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者/雷晓宇
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商业与艺术的合作显得顾虑重重，有些尴尬
在《艳遇》的演出场刊里有这么一句话：“让我们打扮鲜艳，剧场里相遇吧。”
剧场里相遇的人是不是打扮鲜艳，不知道。舞台上相遇的人打扮得倒是一个比一个冰冷。男主角夏雨从头到尾一身黑色Traffic西装，女主角高圆圆倒是换了几身，可也都是冷色调——灰色印花的吊带裙子、白色的泡泡纱公主裙、奶油色风衣和一件男式白衬衫。导演孟京辉说：“这样的服装从视觉上和白领戏的冷调感觉很一致。” 很少人知道这些衣服是宝姿（Ports）赞助的，因为演出海报上没有任何相关信息——海报上，两位主演甚至什么也没穿。 不过，宝姿市场总监陈红冰在看完戏后仍然表示很满意：“太漂亮了，人物和服装结合到了完美的地步。”按照她的说法，孟京辉遇上宝姿，这是一次特别简单的合作：“基本上就是一个拍大腿的事情，只不过因为双方都到了某个Level（水平）上，所以大腿拍起来特别痛快。”但她也说，宝姿并不想喧宾夺主，故低调处之。 “孟京辉还远未到可以带来财富的阶段” 陈红冰和很多人一样，并没有看过孟京辉的戏，但她仍然痛快地答应赞助。“我们看中的是孟京辉这个品牌。”她说，“我们给他的定位是：中国戏剧里面最优秀的一个人才。” 她的朋友洪晃这样理解“孟京辉”这个品牌：“孟京辉为什么这么Popular（流行）？因为作为一个剧作者，他是唯一一个关心中国中产阶级生存的一个人。当别人还在做《牡丹亭》的时候，他是少有的关心中国当代社会的艺术家。” 这是一个有趣的情形——尽管孟京辉曾说过“要给大众审美一记耳光”，以“前卫”、“先锋”著称，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大众里变得更加“Popular”——大家反倒都买他的账。他去年的作品《琥珀》的女主角袁泉说，自己本来以为来看话剧的都是圈内人和学生，结果到了演《琥珀》才发现，话剧“甚至已经成了有钱人请朋友消遣的一种高雅艺术。”至于《艳遇》，票房情况好得出乎制片人戈大立的预料。从4月5日到4月15日，《艳遇》在北京保利剧院的10场演出场场爆满。 “但是，孟京辉还远未到可以带来财富的阶段。”戈大立说，“带来财富需要一个产业链，这个产业链需要很多东西来左右。” 首先，中国目前成熟的、达标的好话剧太少了。“像《艳遇》这样水准的戏，一年得有个20出”。其次，目前中国没有百老汇那样的权威调查机构，能够对市场的反应做出相对准确的预判。“我们只能很模糊地做，做一个精良的东西出来，恰好和社会、市场的需求嫁接上了，但是并不专业。”第三，中国现在有一些扶持演出的公益基金，但是并没有相关的法律机构来管理和宣传，所以大部分人，包括戈大立自己都不太了解这些事情，也从未从这些基金里得到过帮助。 “话剧其实是一个更贵族、更需要大量资金、更需要产业链的东西。”戈大立举了美国百老汇的例子，“美国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做一万多场的演出，80年代就在全国建立了自己的百老汇院线。我们讲商业，讲的还是块儿八毛的东西，国外早就飞越了。美国平均每年钢铁行业创造0.5％的GDP，汽车是3％，而演出整个一块是5％。《歌剧魅影》这样的经典戏一演就是27年，史上最卖座的电影《泰坦尼克号》的产出也只有它的20％。演员王洛勇跟他们签《西贡小姐》的演出合同，他自己都吓一跳——一签就是7年。这才是商业。” 他算了这么一笔账：北京城市人口1000万，目前来看《艳遇》的有1万人，1000个人里头才有1个人是观众。如果有一天，中国进剧场的人口百分比达到20％，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买票入场看戏，一天就能有一万观众，“到了那个时候，有大剧场和我们签约，孟京辉的戏在北京一演就是三年，到了那时候，才是真的商业了。” 现在，孟京辉和戈大立一起搞了一个孟京辉话剧工作室。他们在地安门帽儿胡同租了两个二居室。工作室一共7个人，分别负责统筹、卖票、宣传和剧务。不过，工作室并非一个运营机构，用戈大立的话说，它“不过是一个剧组而已”。孟京辉和戈大立都还是国家话剧院的员工，他们的每一出戏（除了几个儿童剧），都由剧院拨款和做预算，这是他们惟一的资金来源。一出戏最大的成本支出是在剧场租金上，而票房收入则是惟一的收入途径。 “到现在，也不能保证孟京辉的每一部戏都不赔。在体制内做戏剧，赔是正常的，反正上头是事业单位，赔得值就行。”戈大立说，“我们都是剧院长大的孩子，从来也没指望靠话剧挣钱。” “商业艺术化是21世纪的新问题” 从1999年《恋爱的犀牛》到现在，孟京辉话剧的这种工作模式已经持续10年了。“这么多年来，宝姿是第一个赞助我们的（企业）。”戈大立说。 “宝姿这几年在市场上做了一些很聪明的事。”洪晃说，“包括它去找那些名人来穿他们的衣服，包括这次赞助《艳遇》。” 在去年10月的《福布斯》杂志上，宝姿的CEO、香港人陈启泰成为封面人物。尽管不如Chanel、Cucci一流，这个只有45年历史的中国加拿大合资服装品牌却被评为“全球服装行业最赚钱的公司之一”。其年销售额大约1亿美元，其中中国市场占80％。在市场操作上，宝姿很重视和艺术界的互动：好莱坞影后瑞茜·威瑟斯庞、妮可·基德曼经常穿着宝姿出席各种场合；今年2月，徐静蕾出席了宝姿在纽约国际时装周的走秀；而最为著名的是一句“恶魔穿Prada，天使穿Ports”的广告——去年的热门影片《时尚女魔头》中，女主角安妮·海瑟薇穿着一件宝姿奶油色外套（CreamCoat），拍摄了一个等车的镜头。 陈红冰说：“艺术家和企业合作是一个必然的发展方向，大家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其实是一个好事。” “商业赞助艺术，这在国外是特别特别普遍的一个事情。”洪晃分析说，“以前，像摩根家族、洛克菲勒家族，美国历史上叫做初级财富积累阶段，他们二三十年代这批人是对艺术最感兴趣的。因为艺术是一个很贵的东西，这个贵是贵族的意思。对于这些移民和新富来讲，艺术是社会上的、也是感情上的需求，是一个自我价值的界定。他们需要附庸风雅。” 几十年前，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建埃及厅，每一块石头都是从埃及专程运过来的，这些钱都是摩根这样的大财团出的。不过，几十年后，美国富人的下一代却不愿意把钱花在艺术上了。像比尔·盖茨、巴菲特、索罗斯这样的大慈善家，他们慈善基金的善款流向不再是艺术，而是关注医疗、教育、环保、艾滋病这样一些和政治经济挂钩的人类基本生存问题。 洪晃在北京曾经见到过盖茨的妻子梅琳达。“一个女人，浑身上下没一个名牌，特别朴素。”她说，“像盖茨这样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所谓BabyBoomer（婴儿潮），他们骨子里对于附庸风雅已经失去了兴趣。他们重新设定了他们的风雅，是种菜、是攀岩、是跳伞、是不穿西装上班，是不穿得人模狗样地去听歌剧。美国整个60年代，嬉皮士反了半天，反的不就是50年代父辈的那些附庸风雅吗？” 在洪晃看来，在生活方式上，一代人肯定是推翻上一代人的，而我们这个年代和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惊人地相似。“我们的父辈是闹革命的，附庸风雅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太稀缺了，以前根本没享受过这个东西，所以这对于中国的富人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一个环节，你多少得允许他们走这个路程。” 另一方面，洪晃发现一个更加有趣的事实——企业和企业家的态度出现了微妙的差异。对企业来讲，去追随艺术已经不是一个慈善的问题，而是一个企业产品销售的问题，一个战略问题。以前企业是抱着没要回报的态度捐助艺术，现在品牌都期待和艺术合作，期待艺术给自己带来更好的形象，从而带来更大的利益——企业对艺术的态度转变了，他们发现了艺术的利用价值；艺术可以给商业加分。而做商业的人很敏感，他会去找这个能给自己加分的艺术。 最近，LV和维珍航空做了一个活动：如果有一天能够太空旅游，我们的行李包应该是怎样的。洪晃说，“实际上，你知道这是一个商业操作。但是，在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商业已经非常艺术化了，因为商业必须卖概念。我们面临的世界里，贵族化的东西越来越不存在了，当你要去追求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永远要提高自己。可能20年前，LV只卖Monogram就行了，但是现在，就必须为最顶尖的客户制作限量版，比如村上龙的LV樱桃包。” 商业艺术化，这是一个21世纪的新问题。很多中国企业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比如张宝全和潘石屹，他们知道做个博物馆，有个好的设计师，房子就会好卖。”但是在中国，无论是商业对于艺术的慈善赞助，还是目的性的合作，都显得顾虑重重，有些尴尬。以前，也有过一些企业找到戈大立，希望赞助孟京辉的戏。“可我和孟京辉都不想去谈，觉得没必要。它出了钱，就会有条件。合作的东西不能影响到艺术家的创作，这个是前提。” 这种尴尬局面，有经济上的原因——毕竟中国是最近十几年才富起来的，财富的总量有限；更多的可能是文化上的原因——“我们的教育背景是：艺术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人民都觉得自己能做艺术家。当人民有钱了以后，很难把艺术当作一种专业来尊重，觉得你不就是出了个招吗？我们说起赞助，总是一方有钱一方没钱，实际上，赞助是一种交流，他以一个品牌的资历和变化来换取艺术家的创想，艺术家也获得经济上的一个回报。” 孟京辉：我是漠视商业的艺术家 和中国的企业家们合作，我有点缺乏信心 《中国企业家》：这是你第一次接受商业杂志采访吗？是不是觉得意外？ 孟京辉：好像是第一次。是不是有点不靠谱？ 《中国企业家》：你自己平时看商业杂志吗？理财吗？对商业有什么概念吗？ 孟京辉：没看过，也不理财。一个人能花多少钱啊，中午一个五块钱盒饭就能吃饱了。我是个艺术家，以我的教育背景和成长经历，商业这事情离我比较遥远，我对于商业的理解也就是幼儿园阶段。 《中国企业家》：滚石乐队的主唱米克·贾格尔去伦敦经济学院进修经济史，聘请专业人士像经营公司一样经营自己的乐队。他说自己是个商业艺术家，你觉得自己是商业艺术家吗？ 孟京辉：我不是商业艺术家，我也不是反商业艺术家，我是漠视商业的艺术家。 《中国企业家》：你有企业家朋友吗？和这个群体接触过吗？ 孟京辉：没有这方面的朋友。和中国的企业家们合作，我有点缺乏信心。以前也有人要赞助我的戏，他们很大方，但是他们下面的人不是。他们多少有点暴发户心理：一个房地产项目随便就几十个亿，你不就是几千万一个电影吗，他马上对艺术家的创作就不尊重了。我是艺术家，我穷，但是我现在自己够花，我自己够养活我自己，我儿子上得起幼儿园。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不用看着你的，我干吗要和你同流合污？我要保持我艺术家自己的声音。 现在我觉得，中国缺一个基金会制度。比如新加坡，国家把戏剧作为公益项目扶持，赞助戏剧的企业可以免税，免税的得益反过来又用于艺术投资。你想象一下，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有很好的博物馆、很好的剧院、很好的艺术画廊，这种和人类心灵培育有关、万古流传的东西，有这些东西多好，要那点破钱，有什么意思。 《中国企业家》：这次《艳遇》的服装是宝姿赞助的，你对宝姿了解多少？ 孟京辉：以前完全不知道宝姿，总觉得应该是挺高级的东西吧。视觉上，它和我们话剧要的那种冷调的感觉挺符合。至于品牌概念，我们没有和他们进行深入探讨。 《中国企业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的创意和才华能够带来财富的时候，怎么面对？ 孟京辉：这些东西当然应该带来财富，如果这个世界还有公道的话。不过我觉得无所谓，到时候再说，到了哪个山上唱哪的山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