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张颐武
通达的王小波大约也很难想到，生前寂寞潦倒的他，身后竟然能够惹来这么多的热闹。
王小波这样形容自己：一个又高又瘦又丑的家伙，涣散得要命，出奇的喜欢幻想。然而正是这个“丑陋”的家伙，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深邃独特的文字和思想，在他逝世之后，他的作品引起空前的关注。 对比今天王小波所受到的关注，他的经历坎坷，而且他的小说也一直不能出版。就在有人准备出版他的作品的时候，王小波溘然而逝。 王小波已经逝去十年，今天，他的作品已经成了经典，他本人也已经成了大众传媒中塑造的新的超级英雄，他终于等到了他对于那些话语的胜利，但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是，最后他却被他曾经如此尖锐地批判的东西所极度推崇，当他所嘲笑的变成了他最热烈的拥护者的时候，这究竟是胜利还是报复？ 斯人已逝 王小波生前其实还没有多少认识和理解他的人，他会感到寂寞，但他的消逝却意外地使得一个时代发现了他，这种发现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热闹。 王小波已经故去十年了，岁月的流逝并没有让他的冲击力变得淡化，而是仍然让人们感觉到他的存在。王小波仍然在我们的视野中，而且不断地提供我们进行新的反思的可能性。王小波的生命本身已经逝去，但他所写下的那些文本却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漂流，会继续被我们不断地阐释和阅读，同时通过这种阐释和阅读得到新的展开。生命的实体不复存在，但生命的踪迹却总要被人们追寻。王小波已经变成了一段无法磨灭的记忆，一些无法回避的文本，一片无法消逝的感情。所以，我们在十年后再看王小波，才会发现他突然离去所造成的震撼已经平复，对于他的作品的热忱地发现过程已经完成，他的生平事迹几乎已经人所共知，但他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似乎还有待我们再度思考。 王小波生前其实还没有多少认识和理解他的人，他会感到寂寞，但他的消逝却意外地使得一个时代发现了他，这种发现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热闹。我们今天在十年后纪念王小波，当然是对于逝者的无限的追念和缅怀，但同时更需要在当下发现他的真正的价值。在大家都开始回忆和纪念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对于他的阅读和理解再度接近他，这种接近不仅仅是感情的表达，也是思考的结果。 对于我，王小波不是一种私人感情的记忆，我和他的来往其实非常少，没有专门提及的价值，但他却在这不多的来往中给了我极为深刻的印象，我觉得他是一个时代的不可思议的见证，他在一个充满热情的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超越它，这让我们这些曾经沉浸在那个时代里的人感到一种惊奇，也触动我们的思考。所以，王小波是某种超越了自己时代的奇人，他有一种从自己的时代里超脱的奇异禀赋，但他又和那个时代息息相关。我其实已经写过探究王小波的文章，但这一次我想不仅仅是谈论王小波，也是讨论王小波和三十年来中国的价值观与社会转变历史之间的关联，通过这样的探究凸显王小波的价值，也凸显这个时代和王小波之间的对话关系。 八十年代文学“另类” 八十年代是一个以启蒙的精神创造未来的阶段，知青文学的主潮都存在于找回失落的青春和获得人性解放的焦虑之中。从那时开始，他的创作就和当时整个时代的思潮拉开了距离。 我在几年前写的一篇文章中叙述了王小波和我的关系：“第一次知道王小波是在八十年代的后期，我刚刚留在北大教书。一位社会学系的同仁拿来一本香港出版的《王二风流史》。那是一本小册子，其实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黄金时代》的前身。当时我就被这部书的独特的风格和与八十年代知青文学截然不同的表述所震动，感到一种新的文学在生长的力量。这种文学没有受到当时的文学制度和既成话语的制约，而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王小波完全是特立独行地追求自己的文学想象。他的想象力的穿透性和力量来自于他的自由的精神。 九十年代，有一次《戏剧电影报》的活动，我们坐在邻座，当时他和我聊天的内容是关于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一次刘心武先生请客，我们邻座，聊的也是这一类的话题。关于当时许多人视为怪异的同性恋的隐秘活动，关于社会的种种出轨的行为，他都能够心平气和地、悠然地思考和观察。但同时，他又偶有尖锐的嘲讽和磊落的不平。他始终带着一种超然的，却并不超脱的微笑看着大家。我始终难以忘怀这微笑。这微笑里有一种对人们的幼稚的超然观察，好像我们的天真和笨拙是与生俱来，无法摆脱的，所以他能够笑着看我们。另一方面，他也能够悟到自己其实是这幼稚和平常的人生中的一员，我们的笨拙和天真其实他也难于摆脱。所以这里有一点嘲笑让他和我们分开的同时，又有一点真诚让我们和他相连。我们是他的一面镜子，帮助他看透自己，我们也有机会透过他看透我们自己。那时王小波还没有今天这样的名声，却有着一种独特的风格和性格，让人难忘。后来，他成了许多人的信仰对象，成了一个反抗的圣人和洞见一切的超人，我想这未必是他之所愿。” 今天想来，这些话所描述的王小波的印象仍然刻在我的心中。我所观察的王小波精神的核心其实就是和自己的时代不合拍，他用一种我们当时难以理解的平淡的、饱含幽默和嘲讽的语调洞察我们的人生。 其实，从八十年代开始，他的创作就和当时整个时代的思潮拉开了距离。八十年代今天看来是一个我们社会变化的关键时期，人们在那个时期其实试图寻找一种新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其实就是今天的社会。但当时我们大家都不会想到，我们的浪漫追求到来时居然如此平常。我们当时觉得理想会给予我们的辉煌，其实是无限超越性的存在，是一种至高的境界。而王小波最为独特的地方就是他和当时的时代主潮并不一致，却意外地和不可思议地感知了一个新的时代，是一个和日常生活相联系的时代，一个平常的时代。我从《黄金时代》那些关于知青生活的作品中所读到的是一种来自感官的敏感，一种直觉的锐利。 八十年代是一个以启蒙的精神创造未来的阶段，知青文学的主潮都存在于找回失落的青春和获得人性解放的焦虑之中。当时的精神状态是以一种非常具有理想性的状态去追求一个新世界而展开的，真正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知青文学的人其实是梁晓声、孔捷生等人。他们的文学所表现的是一种青春被出卖的焦虑，他们狂热追求的理想被计划经济下的压抑和片面的宣传所误导后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其实“文革”的理想最终幻灭之后，我们就会看到一种消极的生活形态的出现，就像刘心武当时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的名作《醒来吧，弟弟》中对社会失望而消沉的弟弟，面对社会已经“看透”了的一切，发现了“文革”理想最终的虚幻性，感到上当受骗的失望，于是沉入了一种消极。但这种消极其实是高度精神性的，它们其实在询唤一种新的浪漫的精神性的到来。“消极”在此并不是对于日常生活价值的肯定，而是在一种无能为力的等待中，等待着新的狂热的理想的到来。所以，在八十年代初进行的有关“潘晓”的讨论命题———“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中其实就包含着一个反向的期待，在“为什么”的追问中所包含的就是对于“越走越宽”的期待和呼唤，也是再度获得从“文革”理想的失败中走出的新精神的渴望。 然后，这种困境在新的时代通过启蒙的理想可以被超越，这种知青文学的主潮是和“新时期”的文化完全契合的，它其实揭示了一种新的精神性追求因素来超越堕入生活困境的可能。这里所找到的就是新的“主体”解放的冲动，当年试图获得最终“解放全人类”的冲动，今天转变成了个人的“主体”解放的冲动。当时的文化展现了一种无所畏惧的气质，一种要求从计划经济的集体性话语中脱离出来的勇气和愿望。 其实，八十年代文化的关键正是在于一种对康德“主体性”观念新的展开，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1984年版)有一个异常重要的附论：《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这篇文章似乎包含着整个八十年代思想的核心命题。李泽厚在这篇文章中点明：“康德的体系把人性(也就是人类的主体性)非常突出地提出来了。”(《批判哲学的批判》第424页)。而李泽厚的发挥似乎更加重要：“应该看到个体存在的巨大意义和价值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益突出和重要，个体作为血肉之躯的存在，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进展，在精神上将愈来愈突出地感到自己存在的独特性和无可重复性。”(《批判哲学的批判》第434页)这里李泽厚召唤康德的幽灵其实是对于八十年代新精神的召唤，“主体性”正是整个八十年代从原有的计划经济话语中脱离的基础，而这个“主体性”正是新的“现代性”的展开的前提。这时文化的精神性的“主体”却又是“血肉之躯”。 于是，我们发现即使是身体的欲望在八十年代也具有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精神性意义。我最近看到一位八十年代有影响的人物有关八十年代的一个访谈，其中他谈到了一些八十年代重要思想家的一次裸泳，他们投入水中，自由游动。这个行动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含义，它变成了一种精神自由，成了冲破一切限制的象征，肉体的解放也被赋予了无限崇高的含义。如果我们把这个行为和1988年的裸体艺术展所引发的轰动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到当时我们把身体的精神价值加以无限放大的取向。如果在今天，我们可能觉得这是一个笑话，这样的行为就在博客或者跟帖里变成了一种八卦或奇闻，而绝对不可能被理解为有这样巨大的意义。那时的文化氛围有一种热忱，把一切都理解为精神解放和主体超越“异化”，是一种自我实现的结果。那是从计划经济中脱离出来的最初的冲动，我们都有一种强烈的、浪漫的热情，一种狂飙突进的狂热。这些新的理想，替代了“文革”后已经彻底破碎的理想，这种时代氛围其实抓住了每一个人。 但当我初次阅读《王二风流史》时，发现他完全不在这样的氛围之中，他有一种我们从未有过的、对人类日常生活的平淡的理解，也有一种对人类欲望的真实表现。他有关知青的描写中，理想的宏大叙事其实只是一些模糊迷离的碎片，根本难以成为生命的支柱，而人类生活的那种世俗性其实我们根本不可能化解和超越。其实王小波对人性的理解，不可思议地脱离了八十年代对“主体”追寻的浪漫的主潮，他揭示了任何理想和超越的尝试都难以跨出人性具体而微的限制，也许这是因为他很早就在美国留学，接触了许多新的对人性更复杂的看法。他写出的是我们受到欲望的拨弄后无能为力的状态，我们虽然有许多文化上超越性的想象，但却无法闪避现实生活的坚硬和脆弱，我们一面受到环境的限制，一面又受到欲望的吸引，于是难以突破这些东西的具体存在。 王小波其实让自己的小说回到了日常生活真实的、不可回避的冲突之中了，“知青”在这里有点像王朔早期小说里的青少年，其实是一种管束难以完全达到之后的放松的状态，是一种意外地从意识形态网络中逃脱的境遇，日常生活的严峻和乐趣都通过小说呈现了出来。这种“现实”题材里完全没有当时小说的浪漫特征，而他反讽的调子又让他的小说真正显示了一种“间离”和“投入”的混合，这其实真正超越了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的规定性。他凸显了日常生活和人性欲望的难以逃避，又用间离的方式透视了这些生活的限度和问题，这些我们当时的“主体”想象根本难以理解和认知的东西。而王小波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对“知青”生活的把握所提供的经验当然是八十年代文学的另类，他在那时是一个先知，但却并没有用先知的样子装扮自己，但他其实看到了当时文学的真正局限和问题，也看到了这种浪漫主体性的不可能。 九十年代，异常入世的同时又异常地出世 在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王小波的作品所涉及到的许多边缘事物都是我们在那个时代所陌生的，却也是那个时代明智的声音之一。 到了九十年代，王小波小说的想象力更加汪洋恣肆，他穿越了时空的界限，大胆地探究人类生活的各种形态。我觉得像《东宫西宫》这种人类边缘生活的探索是我们当时难以想象的，而所谓《青铜时代》、《黑铁时代》里面也包含了对于人性的复杂性的认真探究。 在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他的作品所涉及到的许多边缘事物都是我们在那个时代所陌生的，却也是那个时代明智的声音之一。这个“后新时期”正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后过渡期”，是全球化力量开始真正显示出来的时期。一个新的物质性时代已经到来，康德式的“主体”似乎不得不让位于黑格尔式的“大历史”，当时不少知识分子用“人文精神”失落、社会已经进入所谓“旷野上的废墟”的描述来看待中国当时的新变化。他们一方面认为社会堕落，另一方面认为中国顺利发展不可能。这当然是觉得浪漫的“主体性”已经难以实现，但又没有意识到其实中国有自己独特的选择和道路的张皇与焦虑。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中国的市场化其实是在全球化的深刻支撑之下发展的，有其自身的规律。 当时进行的所谓“人文精神”大讨论，其实就是一些对于这种深刻变化感到没有任何阐释能力的人和一些不断面对现实的人之间的论争。当时的论争没有结论，但历史在今天已经做出了结论，一个“新新中国”其实正是通过那个时期一系列重大变化而得以出现。无论如何，我们并没有得到一个噩梦般的未来。王小波这时的写作处于一种高度自由的状态，他一面以小说观察人性的幽暗和复杂的侧面，一面以随笔介入了时代的论争和文化的批评。他一面直面当下的种种问题，一面仍然在思考人类存在的微妙和复杂。他在当时毫无疑问是文学的边缘，却提供了一种和主流知识界完全不同的声音。在大讨论中他显然是站在“人文精神”焦虑的对面，他的意见当然是倾向于对“人文精神”观念表达不同，因为他知道人性的现实存在，也知道用焦虑超越这种现实的虚妄。但王小波的长处在于他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并不仅仅来自于时代本身，而是来自对于普遍人性的一种体察。 当时的王小波其实已经得到了许多知识界明智之士的激赏。我自己可以作证的是，如刘心武先生就多次高度地赞赏王小波了，我敬佩刘心武先生的是王小波得到大名之后，他从来也没有谈起过自己和王小波的交往。可以说，在王小波没有被自己的时代所认识的时候，他已经有了知音。 我这样描述他当时的形象：他对于人类的种种行为都抱有一种智者的态度。他一面带有看透世界的超然与平和，能够将人类的天真和片面作为小说的对象；但他从来没有蔑视过人们日常生活的欲望和向往。他的另一面是格外地入世，格外地喜欢普通的人生。 他并不像道德家那样有洁癖，而是对于人类的欲望有深入的理解和感情。在这方面他像写《巨人传》的拉伯雷；但他又能够穿透人生的荒谬和无聊，揭开我们可笑的东西，让我们感到自己的浅陋、荒诞和微末，这时他又像写《变形记》的卡夫卡。王小波的自由不是那种带“主义”的知识或意识形态的想象，而是一种带有幽默感的超脱和投入的不可思议的混合。在那场九十年代初轰动一时的“人文精神”的讨论中，王小波反而是和他故去后的许多追随者不同，显然对当时被斥责的王蒙和王朔的观点有较多的同情和理解。他不是一个清教徒或圣人，而是一个人生的智者。 这让他也和五四以来形成的一整套现代性的“文学制度”并不和谐，他并不被正统的文学界认可其实正是这一制度对他难以认同的表征。他的自由让他并不简单地成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传人，而是一个和“新文学”缺少关系的另类。王小波的自由其实在于他的边缘性，将他变成五四主流的传人其实没有办法认识他的意义。他的小说有非常普通的欲望，他对于“性”的表现也是惊世骇俗的，有志怪和传奇，有稀奇古怪的想象力在汪洋恣肆。这些其实都是新文学的旁门左道，这里没有那种宏大的话语，没有那种大叙事带来的秩序，而是有一种来自欲望和日常生活的活力与想象力和超越性的奇怪混合。其实王小波和张爱玲有一种相似，他们其实都在新文学的文学制度之外，却能够真正创造一个新的天地。他的小说和随笔的力量并不在于他有一种刻板的意识形态，而是在于他对于所有的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尖刻追问和对于人类生活的深刻同情和悲悯。
其实王小波并不是在他故去之后被塑造的那个反抗世间不平的英雄，而是一个对于人类问题有异常深切体察的平常人。他所代表的是五四新文学传统之外的异类，这种异类的特征在于它所关切的是和新文学完全不同的东西。新文学的企图是彻底超越人性的局限,达到一种主体的解放；而王小波却怀疑人性改造的结果。王小波对于人性被欲望所拨弄的状态有深切的体察,于是他在改造和提升人性的伟大进程中,却看到了其间人性不可改造的方面,看到了人的“感官性”的不可克服和超越。他的这种感官性的表现没有否定和批判，也谈不上怎样欣赏和迷恋,他并不试图改造它的读者,也不试图压抑这种感官性,而是直面感官性的不可克服和不可超越，他用一种狂欢式的风格将人们置于一个哈哈镜式的处境之中。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随笔，都饱含着一种对于感官性的高度敏感,小说所涉及的是感官性的体验和任何时代中人性所难以控制的欲望。 正是这些使得他在异常地深入了自己时代的同时又异常地出世，但他不是一个来自“鸳鸯蝴蝶派”的人物，因为他并不简单地认同于欲望，他其实看到了欲望的局限和问题，他由此而格外清醒和明智，但他又不相信那种身心二元的超越性。他还是相信人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们原始本能的支配，这似乎和认知科学或者基因科学一类的知识有点接近。我有点怀疑他曾经接触过这一类的知识。 这使得王小波的声音其实仍然和其他人大不相同，他的小说让人感到一种沉浸其中的阅读的乐趣。但这种乐趣其实是来自他的对世间万物的理解和同情，但他的小说又有让你感到不适的地方，他永远挑战你所学到的一切，让你超越你的常识去看待世界。他好像一面哈哈镜，夸大了我们局限的同时也扩展了我们的认知能力，让我们重新看到自己和世界。 十年：和时代进行一场拔河 王小波已经逝去十年，当年寂寞潦倒的他今天已经成了大众传媒中塑造的超级英雄，如果我们认为他在和自己的时代进行一场拔河比赛的话，最后究竟是谁赢了？ 王小波已经逝去十年。今天他的作品已经成了经典，今天的他本人也已经成了大众传媒中塑造的新的超级英雄，但我的问题还依然存在：我觉得我们神化他，其实是对他做另外一种控制的尝试，他曾经在生前如此执着地尝试摆脱各种控制和束缚，但他阻挡不了我们来控制他。我们把他看成伟人的时候，却也将他纳入了他并不想进入的话语。他终于等到了他对于那些话语的胜利，但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是，最后他却被他曾经如此尖锐地批判的东西所极度推崇，当他所嘲笑的变成了他最热烈的拥护者的时候，这究竟是胜利还是报复？如果我们认为他在和自己的时代进行一场拔河比赛的话，最后究竟是谁赢了？这些话里其实是有一种和王小波经历了许多相同处境的同时代人的某种悲哀存在。 但今天的王小波仍然有巨大的意义。他有些地方能够和今天的八零后息息相通，他的思考所关心的普遍性的价值和对于人性的一种宽容和理解的态度，仍然是我们今天的时代所需要的。八零后其实和过去时代的人们大不相同，他们有一点像王小波的地方，他们和王小波一样自我，一样重视人类的感官性的存在，一样有一种对于我们世俗性的直接的感觉。但他们似乎缺少王小波的那种力量，那种对于人性的通达和敏锐，还缺少他那嘲讽的微笑里所隐藏的真正的智慧。这种反讽不是今天的“恶搞”所能企及的。但王小波的遗产仍然在向我们提出着挑战，他的微笑里面仍然有一种让我们捉摸不透的光芒，吸引我们去认知他存在的价值。 （作者系著名学者、文艺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