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成之
为什么要有两个甚至更多的妻子?难道这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一种要求经济伦理认可的生活”?
纳萨雷特的遗孀已经守寡三年,她从来没有与已故丈夫以外的任何男人睡在同一张床上。这天她决定把自己的身体交给阿里萨。她除掉了丧服,甚至连结婚的戒指也摘掉了。这样,这个女人才摆脱亡夫的幽灵以及道德的纠缠。
“我感到幸福。”她说。“因为只有现在我才千真万确地知道,他不在家里的时候呆在什么地方。” 这是《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的一个片断。只有把手指上的结婚戒指去掉,才能自由主宰自己的身体,这是女人的命运,而男人们在**方面常常可以自主,可以夜不归宿,天天躺在情人的身旁。加西亚·马尔克斯还写道,男人“要有两个妻子,一个用来爱,一个用来钉扣子”。2004年,马尔克斯在新著《我那伤感婊子的回忆》一开头说:“在我90岁时,我决定给自己一个礼物,与一个年轻的处女过夜。”——但他内心生起的是爱而不是性,随之对500个妓女的回忆变成了对自身生命衰老的伤感。 那些衣冠楚楚的大人先生们,看到马尔克斯这番言论千万不要害羞地用手遮住眼睛;那些女权主义者在听到这样的话时,也不要认为自己处女的耳朵立即就失去了贞操。马尔克斯,这个早年妓院里的常客,后来的诺贝尔奖文学大师,他不过是直截了当地讲出了很多男人真实的性心理和潜意识。 原本以为古老的纳妾制度在我堂堂华夏早已风吹尘散,实则大有市场。近些年,家有糟糠之妻、外有露水之情者众多,“包二奶”也已被收入“中国魔鬼词典”。一人占有两份乃至多份**资源的老少爷们已经为数不少啦!尤其是在有钱人、有权人群落中,妻妾成群更是屡见不鲜。他们何止是“要有两个妻子,一个用来爱,一个用来钉扣子”,更是“要有两个妻子,一个用来爱,一个用来做爱”呢!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 与动物界的法则一样,我们生活的丛林社会亦遵循着强者优先的逻辑。如果你占有的食物多、地盘大,或者强壮有力,自然就可以获得更多雌性动物的求欢。这就显示了权力的力量,男人的权力欲望总可以变现为占有女人的欲望。 “名人、富人找情人,甚至形成事实性重婚的现象越来越多。”2007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会议上,一些政协委员严肃地提出:现在有些“有头有脸”的人,有两个甚至更多事实上的“老婆”,并与之生育有小孩。这对我国婚姻制度是一种挑战。根据《婚姻法》起草者巫昌祯教授的调查,中国目前领导干部的腐败,60%以上跟“包二奶”有关;在被查处的贪官中,95%的人都有情妇。 近些年,中国的离婚率持续上升,已超过日韩,与新加坡同属亚洲离婚率较高的国家,但这尚不能反映出更隐秘的情感生活状态和更深刻的社会转型现象。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说,当前的性革命与社会变迁紧密相连。媒体注意到,在当今中国的权贵和富豪中,包二奶已成为一种时尚,南方甚至有专门的“二奶村”;但这种“金屋藏娇”不是爱,而是交易,男人挥洒金钱换来性和自我满足。一位私人侦探说,“中国的企业家必须有情人,否则没有人相信他是成功男士。” 有一次,我与前香港科技大学的副校长孔宪铎先生聊天,他认为我们常常说的“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站着一个女人”这句话是不全面的,他说应该是“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站着一群女人”,那些跌倒乃至下狱的“成功男人”,总被发现有一群女人在他的背后。有钱的富人更是如此。经济上的成功,也往往带来欲望的扩张,女人就是他们扩张和侵略的对象。如果说他们所占据的财富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话,那么他所占有的女人并不是像亚当那样,从自己身上取了根肋骨创造出来的夏娃。中国男女比例本来就严重失调,很多人“有两个妻子”,将来会造成爆炸性的社会问题。 现在对政府官员的要求是“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平凡我辈者,也反对“低级庸俗的生活情趣”,但本人不想做道德批判,只想探究现代版妻妾成群的奥秘,中国的财富伦理正处于何种阶段。再说了,舆论谴责对名人富人并无约束力,目前法律也不能有效惩罚——“重婚罪”是刑事犯罪,但又归入“自诉案件”。 难道这就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说的“一种要求经济伦理认可的生活”?韦伯强调严谨的工作习惯和对财富的合法追求,禁欲苦行主义(Asceticism)而不是贪婪攫取性(Acquisitiveness),“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EconomicEthics)形成了。资产阶级商人意识到自己充分受到上帝的恩宠,只要他们注意外表上正确得体,道德行为没有污点,财产的使用不至遭到非议,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金钱利益,同时还感到自己这么做是在尽一种责任。” 然而,只要没有制度的约束和道德的压力,那些富人的性冲动,就如同他们的“资本冲动”一样,会直接进入自由的市场王国,驰骋万里。 繁衍的冲动1932年,上海永安百货老板郭标突发急病,死在姨太太家里。事出突然,没有留下遗言,但郭家平静地分了遗产,“姨太太说,郭标已经做过安排了……” 这是《上海的金枝玉叶》的一个细节。我们对旧时代有钱人家三妻四妾的想象,多来自武侠小说或革命文学,或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电视剧《金粉世家》也有类似的情节。张纪中拍《鹿鼎记》被开玩笑:韦小宝娶7个老婆违背主旋律,有宣扬腐朽生活方式、误导青少年走上邪路之嫌,就改编情节云云。 德文版《花花公子》写道,“革命胜利近六十年后,纳妾又成了中国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二奶进入了所有社会领域……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外遇问题像中国这样制度化。”这是一种考验。原安徽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就疲于奔命,把管理学派上了用场——用MBA把7个情妇分门别类管理,但最后还是由于“首席情妇”的告发而人权两空,祸起萧墙。富人们有了钱,也未必能摆得平三妻四妾。“齐家”之难,可不比治国和治理公司的难度小。 胡雪岩娶了12位姨太太,号称“东楼十二钗”,在娇楼上分室而居,他则像皇帝一样,每晚随手拈牌入寝,沉溺于温柔富贵乡。但他破产后,姬妾纷纷带着私房钱离开,惟有罗四太太陪伴红顶商人度过凄凉晚年。 能够将妻妾管理得妥妥当当的,香港有两个佳例。 一是有香港第一玩家之称的赵世曾。赵乃香港船王赵从衍的三公子,已几近古稀之年,一生阅人无数,在情场上逢赌必赢,如今身边还常常有孙女级的女友相随。这位老爷子还扬言要把20岁的儿子赵式浩栽培成玩家接班人,使其成为全港最棒的泡妞高手,其泡妞锦囊就是:千万不要沉迷一个女人。 另一位是已故的著名商人。他有三房太太,三位太太各拥住处,既分工又合作,一直相安无事。老爷子治家有方,使得三房太太没有纷争不息,大抵还与他管理儿子有道相关。大太太生的儿子都继承了他的事业,而二太太生的子女以及三太太生的子女一律自立门户。 说到子女,其实引出了富人们为何“要有两个妻子”的另一层心理解读,即对万代江山的渴望。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像中国的有钱人那样,饱含着一种繁衍的冲动,总想把偌大的家业往下传承。最近数月,连连爆出富人名人超生的新闻,在浙江湖南,政府正努力打击,下死命令要禁止他们这种超生行为。 很多研究中国财富积累和企业发展的学者们常常追问,为何中国的企业不能做强、中国的家族企业不能有效传承、中国的企业家为何没有服务公众的精神。这种极端表现就是“妻妾成群”。中国的很多富人们遵循的是资本的和原始的欲望,而不富于像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后者把创造财富当成是一种荣耀上帝的事情,为了死后能穿过天堂的窄门。 人生自是非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