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只有彻底改变将异地务工人员拒于城市社会之外的制度环境，把“夹生饭”彻底蒸熟，才能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沿着以人为一切衡量尺度的方向健康发展。 春节过后，照例便是东莞的“招工大戏”登场，从早些年的一工难求，到渐渐供求平衡，再到如今因为人口红利的衰竭，转变到用工荒也时不时来袭一下，企业和政府需要以自我营销来增强对于劳动者的吸引力。作为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制造业城市，东莞是观察中国劳动力供求变化最典型的城市之一。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所谓“新生代员工”的出现，东莞的劳动用工情况，较之以往，更开始发生深刻变化。我认为，因为中国特殊的人口管理思路和管理制度的存在，这种变化须引入一个更广泛的人口社会管理视角，方能透视清楚。 拿这些新生代员工来说，他们虽然依然来自农村，可是，基本上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经历、大多直接从学校毕业进城务工。他们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平，也有着较高的精神生活需求，民主观念、法律意识、平等观念也逐渐融入他们的生活中，他们要求和城里人一样的平等就业、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甚至得到平等的政治权利，希望融入城市主流社会。据统计，随着代季更替，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员工”已经超过一亿人，成为新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这一代人他们因长期在城市生活，受现代文明的熏染，在科学技术、文化素质、道德修养、婚育观念、法律意识等方面，比他们的父兄辈大大提高，城市气息和现代观念浓厚，是中国改革发展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个群体社会学现象。 有资料显示，因为现有管理制度的限制，全国范围内，每四个城镇常住人口中，就有一个是外来流动人口，这种现象，在东莞这样的城市更高达七成。这些流动人口绝大多数处于“半城市化”状态中。他们虽然就业、生活在城市，但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造成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的“夹生饭”。本来，工业是以资本、人口、技术等经济要素的高度集聚为特点，工业化和人口迁移与集聚，也是城市化发展的基础。但是，在现实的人口管理思路和政策中，由于理论和观念的偏差，实践中利益集团对于政策形成过程的垄断，导致三十多年来，中国流动人口的人生发展，以及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升级，多了很多人为的艰难障碍。社会学家陆学艺很早便提出：“引导农民进城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彻底打破现有的户籍制度，变户籍管理为身份管理。”但客观地说，要真正彻底消除这种城乡隔离式的二元户籍制度，阻力又是何等之大。去年，有调查统计表明，全国高达半数以上的城市市长，对此持消极态度。可以看出，这种现实下，工业化城市化要取得进一步的推进，深度的人口社会管理反思和制度变革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步骤。 如果我们承认，工业化在中国带来的主要标志是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带来的主要显性成效是社会的进步，那么，人就必须应该是两者集于一身的社会发展总合。然而，由于管理思路的滞后，流动人员在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福利条件不配套，过去三十年，大量异地务工人员不能沉淀在城市。当前，这种政策恶果又继续作用在新生代务工人员身上，造成高达一亿的国民人生发展的受阻。 现实来看，只有彻底改变将异地务工人员拒于城市社会之外的制度环境，把“夹生饭”彻底蒸熟，才能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沿着以人为一切衡量尺度的方向健康发展，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这既是价值观，也是方法论，只有在这个发展视角下，人口的城市化带来人口集聚规模的提升，才能带来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带来消费结构的变化和市场的扩展，由此刷新中国城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格局，为包括东莞在内的中国城市可能愈演愈烈的劳动用工紧张局面，创造根本性改观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