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张汝伦
当人们几乎把所有的事情都当成了手段而不是本身即是目的时，他一定也把自己当成了手段
有学生写信给我，说他们对古文诗词吟诵方式之式微深感忧虑。在古代，吟诵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完善着人们对文章的认识，也承载着各种方言的变迁，并且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吟诵是中国文人长久积存下来，留诸当世的财富，对语言学研究也有意义。
可是，随着掌握吟诵方法的老一辈学者的相继故去，能按照传统方式吟诵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据在上海图书馆、上海电台、唱片公司等处的调查，现存有关吟诵的图书与音像资料也相当有限。现在申报文化遗产和某些所谓文化明星的走红，后面都有经济利益在支撑。一些真正需要切实保护的传统文化，如吟诵却濒于灭绝。在忧虑之余，这些学生希望做些实事来改变这种状况，如写有关吟诵式微情况的报道，努力收集现存的图书音像资料，为想跟他们一样做出努力的人们提供线索。 在被他们的热情感动之余，我也提出我的一点困惑。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不亲力亲为，去跟掌握传统吟诵方法的人学习吟诵，以使它不致失传？这不是比收集有关的图书和音像资料更好、更有效、更容易做吗？毕竟只需要一个人有正常的语言能力就行了，不需要优美的嗓音和身段，更不需要金钱的支持，如学习传统戏曲那样。文化只有在人身上不断传承才能活下去，没有人去传承，它就死了。侥幸保存下来的物质资料只是死的文物，而不是活的文化。就像埃及博物馆中的古埃及的文物，保护得再好，也只不过是在提醒参观者，一个伟大的文明已经死去。这个道理太简单，为什么这些学生就想不到呢？ 又在报上看到这样的报道：一所著名大学每年要开三四百场国际学术会议，平均每天一场有余。我办过会也开过这样的会，知道要召开这样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所耗费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与会议收获往往不成正比。爱因斯坦曾庆幸他没有像他的有些同学那样毕业后留在大学里，被事务性的事情耗去许多时间和精力，因而能将精力和时间用在科学研究和思考上，从而取得了永垂青史的伟大成就。可今天的人们为什么如此热衷开会呢？开会也许可以起到学术交流的作用，但决不能产生伟大的学术成果，则是确定无疑的。真正的思想成就总是在忘我投入的努力中产生的，这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为什么人们还更愿意仆仆于赴会路上，交际于宾馆酒店内外，而难得“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呢？ 这两件事似乎很不一样，但在其不太合乎目的理性的逻辑上，却颇为相似，并有其相似的深层原因，就是人们渴望被人知道和承认自己在做正当而有意义的事。个人去学吟诵不太会有人知道，当然也就没有“影响”；同样，召开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一个主要目的也是要让别人知道自己。小商贩靠吆喝，大商家靠广告，文化人就靠“扩大影响”。至于货色怎么样，越来越不重要，会吆喝就会有人光顾。然而，思想和文化的价值难道可以是用有多少人出席，或有多少人追捧来衡量的吗？ 商人逐利，顾客越多越好，当然要鼓吹“喜闻乐见”就证明了价值，数量是硬指标、硬道理。可为什么立志保护传统文化的人，或从事科研学术工作的人，也开始作秀呢？毕竟让大家知道与否，与文化得到传承或学术有了进步，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从目的理性的逻辑，即“手段－目的”的逻辑考虑，保护传统文化的最适当手段，是大家去学习、了解和实践它，而不是收集图书和音像资料。推进科技学术最根本的手段，是在研究室和实验室里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地思考和工作，而不是三天两头开会。可为什么连目的理性的逻辑都得让位给“影响”的逻辑呢？如果目的理性依然起作用的话，那就是目的已不是原来的目的了。让人知道或扩大影响才是目的，至于是否有助于原来的目的，那是次要的。但人们真的会相信宣传的就是真实的吗？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孔子当年曾对此生出无限感慨。可是在现代人看来，任何事物本身都没有价值，只有被众人知道并且认可才算是价值。这无形中成了现代人行动的一条潜规则。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祭孔者日多，遵孔者几希；弘扬者愈众，践履者绝迹。自我包装被作为一条必要的人生经验传授，埋头苦干已然成了不开窍的代名词。人们越来越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手段当成了目的。可是，当人们几乎把所有的事情都当成了手段而不是本身即是目的时，他一定也把自己当成了手段。当他自以为在为自己的目的努力时，其实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现代人生命悲剧的根源，即在于此。 张汝伦：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