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胡舒立
外部压力和内部压力都在逼迫中国及早做好准备，在坚定推进节能减排、积极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中国应该做更多的功课
一系列环境事件接踵而来，以至在股市格外波谲云诡的五六月之交，中国人不得不把更多的目光投向气候——这个过去谈论毕竟还不很多的主题。
从无锡的太湖蓝藻爆发，到厦门的PX化工项目被迫暂停，公众的环境觉醒和环境受损对人类的报复同时呈现。6月4日，中国正式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三天后，在德国召开的G8峰会上，八国首脑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共识，同意“认真地考虑”（considerseriously）2050年前减少全球至少50％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下称减排）。 上世纪最后十年以来，科学已经一步步揭示气候变暖的严峻挑战——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1990年第一次公布评估报告，初步给出了全球变暖的科学基础；1995年第二次评估报告发表，则清晰地指出了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系统造成了“可以辨别”的影响；2001年发布的第三次评估，认为“过去50年观察到的大部分变暖现象，可能要归因于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气体浓度上升”。 到今年2月2日，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科学基础部分正式发布，已经明确从20世纪中期至今观测的大部分温度上升，有超过90％的可能与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有关。 直面气候挑战，最难回避的就是如何在各国之间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具体约定。从1993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基础上的《柏林授权》，到1997年《京都议定书》，都没有将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纳入强制性减排范围之列。在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蓬勃于欧美的碳交易市场、鼓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又使中国获益不浅。 这样一种国际环境，很容易让道理上懂得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国人觉得，气候挑战离我们很近，而承担减排义务可能离我们还远。 显然，这只能是误解，因为“气候觉醒”是一个加速度的过程。随着全球变暖的影响在各国逐渐显现，无论是欧洲遭遇的热浪袭击，还是青藏高原的冰川融化，或者澳大利亚百年未遇的干旱，都使得气候变化逐渐成为公众性话题。今年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公布后，全球舆论的气候觉醒再度升级。 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上，积极主张减排的西方各国政治家已经在各种场合越来越多地提及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义务。至上周G8峰会，当年退出《京都议定书》并且在会议之前重申绝不承诺减排义务的美国，态度又发生了微妙变化：会议第二天通过的决议中，美国首次表示将与各方一起“认真地考虑”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国提出的减排目标——到2050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削减50%。虽然这一承诺尚不具约束性，但以美国在气候问题上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这种具有实质性的态度变化极为重要。其结果可能给中国带来的国际压力也不可小视。 更重要的是，气候变暖也在威胁中国人自己，而且中国人也在经历“气候觉醒”。即使在中国，以此次厦门PX工程和无锡蓝藻事件中舆论的强势出击，亦可看出公众对环境的担忧加速升级，而环境与气候的关系是如此直接。如学者们所说，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参见本期文章“水知道你的罪孽”）。 国际和国内的现实对中国的决策者提出挑战。毕竟，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处于错综复杂的工业化进程之中，面临多方压力和矛盾。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努力转变增长方式，并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节能目标，即在2010年，将单位GDP能耗降低20％。但从刚刚过去的2006年来看，每年4％的分阶段目标无法兑现几成定局。中国为进入现代化保持高速增长，温室排放总量的增加亦是必然。 然而，中国仍然需要为“共同的地球”承担责任，为世人，也为国人。特别是2009年中国或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温室排放第一大国，而现在执行的1997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将于2012年正式到期；如果不能在2009年就接续方案达成一致，很可能使整个以《公约》为核心的减排体系遭受重大挫折。 外部压力和内部压力都要求中国及早做好准备。中国仍会将经济发展置于优先地位，而且中国在未来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中仍会坚持联合国《公约》既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但在当前，在坚定推进节能减排、积极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中国显然应做更多功课，包括考虑引进气候交易所，对国内各行业、地区的减排空间进行系统评估，以及自上而下尽快建立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机制等，以积累更多的知识和经验，也为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提供更多的支持。
直面减排，已是时不我待。 （本文刊于6月11日出版的2007年第12期《财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