁，他也很“香港”。在《我这一代香港人》一书中，他把自己这样在1950年代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香港人称为“名副其实的香港人”，“他们这代人在香港成长，人生经验在香港形成，也有机会主义的特点，有局限也有优点……或许可以作为今天的内地的一个参照。” 曾与陈冠中合作过的摄影师这样描述他：“一个真正的陈冠中在他心里埋藏着，那是一个喜欢垮掉的一代的他，一个幻想着波西米亚中国的他，也是一个怀恋着70年代香港文艺复兴的他。” 当年的陈冠中的确很波西米亚（嬉皮+雅皮），他喜欢Beatles、《滚石》、法国新浪潮。1976年，美国留学回港的他拉着几个朋友创办了《号外》杂志，试着触摸和表达一代香港人的思想、感情和趣味。“三十年来，《号外》被认为是香港惟一一本雅皮杂志，把它排在一起，基本上可以看到这个城市潮流民生的变化。”围绕《号外》，也形成了一个文化圈子。当年的三个美术指导，奚仲文、张叔平、刘天兰，现在都是殿堂级的人物。“做服装助理的小朋友”谭燕玉，后来她去了纽约，即著名的服装设计师VivianTam。 “如果你只看《号外》，你会错觉香港是很重视文化的。”陈冠中说。这本杂志做的事情不叫“做”，叫“玩”：刘德华刚出道时赤膊登上《号外》封面；第二个做此造型的是1984年电影《黄土地》的摄影师张艺谋，他“长得实在像三岛由纪夫”。最老的封面人物可能是“第一代黄飞鸿”关德兴——他持枪，一身西部牛仔打扮。1982年中英谈判，《号外》促狭地给香港地图改名，猜测皇后大道几时会更名为“爱国大道”。后来某篇文章里，作者将中环商业区的写字楼群恶作剧地解读为性象征图腾。 尽管做了这么多“无厘头”的事情，陈冠中也承认“周星驰赋予了香港一个新的意义”，但是他对“解构”很警惕。他认为香港被“过度隐喻化”，人人都可以说香港的故事，但这个城市过于零碎，难以总结集体记忆。“香港太好被论述了，最后反而定型在一个很简单的位置上，影响了我们反思。任何把香港简单的隐喻化我都不太愿意，香港应该复杂化，这样她才能呈现更多不同的面貌。” 陈冠中后来做编剧，经历了香港电影的盛景和衰落。他写的《等待黎明》捧出了金马影帝周润发，《不是冤家不聚头》使萧芳芳获金马影后。他身份多样，参与创办台湾《超级电视台》和大陆的《现代人报》、《大地唱片》、《三联生活周刊》等项目。 人到中年，激情沉淀，陈冠中搬到北京来生活。当年的先锋青年有了距离感，开始反思和审视香港和香港一代人的生与死（他很欣赏简·雅格布斯写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杂种文化、搞掂精神、功夫之城、港式误区、香港梦……这些都是他剖析的香港侧面。“我以名胜、奇观、购物、娱乐和摩登性来想象别的城市，也以同样角度来理解香港。” 1997年回归的那天晚上，陈冠中待在台北家里看电视，“没有兴奋感……就这么一件事，香港人已经过了十几年。” 2007年的回归纪念日，陈冠中也没想要怎么过。艾敬把《我的1997》改编成《我的1997和2007》，他也不知道。“香港的故事在‘九七’以前就说完了……”他说，“1997年是大团圆结局，Happyending，一夜无话，今后都不会再制造新故事、新想象、新吸引了。” 世纪之交，田壮壮重拍费穆的《小城之春》：“人们总想在某个时间点庆祝，认为过了这个时间点，一切都会焕然一新。这种希冀往往是虚妄的，生活不过回复它以前的样子，一切都不会改变。” 陈冠中同意这个逻辑。“香港会比以前更平静。”他说。 《号外》背后的香港 《中国企业家》：还记得《号外》创刊时香港的政治气氛、社会民风吗？ 陈冠中：香港的六十年代，我称之为进步年代。此前，香港曾经出现过两次大的社会动荡：1966年天星小轮加价，引起骚动；1967年，左派发动“反英抗暴”运动，炸死了很多人。这之后，政府就要改变，1970年搞了香港节，鼓吹“香港是我们的家”、“WeLoveHongKong”。1971年，港督麦理浩一来就大力改革，所有我们现在知道的香港的基本建设都是在这时期做的，这给香港的经济起飞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然后香港就“翻”过来了，整个气氛变了，是一个已经改良过、转型后的香港。 《中国企业家》：当时的经济、商业是怎样的？ 陈冠中：我们这一代人都记得1971年。1971年香港股票狂升，从100点涨到1700点，1973年崩盘，又回到100多点。这是一次教育，身边的人疯了一样玩股票，然后破产（1973年还是世界石油危机）。再然后，我们就出来到社会上做事了。 当时我在香港大学念政治和社会学，本来出路只有教书和公务员。但是突然，在我毕业前一年，1973年，我的同学有三十几个人被一家外资银行请去了，有的做几年一下子就做到副总裁了，在广告公司就做第二把手了。所以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多了一个出路——进入商界。香港的经济起飞大概也就是从1973年开始的。 《中国企业家》：《号外》主要做什么内容？ 陈冠中：我们觉得有意思的都做。一边可能有人在写西方马克思主义，另外一个人可能在写时装，完全矛盾的。《号外》关注另类的话题，1977年，我写了一篇香港同性恋圈子的文章，很震撼……后来我们开了一个“少数权力”的专栏。 主流媒体当时有《明报周刊》，我们挖掘暗流，但是这个暗流特别多人支持。我们做过很多文化人的封面，比如金庸、倪匡、王家卫、亦舒，就是主流媒体不觉得他有商业价值的人。《号外》的封面很多都是明星，张曼玉就上过7次封面，但角度有趣，你是靓仔明星，可能就把你弄得丑一点。比如周润发在洗澡，张国荣反串女性，林青霞穿男装…… 《中国企业家》：作为一本城市文化杂志，《号外》为什么能存活30年？ 陈冠中：《号外》完全是跟香港同步成长的。我们用很大的篇幅去报道一些还没成名、主流媒体还没报道的人物，后来他们越来越厉害，把《号外》也带上去了。 1983年之前，我们一直是亏本的。1983年底，美国兴起了“雅皮”潮流，很多品牌开始进入香港，我们就被定位成香港惟一的雅皮媒体——是个美丽的误会，广告就进来了。从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中，是《号外》广告最好的时期，十几年都是中文月刊第一名，超过女性时尚杂志。当然，《号外》也做了一些调整，有很多妥协…… 《中国企业家》：为什么商人、企业家从来没上过《号外》的封面？ 陈冠中：早期我们写过两种人，一种是在商界做执行做得不错的，还有就是政府里面的华人官员，他们还没成名，属于崛起的新生代。八十年代中期，《号外》还办了一次创业奖，请了一些大商家来做评判，那时候大家刚刚开始谈论创业这个概念。 明星们都非常愿意在《号外》拍封面，知道我们会“搞”那么一下。陈百强形象本来很纯的，可能就把他弄得邪一点。一定会去改造他，这是《号外》的文化趣味。人家都说我们是雅皮杂志，我没去好好解释，其实我们是有一点波西米亚，过于主流的东西我们不会去追——这也是大商人没有上过《号外》封面的原因。 香港的精神分析 《中国企业家》：作为婴儿潮的一代，你们从一开始就有鲜明的身份认同吗？
陈冠中：我们成长的年代是很含糊的，根本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认同。父母整天说他们的乡下，我们从来没去过，也不想去；对大陆有戒心，精神寄托一开始是完全西化的东西，后来就本地化了。我去英国旅行，拿着香港的英国护照排队，结果说，你去排外国人那一行。到处都不是，逼得我们只能做香港人，以香港为荣。身份的好处就是有归属感，坏处就是会排斥他者的一个方面。 《中国企业家》：在“香港人”的身份认同背后是什么样的“港人精神”？ 陈冠中：一个是搞掂精神，特首用英文说是CanDoSpirit。内地一个电信广告“我能”，如果在香港就是“我掂”。这是我们的长处，敢去冲，精明和效率。但是搞掂精神没有道德和技术内涵，一到市面不好的时候，就会有很多负面的东西，比如短线、投机、门面功夫、假冒伪劣。因为搞掂就行嘛！不一定要做好，所以香港也没人说要追求完美。 还有一个是功夫精神。粤语里一直说功夫，但是后来不重视了。周星驰的《功夫》，还有点反功夫精神——一个不学无术的人，随时出卖朋友，加入黑帮，却突然发现自己是真命天子、武功盖世。这叫做“六合彩心态”。我们现在讲创业、创意经济，没有功夫不行，但是没有搞掂精神也不行。如果香港能恢复这两种精神，作为一个功夫之城，可以反映出各行各业都是用心做的形象，做蛋糕是功夫，管理银行也是功夫。 《中国企业家》：你曾经说香港的文化是拿来主义的、零碎的，但是为什么对大陆一代年轻人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力？ 陈冠中：城市文化再起来的时候，创新一定有杂的成分，不然你就是原教旨主义者。但是你的创新有没有主体性？这是最重要的。香港文化在七十年代再度本地化，不再模仿西方，主体性就出现了，杂种化造就了香港的特色文化——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杂种就是香港的正宗。排除了这一点，我们什么都不是。 《中国企业家》：香港有什么样的梦？ 陈冠中：九七后香港有两个大的变化，一是对大陆从暧昧、疑惑到放心、信任，一是亚洲金融风暴让泡沫灰飞烟灭，以前那套方法是有问题的。地缘状况改变了，城市都在竞争，香港才觉得有危机感，有点迷失。“不确定的年代”就这样开始了。香港人在九七之前有一个假设：明天一定会更好，明天收入一定比今天多，这就是香港梦。结果，这个梦九七之前真的实现了——但这只是一个梦想的开始而已。再以后，有些人会越来越好，有些人会越来越差（香港2006年的基尼系数为0.533）。 港式商业误区 《中国企业家》：商业在香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陈冠中：非常决定性的。只剩下一点点空间，就算这一点点你也必须拉住商业。香港的创业率一直往下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房产太贵——都是大地产商做出来的，年轻人没法创业，租金付不起。如果不是这样，香港会更加多元化。 《中国企业家》：香港企业家的社会形象如何？ 陈冠中：最主流的。前阵子北京某杂志评北京10个最有影响力的人，其中9个都是文化界的，只有一个商人是张欣和潘石屹，还是整天和文化混在一起的。这在香港是不可思议的。如果香港要选10个最有影响力的人，一定10个都是商界大佬，如果只能选一个，那就是李嘉诚，他是全民偶像。 《中国企业家》：大家是羡慕他们有钱有势，还是说他们是正面形象，推动社会进步？ 陈冠中：是正面形象。但是最近鲁平（前国务院港澳办主任）也在香港说了：当时回归的时候太照顾商人资本家了，有点忽略了其他的阶层。 我在北京参加一些名牌的发布会，来的很多都是明星和文化界的人。香港大概在八十年代早期也是这样，但是很快，富豪第二代出现了，以何超琼（赌王何鸿的女儿）为代表和分界线。此后，名牌的发布会主角都是有钱人二代，明星是陪衬，文化界的则根本不需要来，因为他们买不起。有钱人及其二代绝对是在整个社会的生态圈子的最上游。 龙应台批评香港的“中环价值”，商界的确是非常主导、有解释价值的一个东西，但是香港不只中环价值。《号外》花了三十年的时间，文化产业才被注意到！文化现在变得很重要，它重新变成一个社会议题、集体记忆，现在需要把文化元素加入单轨的经济思维里面。昔日香港的成功故事，也是今日香港人想象力的负资产。 《中国企业家》：这样不是很矛盾吗？社会资源难道永远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陈冠中：是这个问题，财富太过扭曲，被几个特大财团掌握太多东西了。现在香港连反托拉斯法都通过不了，遗产税则早就取消了。香港的慈善传统很久，慈善机构也很多，但是富人没有真正改善社会条件的责任感，甚至，他们的文化认知是负面的——承认自己没文化。对于文化和社会责任，他们的激情不在这里。 《中国企业家》：香港的商业媒体是什么样的状况？ 陈冠中：香港水平下降最多的不是娱乐记者，是地产记者。香港没有监督企业的媒体，没人敢骂企业，一切因为广告主和利益问题而过度商业化了。它们提供的是财富神话，教你炒股，纯实用的管理概念，但是从来不会深度报道一个企业。就算最有影响力的《信报》（1973年由林行止创办），也只是做到政论和股评的层面上。 《中国企业家》：香港人一直受商业熏陶，有梦，但是创业的空间又很小，那通过什么改变命运？ 陈冠中：香港人九七之后才醒觉，不能只靠房地产和股票。全世界去工业化的过程都是痛苦的，当初内地发展珠三角，香港就应该升级做高科技，做教育，做成一个东亚知识经济的中心，不得了！可惜，香港去工业化的转型错过了20多年的机会，现在才谈，中介优势已经所剩无几。 现在，人人都知道要和中国一起合作做事，但是香港人在建立自己的身份之后，就对大陆的东西欲迎还拒——中央政府给我们好的东西，想要；叫我们做什么事情，不想做。整天在计算这个东西，以后可能不能抱这个心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