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希望这部书是文学的，更是历史的。”
撰稿／燕舞
“当代西方有一种新兴的服务性行业，专门陪孤独老人闲聊。李辉是个高级陪聊者。他专门寻找那些文化界幸存的寂寞老人闲聊，让他们吐苦水，发牢骚，通过回忆的魔术把自己装扮成无辜者和受害者，甚至美化成受难者或圣徒。” 一位上海批评家几年前曾这样措辞严厉地批评１９８２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著名传记作家李辉。李辉却不愿意去公开回应，因为“这样会分散精力”，他甚至谢绝了门户网站开博客的邀请，“心态要静，否则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就做不了事儿”。 几乎是同时，李辉开始了他自认为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写作。２００１年７月，李辉去美国寻访《走进中国——美国记者在中国革命中的冒险与磨难》的作者ＰｅｔｅｒＲａｎｄ教授。 ＰｅｔｅｒＲａｎｄ的父亲是１９３０年代美联社驻华记者，这些外国记者曾经亲历了近代中国的历史风云。李辉在ＰｅｔｅｒＲａｎｄ家看到了他父亲遗留下来的很多珍贵资料，还去美国国会图书馆查阅了大量文献。借出１９２７年和１９４３年的《时代》周刊后，李辉发现《时代》从１９２３年创刊开始每期都会选择一个配合主题的封面人物。他借阅的那两年的刊物中，正好蒋介石和宋美龄都入选过封面人物。 “从１９２３年到２０世纪末，将近８０年的时间里，到底有哪些中国人出现在《时代》封面上？”回国后数月，同事送的画册《历史的面孔——〈时代〉杂志的封面（１９２３－１９９４）》，让李辉的职业好奇进一步被刺激，他发现陆续成为封面人物的中国人有：吴佩孚、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汪精卫、溥仪、宋美龄、宋子文、陈立夫、陈诚、吴国桢、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罗瑞卿、陈毅、李富春、达赖、林彪、江青、邓小平等，“在他们中间，出现次数最多的几位依次是毛泽东、蒋介石、邓小平、周恩来，其余均为一次”，“还有几位封面人物虽是外国人，但与中国事件有关，故也可归于此列，如抗战期间的美国将军史迪威、日本天皇；国共内战初期负责停战调解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６０年代初中印战争时期的印度总理尼赫鲁、７０年代访问中国的尼克松……” 于是，李辉开始以这些人物为线索，以编年体的方式梳理中国现代史，并加入自己的实地寻访和现实思考。这些文字自２００５年开始在《收获》上以“封面中国”的专栏形式呈现。在前不久刚刚揭晓的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上，李辉以此获得“２００６年度散文家”奖项。近日，这些专栏文字又结集成《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１９２３－１９４６）》（以下简称《封面中国》）一书。 上海是命运的转折点 笔者：《封面中国》是上海《收获》杂志的专栏文字结集，你上大学也是在复旦。在恢复高考３０年之际回望，上海在你的人生轨迹中是不是特别重要？ 李辉：是，我主要的文章，长的大多发在《收获》上，短的主要发在《新民晚报》上，《文汇读书周报》也发了一些。上海是改变我命运的转折点。我曾经写过一篇《复旦这杯酒》。昨天我们同学聚会，还说如果不是恢复高考，可能我们在工厂的继续在工厂，不可能有后来的这些成就。我对恢复高考心存感激。 ３０年代文化重心南移，所以上海保存了很多文化人的资料。我和陈思和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跟着贾植芳先生研究巴金，去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查二三十年代的资料。最早接触《良友画报》做的笔记一直留到现在。收集资料和编大事记，都是在上海完成的训练。所有的理解和叙述都要来源于第一手资料，这是贾先生对我们的教导。这次的《封面中国》对历史的理解不可能是完全全面的，但是我根据我掌握的历史资料做出的判断。 笔者：应该说复旦是最早培养你的地方，才有你后来的厚积薄发。 李辉：这也不叫厚积薄发，但如果不是８０年代有所准备，肯定今天写不了这本书。这些都是母校和上海带给我的。我每年都要去上海，首先要去看望贾先生，既有学业上的感激，更多是情感上的联系，贾先生对我就像对儿女一样。复旦有那么多良师益友。 我这些年的一点成绩和个人努力当然也有关系，但大学培养的那些兴趣是永恒的。１９８０年，我的第一篇文章发在《湖北日报》上，应该是最早评论复出的老诗人曾卓的文字，他是“胡风分子”。１９７９年，我和陈思和开始做巴金研究，最早的研究文章发在１９８０年的《文学评论》上，我们应该是最早谈论巴金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依据的材料就是二三十年代他发表的那些文章，不是当时研究者引用较多的巴金１９５８年的文集。对巴金的研究后来又延续到萧乾、冰心、沈从文。巴金这条线和对胡风集团的研究构成了我后来研究的两大支柱。
做一个历史学家 笔者：你怎么会在《收获》开“封面中国”专栏的呢？具体写作过程又是怎样的？ 李辉：２００１年，我为中央电视台的８集纪录片《在历史现场——外国记者眼里的中国风云》担任总策划和总撰稿，为了收集资料去了一趟美国。回来之后就和《收获》主编李小林谈起过美国的见闻，她很感兴趣，就鼓励我写专栏。 都说中国人健忘，过去对历史往往是单一的解释，我想至少要有故事串起来的历史，这些故事又不是虚构的。原来想准备充分点再写，但答应写专栏就给了自己一点压力，写完我刚好是５０岁。如果要写到１９９７年邓小平逝世，得有三四卷，越往后写越困难越有趣。 一期要写两万多字，写一篇至少要翻译一万多字的英文，当时的地名和人名还是很难翻的，我又不是英语科班毕业的，不像董乐山先生一天最多可以翻译一万字。我第一遍先翻译到本子上，再录入电脑，还要看很多英文书，写作过程挺辛苦，一直想找好的表达方式。 上大学前我对文化有兴趣，但读书少，最后悔童子功差，看的名著少，毕竟父母不是做这一行的，又生在农村。到大学才开始正儿八经学英文。写《萧乾传》，我翻译了福斯特，杨宪益先生、董乐山先生他们都是英文高手，经常指点我。写《封面中国》时翻译《时代》的一些文章，我有时也发封Ｅｍａｉｌ给董鼎山先生，问这个译法对不对，他毕竟在美国生活。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一个历史学家，写出带有个人特色的历史书。民间修史其实是中国传统，我希望这部书是文学的，更是历史的。 笔者：《封面中国》的历史味道较之你以前的作品更浓了，对历史材料的整合能力和理解力也更加突出了，那你基本的历史学的训练是如何完成的？ 李辉：过去我写人物传记，也是历史方面的训练。自己买书最多的还是历史传记，尤其是“二战”方面的，情报战方面的也不少。史料从来是第一位的，如果一个考据的论文做得好，就是很好的博士论文。 我在大学已经完成了历史学方面的训练，我写《萧乾传》、写刘尊棋写黄苗子，都是先编大事记。写《沈从文与丁玲》，先是校勘，先查沈从文当年在《国闻周报》上的文章，后来又采访了当事人施蛰存先生等。 我在写文章时尽量多引用一些资料。这几年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买了几万块钱的二三十年代的书和资料，包括北伐时期的传单，中原大战时丑化阎锡山的漫画……这些资料图书馆不一定查得到。投入上我是下了功夫的。 比如，我搜集了商务印书馆“小学生文库”中“地理类”第一集《东三省》１９３４年２月的第一版和１９３７年６月的第五版。两个不同的版本对比，发现一本本来只有１００多页的地理小册子，被删除的有反日内容的章节居然有将近５０页，这是汪精卫准备和日本谈判做出的修改。这也涉及历史资料的整合能力。恐怕对历史的判断比历史学的训练还重要。 笔者：读你的作品，往往会觉得你笔下的历史不那么枯燥，这是你刻意的写作风格吗？ 李辉：现在的历史不好看，应该多一种个人写法。杨念群教授最近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文章《中国史学需要一种“感觉主义”！》，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我的观念和他的“感觉主义”有一定吻合。故事应该建立在细节上，写史的人应该注重细节。 中国人写史很大的悲哀是人云亦云，没有第一手资料，１００年后怎么叙述还很难说。档案、书信和日记是很重要的三种资料，前些年我编自述多，但回忆有时也是不可靠的，现在我编书信比较多。最近我在编陈寅恪先生的学生刘节的一部书信集。我在加大编选资料的量，为将来写史的人做一点准备。为什么大学都让学生做宏篇大论呢，为什么非要“论中国的……”？ 独到的发现 笔者：我觉得２００１年你翻译的《走进中国》一书是你写作和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这本《封面中国》是在这个线索上的继续深化和拓展吗？ 李辉：我也最看重这一部书。研究巴金是起步，８０年代我最重要的作品是《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然后是《沧桑看云》。我过去２０年的书都是在为这本做准备，和文化界的交往，帮助我理解每一个人都是一本书。现在正在做的书是《黄苗子谈民国》。 笔者：在《封面中国》这本书里，你还有不少独到的发现。 李辉：这个书就是要引起读者对民国史的兴趣、对外国人视角的重视。我们通常把宋子文简单地概括进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但宋子文和蒋介石是有矛盾的，他留学美国，曾经想取代蒋介石。 中美关系也没有那么简单。越是专业人士（优势是严谨），也越容易受束缚，缺乏独立思考的勇气。历史和文学一样，都是多样的。 “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西安事变”中，张学良为什么要释放蒋介石？这些章节我还是比较得意的。越往后面越好看，越有历史学家的味道，有站得比较高的味道，有跳出了时代局限的味道。 笔者：《封面中国》的截止时间选在了１９４６年，为什么？１９４６年以后的部分会接着写下去么？ 李辉：１９４６年是一个重大拐点，现代史与当代史在这一年开始更替；国民党时代在这一年走向尾声；共产党时代在这一年拉开序幕。这一年，负责调解国共停战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失败而归，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关系破裂，这标志着美国自１９００年义和团运动以来直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时代也宣告结束。这一历史性的变化，则将从另外的层面和角度深深影响中国后来的行程，留下诸多可供思考和描述的话题。 《时代》１９４９年３月就用毛泽东做了封面人物，但它的创始人卢斯又是反共的。当时美国存在两派意见，一是否承认中国，二毛泽东是否会成为下一个铁托。这些要是接着写可能非常有意思。１９５０年的《时代》封面用过台湾省长吴国桢，正好是韩战爆发时，还谈到 台湾地区是否“独立”的问题。周恩来上了１９５２年的《时代》封面，是因为他频繁处理外交。 从１９４７年到“文革”前，如果写得详细，一卷可能还不够。“文革”到邓小平复出，中间有中美关系解冻，还掺杂着中印战争，中印关系又很重要。这些涉及当代史的很多问题，很多对现在有参照作用。我们以为很多问题是突然发生的，其实不是。如果第一卷的反响不错，我争取明年下半年开始写后面的，今年开始翻译一些需要选用的《时代》文章。未来可能是每十年写一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