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者/李琳
日前，一篇出自人民大学教授张鸣的博文成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这篇题为《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的文章创造了十天来阅读十万余次，评论近四千篇的记录，也引发了一场针对“高校官场化”的争论。其实，学术行政化、学校衙门化问题早就存在，这不过这次由张鸣戏剧性地揭开，也就有了戏剧性的效果。只是，我们希望公众对于高校管理体制弊病有深入的思考，不要象以前诸多类似事件一样热闹一阵后不了了之。
人大教授张鸣撤职事件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前系主任，畅销书《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作者。3月12日，张鸣教授在其博客上发文，称“自己也许将不得不被迫离开人民大学”。文中提到，“自去年五月份以来，我和人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先生之间，发生了一点在他看来非常严重的冲突”，从而和学院领导“结下了梁子”。3月16日晚上6点多，张鸣教授接到了被撤去政治系系主任的通知电话，正式解职。有知情者透露，学校和学院正在研究与其解聘。 据张鸣教授博客中介绍，他与李景治院长结的“梁子”源于两事。第一件事发生在去年的萧延中老师职称评定会上，张教授发言时两次不理会院长先生的打断，高调地为萧延中鸣不平，被认为未对领导表现出应有的尊重。第二件事是张教授向某媒体记者证实了人大国关学院克扣硕士、博士论文答辩费之事，“给人大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针对这两件事，李景治教授皆有不同的解答。李景治在谈到萧延中老师职称评定会上的情况时，做出了这样的描述。“会上张鸣还没有等院长传达完职称评定精神，就第一个跳出来，拍着桌子打断院长的谈话，冲着所有的评委大声吼道：‘你们不给萧延中评教授，是天理难容！’”而张鸣则认为在当时的情景下，自己根本不可能如此霸道，但确实为萧老师据理力争了，“发言感动了很多人”。但他认定问题的重点不是公然挑战院长“权威”，而是其行为破坏了院长们对于那次职称评定所设计的“既定的程序”。至于克扣硕士、博士论文答辩费的事情，李景治院长解释是迟发，虽然相关媒体已经证实了“克扣”的事实。 为增强舆论支持的力度，李景治教授在人大国关学院主页上发表了四封公开信。信中张鸣教授被斥为“煽动舆论对自己（院长李景治）进行恶意人身攻击、人品学问都有问题”的人；“呼吁全院全体同学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态度，不要参与到一些无谓的争议中，坚决反对张鸣教授处理问题的方式，坚决反对在媒体上‘打乱仗’的做法”。李景治教授还这样表态：“任何单位都有程度不同的问题，但是把单位内部的问题拿到媒体上大肆炒作，张鸣教授在国内开了个先例。” 就在众议纷纷，真相尚存争议的时候，我们也不必对其做细致的推理分析，正如张鸣教授所言，他将此公布于众，不是与李景治院长有私人恩怨，而是希望社会就“学术行政化，大学衙门化”进行一项公民讨论，分析其病状，危害，找出解决之道，为维护学界整体的学术热情和创造性尽一份力量。 直击高校官场化 “高校已经成为一个官场，不仅有官场的结构，还有官场的文化，官场的行事方式。”这是张鸣教授的原话，作为一名政治学学者，我想没有谁的发言能够比他的更为精准；作为高校官场化的受害人，也没有谁比他有更深刻的切身体会。 高校的官场化，早已不是一个秘密。有这样一首校园民谣：“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按照国家行政体制设置的大学行政体制将科层化管理直接搬进了校园。一般情况下，院长多为学校组织部门产生，更多体现学校领导的意志；系主任由院长办公室产生，更多体现院领导的意志，这已成为高校人事任免的潜规则。校长及党委书记垄断一切学术资源及评级，只有行政职的“学官”才能决定一切。于是，按照张鸣教授的说法就是：“整个（高校）结构官僚化，所有官员、干部，院系、所管理人员都变成了官员，层层任命。”更为悲哀的是，在公民政治民主化迅速发展的现今，“农民还可以选村长，多数大学、教师却连选个没有实权的系主任的权力都没有，所有都是任命，所有的环节完全按行政操作。” 较为专业的学术评审方面，也全然是官本位思想。张鸣教授告诉媒体：“比较高一级的评审，专家组成员，都是从学校最大的官里挑，而不是看你的学术地位。所有东西都认官不认学，而且谁当了官就把持所有的学术评委。”数学大师丘成桐教授也曾提到，以北大数学学院为例，学院一些人利用在中国学术界把持的权力，在评定院士、奖项、参加学术会议、发放研究经费等方面，大事排挤、打击其它大学的优秀学者。那么，失却了自由的学术还有什么活力可言，也难怪连温总理都在为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大师级的杰出人才而“非常焦虑”。 有了官场化的结构，自然会萌生出官场的文化与行为方式。比如，在张鸣教授被解职一事中，院长李景治曾多次找学院教师谈话，要求他们与张教授划清界限，“不要站错队”，大搞拉帮结派，全然一套官场的行为方式。官场文化呢，更是体现在方方面面，首先是行为个体被要求“中规中矩”，张鸣教授就是犯了这条戒律。如果想“上升”，那你就“不可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走一步路”，对现有规章制度抗议，为不公者鸣不平，那就是大逆不道。其次是“拜官主义”盛行。“官本位”与“权本位”直接相连的现实，使众多高学历人才无心学术教学，反倒对当官越来越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许多大学里，官帽还成为留住人才的一种手段。有些高级人才想跳槽攀高枝，大学的管理者就给他个系副主任、主任之类，欲走之念马上就此打住。 官场化的现实，使一切变得标准化、模式化，结果就是张鸣所说的：“听话的孩子变成奴才了，不听话的变成愤青了。”毕业出了校门，升官发财就成了第一追求。这样的状况，不仅难以奢谈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更不敢奢望中国学术的自由与进步。丘成桐教授曾这样批评过：“中国高校的学术风气已经到了非整治不可的时候，否则中国科技的发展将至少退后二十年”。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如何才能扭转这股歪风，树学术正气，申自由之义呢？ 革除高校官场化任重道远 长久浸淫于官场化环境的中国高校，固化了官场文化的劣根，更固化了官场的行为模式。3月初发布的2007年中国教育蓝皮书指出，“高等教育领域的变革仍旧缓慢，高校的社会声誉和公信力仍在下降之中，还处于问题发酵和暴露的时期”，“六成公众对我国教育不满意”。可真正认识到这一严峻现实的高校负责人又有几何？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此起彼伏，难道就靠官僚化的学者群体，靠官场化的高校争世界一流吗？ 深究大学官场病的本质，那就是体制的问题。两会期间，北大校长许智宏在谈及高校官场化的问题时，也提到体制是最大的瓶颈，体制不改，官场弊病就很难改掉。借鉴老一辈教育家的经验，蔡元培先生倡导的“教授治校”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正式担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曾这样叮嘱文、理、法三院的院长：“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放手去做，向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人才。”“我去做”是担责；“你们去做”是放权。而现在的中国高校却是“长官治校”，它要求大家服从长官命令，给长官面子。通俗来说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谁都不能“外扬家丑”，如果有哪位仁兄胆敢挑战“长官”权威，那就是“长官”的“对立面”“免你没商量”。科层化的“长官”管理体制，禁锢了中国高校的发展，束缚了学术自由之精神，诞生了大量的“学术官僚”，扼杀了新思维、新思想，真可谓高校官场化的罪魁祸首。改革科层管理体制，改革“长官治校”，是中国高校改革最为紧迫的任务。 为改善“学官垄断”现象，回复蔡元培先生树立的北大自由精神遗风，北京大学率先成立了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以代替校长的专断权。经过一系列改革，大学校长基本没了“一票否决”权，也不再拥有以一当百的权力。但这样的改革毕竟是有局限性的。从教育部开始的科层制，怎可能经由下面的自主改革就失却了权威呢？曾试图推动一场彻底的人事制度改革的北大教授张维迎认为，以往改革没有触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教师人事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希望“找到一个既兼顾眼前现状，又具有长远生存和竞争能力的教师人事管理体制”。但这项改革在广泛的争论后不了了之。可见，从制度上开刀任重而道远。 如果我们无法进行彻底直接的改革，那么不如走一条渐进的道路，完善监督体制。俗语说，人无完人。目前中国高校官场化的一大特色就是“学官”权力太大，无人能够制约。政治学基本理论认为，为避免错误，所有的权力都需要监督和制约。因此建立健全高校内部行政事务的监督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事实上，张鸣教授被解职一事中，张教授扮演的就是一个监督者的角色，但可惜的是，没有对监督予以保障的规章，所以监督成了对已有秩序的诋毁，受到体制的惩罚。假若高校内能够建立健全一个监督制约的体制，让教师、学生在学术评审、职称评审等方面有更多的参与权，将高校行政透明化、从而使监督能够有效地实施，更使监督者能够安全地发言，那么高校行政民主化、学术自由化便不难实现。如此行事，高校领导才能拥有真正的合法性，做出正确的决策，唯有如此，才能消灭高校官僚作风，中国的学术才有可能走向更为光明的坦途。 张鸣教授已被解职，关于高校官场化的讨论仍在继续，希望张鸣教授的为民代言不会成为美丽的徒劳，也希望中国高校官场化的怪现象会被扭转，更希望中国学术能够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