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每个参与政治的人在政治大舞台上只不过是匆匆过客，或迟或早都要离开，但要薪火相传。 对我来说，香港回归这10年是人生的一段奇妙旅程。97回归后，“御用大律师”名号改为“资深大律师”，我是第一个获委任“资深大律师”的人。2001年1月，通过直选，我被选为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2004年，我首次面对公众选举，并成功当选立法会议员。2006年，我参与组建公民党。2007年，香港首次“有竞争的特首选举”，我以民选议员的身份成为特首候选人。 我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祖籍广东新会，当年祖父带着全家迁到香港。我1958年出生在一个小康家庭。父亲是香港飞机工程公司的一名会计，妈妈是广华医院的一名护士。我在香港大学完成整个法律本科教育后，又去英国剑桥读一年的硕士，之后到伦敦InnerTemple当大律师的学徒。从伦敦回来后，在香港做了9个月的律师学徒，1985年10月拿到律师证书。来源：《凤凰周刊》 1987年12月底，御用大律师邓国桢邀请我参加他竞选大律师工会主席的执委会，我思考了两三天，便决定加入。由于当时我刚做律师两年，并已成婚，收入状况一般；而大律师是要“自负盈亏”的，所以出于财政考虑还是有点犹豫。但转而又想，如果我能为大律师公会做出自己的贡献，何乐而不为呢？这也是一个锻炼能力和学习的好机会，为我以后的从业打下很好的基础。 2003年前没有兴趣从政 2000年1月，汤家骅邀请我当大律师公会的副主席，2001年1月至2003年1月我又被选为主席。其实“大律师”是比较与世隔绝的一个职业，因为我们只在写字楼、图书馆、法庭和家庭之间出入。 2001年，我以大律师公会主席的身份向公众解释“23条立法”，告诉人们过度立法、仓促立法对香港一直珍惜的自由和人权是一种冲击。这一年，香港各界人士开始认识“梁家杰”，我所接触到的社会层面也更加广泛。 2003年7月9日以前，你要是问我会不会从政，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你“没兴趣”。但是2003年7月9日对我来说，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那一天，特区政府原来准备将《国家安全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进行二读、三读，所有反对立法的团体决定组织起来，以烛光晚会的方式反对。 虽然在此前两天，特首董建华已经宣布搁置23条立法，但组织者还是决定继续举办晚会，但意义就有些改变了，他们邀请有关的知名人士一起来分享立法过程中的经验，我也以前大律师公会主席的身份获邀出席这5万多人的聚会。 那天晚上当我站在台上准备与大家分享经验的时候，司仪未等我开口，便将话筒对向台下5万多人大声问道：“你们希不希望梁家杰参加2004年立法会选举啊？”当时我一下子愣了，目光所及之处的人们都在热情地喊着：“梁家杰！梁家杰！”面对如此场景，我不知所措，只能告诉大家我会考虑。 之后的7个月，我一直在思索这件事情。我走访了香港民主运动的前辈们，立法会议员还有一些社会领袖，与他们探讨香港民主运动的问题。他们认为2004至2008年是立法会的重要时期，有许多政改方案都要进行，而我能够与市民有效沟通，并深入浅出地向公众解释法律条文，相信会对民主运动有所帮助。 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立法会议员司徒华对我说的一番话。当时我问他：“华叔，你觉得我可以为民主运动做出贡献吗？”他回答我说：“民主运动每个阶段的成绩都是前人的积累，成功不一定在你。重要的是你在这个积累的过程中付出了多少，其他的就不要要求太多。” 我很清楚民主运动是付出多，收获少。但我觉得香港的制度允许我凭我的努力去争取成绩，并且我从香港社会得到了很多，如果这个社会制度的延续和继往开来，有任何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当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其实，当时我如果专心做资深大律师的工作，会有更多专业上的满足。但我又想到，如果没有民主作为后盾，什么法律、文化、学术、自由等等都是水中月、镜中花，必须有一套稳妥的民主制度，这一切才有保障。所以7个月后，我决定参选，毅然面对挑战。 立法委员选举让我谦卑 我从政都是从“民主运动在当下需要什么”来考虑的，而不是从我个人的角度。如果我是从个人角度出发，那么我就不会在这里。我会选择我的专业，我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 2004年立法委员选举，我接受民主派的协调，到九龙东地区竞选。作为“空降”到九龙东的新人，选民对我并不熟悉，而且我是没有选举机器的，无资源，无帮助，所有都要从零做起。但是让我很安慰的就是，在2004年9月12日选举结果揭晓之后，我与其他民主派当选委员的票数是差不多的。 选举最关键的因素就是“真诚”。选举工程之初，我到巴士总站、地铁站派我的选举广告的时候，民众并不热情。转折点就是第一次电视辩论，九龙东选区是第一个做电视辩论的地区。等播出后的第二天，我再到选区派单的时候，市民的热情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觉得我电视辩论表现得很好，并且想起了，原来那个讲解“23条立法”的人就是梁家杰。这样，以后的选举工程就相对轻松了。 其实说轻松也难。我前不久竞选特首，批评曾荫权的“精英心态”、高高在上，其实我参选立法会议员的时候也是有这种心态的，觉得我的受教育程度比九龙东选区的选民高，考虑问题更缜密，就算错也错不到哪里。
原本我以为他们不会有什么好的想法，但随着接触的深入，我发现他们提供给我的一些角度是我以前从没考虑过的。所以到选举结束后媒体提问“你如何总结这10多个星期的选举经验”的时候，我冲口而出的是：“选举让我谦卑。” 这10多个星期我发现，你要获得“公权力”，你就要接触公众，走向公众，了解公众，这是民主选举的“洗礼”。群众的意见是不可能从书本上得到的，你必须耐心地去倾听，你会发现他们也有他们的智慧。 也许他们说了10句话，前9句是你思考过的，而最后一句是你没有思考过的，这句话就成为成功的关键。为什么香港的有些政策推行起来困难重重，就是香港政府闭门造车的结果。我们是为群众谋福利的，所以要谦虚地倾听他们的每一句话。 民主运动要透过政党来推动 2005年我们提出反对《政改方案5号报告书》，因为这个政改方案没能给我们展示一个发展方向，它是在原地踏步甚至是一种倒退。比如，立法会要增加5名从区议会选举产生的立法会议员，其实就是形成5个功能组别，但增加功能组别根本是与普选背道而驰的。 更重要的是，这5席议员是由包括100多名委任区议员在内的区议员投票产生的，这样产生的5名议员一定是亲政党的人。我们当时提出，把100多名委任区议员排除，不参与投票。如果这样，这个方案会比较容易接受，但政府不考虑。 同时，政府既然要从区议会选拔政治人才到立法会里来，可是却没有将区议会建构成培养政治人才的机构，没有相应地增加区议会的权利，而我接触过的区议员们也是安于无权在手，无事可做的现状。这样的选举办法只会增加未来实现普选的难度，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做出一些改变。 受“5号报告书”的影响，我深深地明白：政府是无法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的，它只会“拖”。民主运动要透过政党来推动。每个参与政治的人在政治大舞台上只不过是个匆匆的过客，或迟或早都要离开，要做到薪火相传，持续推动民主运动的目的就要组织政党。于是我们4名“45条关注组”的立法会议员就组建了公民党。 其实我刚开始并不热衷组织政党，因为人们喜欢拿有色眼镜来审视政党人士，认为你处处从政党利益出发；而如果你是个人、学者的身份，有一种超然的位置，那么人家就很难“抹黑”你。 社会对公民党的印象是“律师党”、“精英党”，我觉得这反而是我们的强项。我们有扎实的理论基础，透彻的政策研究，而且香港作为法制社会，它需要专业人士对法律有一种认识和坚持。 一个政党，它需要扎实的群众基础，所以在创党的同时，我们同步展开各地区的工作，跟地方团体有密切的联系。我们也会积极参加今年的区议会选举。作为一个成立时间比较短的政党，我党目前有近300名党员，也有基层人士，但比例还不大。我们与民主党、民建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我们会尽力而为，坚持我们党的发展方向，不会满足于做一个“精英党”。 我从不后悔参选特首 说起我的10年历程就不得不谈到特首选举。做参选特首的决定要比决定参选立法会更难。每个人都明白，这一次我不可能当选，但在竞选过程中，我又要跟大家谈香港的愿景，谈教育，谈空气污染、扶贫、城市规划等等，6个月的竞选结束后，这些对香港的承诺不会随落选而结束，否则从最低程度来说，也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当我考虑是否参选特首的时候，内心比两年多前参选立法会议员还要挣扎。 其实参与大律师公会，参选立法会，到参选特首，这是一脉相承的过程。因为到了这个阶段，香港的民主运动需要民主派做出明确、具体的承担，就是要以行动来告诉香港人，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有着什么样的政治理念。 我们要告诉大家，为什么“小圈子选举”不能平衡香港的弱势群体，告诉他们现在的商界在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巩固他们的既得利益。我们光说是没有用的，必须要让大家看到民主派愿意做出承担，愿意为民主运动做出贡献，愿意推动香港民主运动。 其实如果我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那么我就不必参选，因为这是一场必输的竞赛。但换一个角度想，如果我的参选能为民主运动带来一个好势头，那么我就不应该回避，而是勇敢的迎接挑战，并做到最好。 在竞选的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奇迹。比如我们最先提出“有竞争的特首选举”竟受到了全港人民90%以上的认同；还有在争取100个选委提名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是觉得希望很渺茫的，但12月10日的结果让我们感到这是一个奇迹。我们看到许多人能够把香港利益放到行业利益之上，打破小圈子选举的惯例，这让我们很感动。同时，在我做政纲的时候，受到了很多专业人士，非政府组织还有压力团体的帮助，这也让我非常感动。 我从不后悔参选特首，只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还有很多。我们应该更早地交待全套政纲，不应该分期出政纲。这是因为我们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均有不足，要在11月以前出台全套政纲是很艰难的。我不像在野党有经过充分的政策研究，我需要时间向专业人士、学者讨论政纲。 香港的民主化进程经过2007年特首选举会发展的比较快。因为通过这次选举，香港的政治生态改变了许多。以前香港人觉得“政治不关自己的事”，现在他们发现，要改变香港的现状就要“说出来”。我们参选的举动提高了他们的兴趣，让他们开始思考，这个改变是让人欣慰的。 我是支持21个民主派议员提出的普选方案，但我认为，所有主张民主运动的人都应该团结在一起。力量要壮大，必须找最多的同路人。对于陈太、叶太提出的普选方案，我觉得是应该考虑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目的是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投票权还给香港市民，关于细节我们可以再讨论，我们的目标就是2012年可以实现普选。 谈到普选就要说到香港人“身份认同”，其实这只是反对普选的人的借口。从香港回归开始，香港人就接受了这个身份。像中国参与国际体育赛事，上太空的航天员来香港，香港人的参与热情都是很高的。 我在80年代就跟同学踏入神州大地，除了青海和西藏我没有去过，祖国大陆的其他地方都有我的足迹。香港已经切切实实地回归了，“身份认同”在香港已经不算是什么问题。 香港媒体说我可能参选2008年1月的港区人大代表，其实我是希望民主派可以去参选，这样我们就多了一个跟中央多解释、多沟通的机会，但参选者就不一定必须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