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坠楼者是一名14岁少年，几度转学，网瘾很大，性格叛逆，被无奈的父母哄骗着送至重庆一所“行走学校”，接受为期半年的“行走教育”——由江苏徐向洋首创、针对“问题少年”的特殊矫正教育方式，主体是军事化管理、体能训练、徒步行走和心理疏导，效仿者众。坠楼地点是大东方行走学校，以“大东方教育培训学校”的名义获得重庆渝北区教委批文，可以从事“短期教育”的培训机构。2006年12月刚拿到批文，学校简介中却已有“经培训结业并顺利回到课堂的学员1500名”。在4月26日的坠楼事件之前，这所半年期培训收费近2万元的学校里，学生人数“最高峰是98个”。
◎王鸿谅 魏一平
坠楼前后的复杂心态 从207宿舍出去，斜对面四五米就是楼梯口，被室友搀扶着下楼找大夫的小志走得跌跌撞撞，还撞到墙壁一次。他吞服了4粒外用高锰酸钾片，刚在宿舍呕吐过带血的液体。临到楼梯口，同伴到最近的201宿舍给说口渴的他找水，水还没来，小志已经越过大约1米高的护栏，从走廊直接坠下一楼大厅。药片是小志偷偷从室友柜子里拿的，他略知一点中医，服药理由是“治腰疼”，“即便不能，还可以趁此机会见到家长”。坠楼是一念之间的突变，“没想到吃了以后那么难受，便从楼上跳下去了”。这个14岁少年坚称自己在那一刻“很清醒，就是觉得无聊，不想活了”。 事情发生在4月26日。不到2个月之前的3月1日，小志被父亲哄骗着从贵州送到重庆。交纳近2万元的学费后，他和父母之间的直接联系被立刻切断，这个在入学协议中写得清清楚楚，“学员入学3个月内不得与家长通话或者探视”，只能写信。3个月是目前的行走教育行当里按照徐向洋的模式，通用的“亲情隔离”时限。小志的极端行为，终于将这时限提前了1个月。他见到了父母，也不必再担心被送回学校，代价是“食道灼伤、上唇摔裂缝合23针、下唇缝合9针、右手桡侧骨折”以及身上若干处来历不明的旧伤。这些都是2个月训练期的记忆。让母亲冯秋菊心疼的还有“送去时候白白胖胖，170多斤，不到2个月就瘦了30多斤”。 出院在家休养的小志并不太愿意面对记者，趴在电脑桌前打游戏，被问及往事显得有些烦躁，“就是不愿再想起那些”。四川电视台给冯秋菊发来了预告片，30秒钟，展现了学生被打的一些画面，播放时，小志一直低着头。在后来的沟通中，小志也只是偶尔抬眼瞟一眼记者，就迅速将目光转回面前的游戏。他愿意做些许回忆，只因为“里边还有那么多同学呢”。 小志回忆里的那两个月，“挨打”成了全部。父亲还在办公楼办入学手续，在综合楼里的小志已经第一次挨打，原因是“顶撞教官”——教官问他“你在家是不是很调皮？”小志回答：“你这么大的时候不调皮吗？”此后“记不清到底被打了多少次”，“每天都要挨打一两次，有时候是教官打，有时候是学生打”。他还记得有个教官告诉他，“这是我们重庆的地盘，不是你们北京的地盘，想打死你们就打死你们。”这些都让他困惑，他会自言自语，“我真是不明白，到现在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总打我”。 冯秋菊4月26日下午从北京飞抵重庆，在西南医院的病房里“当时就昏死过去”。她在发现了儿子身上多处旧伤后，问出了挨打的事情，迅速报警。小志一开始并不愿说挨打的事，母亲反复询问，才陆续说了一些。朋友们在电话里安慰冯秋菊，也告诉她，“要振作起来，马上要做的就是去搜集证据”。这个当过医生、开了8年公司的母亲迅速开始有计划调查，她从心理老师那里得到了一些孩子的求助信，按照上面的联系方式一个个通知家长。出事后每天坚持写日记，现在已经记了3个笔记本，她记录下小志每天的病情和表现，以及与校长陈华的每一次短信来往，“陈华说我做事一环扣一环，没错，我也不是没脑子的人”。 校长陈华现在的确对家长颇有微词，在他看来，自己与冯秋菊“一直协商得很好”，“消除了隔阂”，学校也支付了4万多元的治疗和相关费用。只是在小志离开重庆到北京前，双方发生了一点不愉快，陈华的说法是，“咨询过医生，小志的后续治疗只需要1万元就可以了，家长要5万元，我只答应给1万元”。冯秋菊承认这让她相当气愤，“这不是打发叫花子吗！”冯秋菊委托的律师曾向陈华提出过20万元至30万元的赔偿要求，但她希望的并不是单纯的物质赔偿，原因是“其实我们不缺钱”，而且“单纯给钱的话，反而担心会害了我们孩子”。小志曾气愤地跟她说过，“让陈华赔钱，买栋别墅，再买100台笔记本电脑”。在忧虑的母亲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把陈华和那些打人的教官送上法庭，“只有让他们得到法律制裁，才能让孩子明白，打人是不对的，是要犯法的。否则，孩子就会认为打人没什么，将来也会认为法律算什么，只要能打，只要有钱就行”。 两个月之前，冯秋菊期待的是半年后收获一个成功蜕变重回正轨的儿子，现在心愿还未达成，面前又多了一道难题。冯秋菊在等待诉诸法律，只是“孩子是食管灼伤，按规定必须得观察6个月之后才能立案”。她一点点搜集起来的学校打人的证据已经有厚厚一本，还有一张光盘，里面是她与陈华每次对话的录音，以及孩子受伤的照片。冯秋菊庆幸自己“一路走来还算顺利”，“得到了媒体的支持，拿到了这么多的材料”。粗算下来，搜集材料已经花去3000多元。采访中也陆续有媒体的电话打过来，上个月冯秋菊的手机话费是1700多元，而出事之前，她每个月平均话费不过200元。 集体生活的另类版本 陈华一直对记者强调“行走学校的特殊性”。将那些家庭教育和常规学校教育已经无法约束的孩子汇聚到一起，会发生些什么，的确是个未知数。作为行走教育创始者的徐向洋也用“炸药包、火药桶、小雷管”形容过他那些“安静状态下的学生们”。徐向洋的方法是行走加惩戒。学生们先按计划长途行走拉练，辅以适度惩戒保证孩子们不敢脱逃，行走后，孩子们各有所悟，接下来才是其他的针对性教育。陈华的办学方案稍微有一些不同，他把徒步拉练放在3个月之后，避免“频繁脱逃”可能带来的麻烦。 在学校的宣传资料里，这3个月时间是“亲情隔离煎熬期”，军事训练和心理辅导双管齐下，帮助孩子们稳定情绪，认识自我。3个月里的具体生活状况，在小志坠楼后，校方的表述与同期学生们的自述相去甚远。部分退学孩子提供了一个“越狱”与“无间道”般的版本，而陈华极力反驳，他强调这些孩子的“顽劣”、“聪明”、“擅长撒谎”，“70%的话都不可信”。他的证据是坠楼事件后，仍旧“陆续有家长要把孩子送过来”，即便是教委下令学校暂停招生后，目前在校人数是“97人”，“退学的只有几个”。相比这位2006年底刚刚进入行走教育领域的投资者的话，选择相信自家孩子的家长看起来的确不多——如果沟通有效或信任存在，或许绝大部分的家长们也不会选择将孩子送来接受行走教育了。 小雨和小月算是例外，小雨被送来的主要原因是早恋，这个1.82米的14岁少年成绩并不差，他形容自己:“是块学习的料，就是有点爱玩，爱骑自行车去山里玩。”去年10月，正读初二的他谈了个女朋友，这让父母很担心。选择重庆，是“为了让他和那女孩分开，琢磨着可能去个远点的地方慢慢就疏远了”，此外他们并不质疑孩子的品质。相对让家长更头疼的是小月，这个去年11月底初三辍学在家的孩子并没有失去家长信任的原因，在他自己看来是坦诚，“每个女朋友都领回去给我妈看，从小即便做坏事，我都告诉她”。不过在校长陈华的描述里，他们的家长都被归属到“感性”一类，“被孩子的谎言蒙蔽了”。 小雨和小月是偶然认识的玩伴，都是北京人。两人在3月初的同一天入校，同样见识到了“下马威”。挨打的是小雨，原因也是顶撞教官——他说“我不在这儿，我要见我爸爸”，而小月补充的原因是，“让小雨理发，他不理，结果被堵在楼道里打了足足一小时，满脸是血”。小月再不敢同样为头发讨价还价，“理就理吧，要不然会被打死啊”。看到满脸是血的小雨后，他“头脑一片空白，心想跑也跑不了了，反正是监狱”。 小雨分到小志所在的207宿舍，小月在旁边的204宿舍。各自宿舍里都有1名教官同住。因为挨打，一开始满脑子想的都是逃跑。小雨觉得宿舍里7个人，只有“重庆的不怎么挨打”，而“北京的打得最厉害”。入学第11天，小雨跟一个比他早去几天的老生商量逃跑，老生让小雨跑在前面。没有成功，被抓住后的小雨被“罚跪在地上抽耳光”，但他发现“老生却让教官拉到另一间屋里，跟教官一起抽烟”，小雨愤然，“原来他是奸细”。此后孩子们的叙述中，不止一次地出现“奸细”的字眼。而小志也因此成为那阵子“学校里被打得最厉害的学生”，小志自己琢磨“大概是自己管不住嘴，有什么就说出来了，不能分辨身边谁是奸细，结果每次都会被告发”。后来吃高锰酸钾的一部分原因，就是“老是被打得腰一直疼”。 小雨不再轻易相信身边的人，经过一段时间观察，才找到了一个觉得可信的同学，合伙密谋第二次“逃跑计划”——晚上21点多，趁教官们在楼道里抽烟聊天时，用抹布垫着使劲拧窗子上的螺丝钉。害怕被发现，“每次只拧一两分钟，还要隔两天才拧一次”。只是螺丝钉太紧了，最后也没成功。小雨并不放弃，训练间隙反复观察逃跑路线，“后面肯定不行，有狼狗，正门也不行，当时看好了侧面的一堵墙，稍微矮点，想着如果有出租车经过，就赶紧跳墙，坐上车就跑了”。有时候也会生出极端念头，“真想弄死他们也容易，趁夜里他们睡着的时候拿牙刷往脑门上一插……但是，又担心我们没有武器，斗不过他们”。他也被每天训练时教官的训斥所威慑，“我一个能打你们十几个，一拳就能把你们打晕”。 小雨突然开始被新任军训副队长赖飞所优待，“有一回我偷着抽烟让教官发现了，有赖飞在，他们都不敢动我”。后来，“别的教官基本都不打我，只有陈影打得厉害”，“因为他来得比赖飞早，又是特种兵，不怕赖飞”。离开学校后他才知道，这是赖飞以各种名目从他父亲手里得到了1500元钱之后的转变。可是被赖飞提拔成寝室班长的小雨多了一项任务——按教官指示打别的同学，这在小雨的父亲看来，是“对孩子最大的伤害”。小志也是挨打人之一，坠楼事件后，冯秋菊想见小雨，但小雨一直不肯，“觉得对不住小志，我打了他”。不过小志并不怨恨，“我能理解，不怨他”。
小月屋里住的都是富家子弟，“他们每条内裤恨不得就上百元，其他都是学校发的，也就内裤能看出来穷富”。小月觉得自己是“最穷的”，因为“别人家几乎都有奔驰、宝马，我爸连车都没有”。但小月并不羡慕他们，甚至也没有半点自卑，“他们都是靠老子吃，我不靠，我靠自己，相反会有些自豪”。除了偶尔说一下各自家里有什么车，同屋人最经常谈论的话题就是以前所干的事，“因为大家以前干的事都差不多，很快就熟悉了”。于是，在一起谈论的话题就转变为“卖药、吸粉、倒车”，小月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倒车怎么那么便宜，一辆保时捷GT2才7万多元，还中等配置，要是在北京，怎么也得四五十万元啊”。 小雨和小月在4月21日同时被家长接走，契机很“无间道”。陈华的说法是在一些意外事件后，他意识到了赖飞的问题，做了严肃处理，并开除了相关的几名教官。没想到学校里“有奸细”，被开除的教官与“奸细”策划了里应外合的捣乱。他们策划的是鼓动学生在4月21日“集体暴动”。根据小月回忆，为了不打草惊蛇，采取了分头动员的方式，“靠谱的就一块说，不靠谱的就分开说”，计划是在吃饭的时候“起义”。结果还是走漏了风声，学校临时检查，把宿舍里所有能作为武器的东西，甚至是牙刷都收走，分开就餐，一个宿舍吃完了另一个宿舍再吃，计划失败。不过在“起义”前一晚，策划逃跑的教官给小月他们用手机，宿舍里的每个人得以跟家人通话。这次，父亲相信了小月，答应明天来接他。小月激动得睡不着觉，但其他同学泼他凉水，“你爸来了学校也不让见你，即便接走了也还会送回来”。第二天，小月真的被父亲领走的时候，他看到同伴们正在操场上训练，“一块望着我，我心里真有些舍不得他们，就冲他们挥了挥手，好在，前天晚上我给他们留了我的电话”，小月叹了口气，“毕竟，我们一块挨打，一块享福”。“享福”就是“偶尔弄根烟，大伙一人抽一口”。 小月父亲带着两个孩子在重庆玩了两天，“这么老远来一趟不容易，一块去了渣滓洞、白公馆，孩子们接受了一下历史教育”。小月父亲在电话那边略带调侃，他正在铁路上值夜班，不时有火车呼啸的声音传来，“其实，家里情况很一般，我跟他妈每个月都是两三千元的工资，上学的2万元，有1万元还是借的”。 管理者与被管理者 被接走的小雨带出来很多求救纸条，上面大都写着家人的联系方式和“救救我吧”的呼喊。陈华曾给小雨父亲打电话，请他“先别告诉学生家长，我会好好整治的”，觉得陈华态度比较好，小雨父亲在口头警告后，没有马上告诉其他家长。几天后，在小雨一再催促下，他才给冯秋菊打了电话，可那时小志已经出事了。对此，冯秋菊并没有怨言，“不怪小雨他爸，孩子天天挨打，这事情也不是偶然”。 打人和坠楼事件让相关的父母自责失职。其实他们事先也做过一些了解，小雨的家长春节期间在电视上看到介绍徐向洋的节目，上网搜“行走学校”，发现石家庄、江苏、重庆都有，考虑到“在重庆有些朋友，也好有个照应，离家又远”，才决定送孩子到重庆大东方行走学校。冯秋菊花的工夫更多，上网搜索以“问题孩子”关键词搜索之，打电话询问了多家行走学校，先是徐向洋那里，对方答复已经招满了。之后是河北的一家学校，又担心“孩子很容易就跑回家来，起不到锻炼的效果”，最后才找到了大东方。冯秋菊在电话里反复跟学校沟通了一周，“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想起什么问题来，第二天就打电话问”。对方的答复是:“首先从体能上把孩子打垮，等孩子安静下来之后再进行心理教育，3个月后开始到贫困山区行走，同时进行历史教育，辅之以伦理教育。”这正是她想要的。 同样是寻找行走学校，曾磊却在他的实地考察中感受到了一些“怪怪的东西”。在重庆做记者的曾磊4月中旬为16岁的“问题”侄儿寻找类似的矫正机构，重庆有3家“行走学校”，曾磊挨个电话问过，决定实地看看规模最大的大东方，还想着能找简历上同样是记者出身的校长陈华打点折。他在学校没能见到陈华，却感觉到学校里教官和学生们之间“强烈的敌对情绪”。曾磊说他想象中的行走学校，应该是像军营一样，虽然方法严厉，但不是“敌我矛盾”。曾磊最后选择把侄儿送到了只有十几名孩子的另一所学校，因为校长康松让他感觉“比较实在”，“有爱心”。曾磊不敢把侄儿放在大东方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知道侄儿的脾气，他在大东方的话，我觉得迟早会出事”。他自己也讶异，几天后，就得知小志的坠楼事件。 “对立”不仅是孩子们的感觉。齐教官（化名）从部队转业后看到大东方的网上招工信息前去应聘，由学校的王顾问接待，对教官最主要的要求就是“部队上下来的，最好带过两年兵的”。但据他后来观察，很多教官根本没带过兵，“可能在部队被班长打惯了，来这里冲学生们发泄，体验一下当班长的感觉”。齐教官被告知，“在这里待一天算一天，今天来，明天走也行，照样发工资。试用期是一个月，底薪800元，看看能不能适应”。他后来才明白这所谓的“适应”就是“看教官能不能唬得住学生”，“本来就是些调皮孩子，有时候不打一下实在是管不了，但后来发现早来的老教官都打人，你不打的话就被孤立了”。教官打人，“校长陈华不可能不知道”，齐教官说“有几次，教官打学生的时候，陈华就在场”，“而且，有时候教官当着校长的面，打得更厉害，因为这样表示我能唬住学生啊”。 齐教官还发现除了打骂，有的教官“闲来无聊就捉弄学生”，“宿舍里连个电视都没有，晚上大铁门一锁，大狼狗汪汪叫，没有任何娱乐手段，教官们也不能出学校，闲来无聊，就拿学生耍”。没待几天，他就发现这个学校不对劲，“孩子们没有一个带笑脸的，满是恐惧的目光，夜里经常听到宿舍里传来孩子的哭声”。很快，他就决定离开这里。他也感觉这里的教官“走马灯似地换”。学校的招生简章里说，每个宿舍配备一文一武，“文”就是从师范院校毕业的老师，“武”就是从部队下来的教官，但齐教官说，实际上后来并没有“文”，只有“武”。看到老教官们打人很厉害，新去的几个教官为此还跟他们闹过意见，甚至提出来“武力不能解决一切，不信我们就拉出一个班来做示范，你们打你们的，我们教育我们的，看看谁更有效”。结果，还没来得及示范，学校就出事了。 齐教官记得，在一次教官会议上，校长陈华说，“我们首先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然后才是一个商人”，可没说几句，又来了一句:“我们这类学校是全国收费最高的，3个月后，只要能把孩子安全交到家长手里，不出什么大问题，就是2万块钱。”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文章所涉及的学生全部使用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