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王鸿谅
“教育部大院子女”如同一个符号，烙在王小波和他的朋友们身上。年少时“社会上层人”的他也因此两度感叹，“我们永远成不了社会的主流，永远在边缘”。
1971年春天，揣着户口回到北京的王小波成了“黑户”。教育部大院里的家人都各自忙碌，任职教育部的母亲宋华还在安徽凤阳“五七干校”，大姐王小芹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专业毕业之后留校，二姐王征在山东插队，大哥王小平在城郊的木城涧煤矿当矿工，小他两岁的弟弟王晨光，幸运地躲过了插队的命运，还在上学。只有在人民大学当老师的父亲王方名在家养病，父子俩都不太会照顾自己。王小芹回忆，偶尔回家，就看见家里的饭桌上永远都摆着剩饭，谁饿了就在铁炉子上自己煮点东西吃。
赵东江那时候也回到北京，在他的记忆里，那段日子“跟上班差不多，每天吃过早饭，小波准时来我家，或者我准时去他那里”。两人都喜欢读书，在一起的日子就是不停借书、还书、看书。王小波的读书速度很快，“几乎是一天一本，小说读完了就看哲学，到最后没书可看了就拿本化学词典看”。赵东江记得，小平、小波兄弟二人都是嗜书如命的人，当时借不到《基督山恩仇记》，他们就从别人那里翻拍过来，借了个幻灯机在屋里用幻灯片一页页放着看。一次，赵东江从王小波那里借了本南斯拉夫的《新阶级》，为了能多看几遍，赵东江就决定把书抄下来，王小波天天来催书，逼得赵东江躲了好几天。 在赵东江看来，这三年的读书生活奠定了王小波后来的知识和思想基础，“后来读大学实际上对他没有什么大影响，小波的思想真正形成还是从这三年的闲读开始的”。两人除了看书，唯一能做的休闲就是聊天，历史神话、古今中外，唯独不谈个人的将来。王小波跟朋友在一起的话题很多，赵东江记得一次王小波提议来一个“煮酒论混蛋”，两人边喝边开始数算本姓家族历史上的混蛋。最后，赵东江终于败下阵来，“因为小波搬出了他们王家历史上的头号混蛋——秦桧的老婆王氏”。
后来，赵东江解决了工作问题，要去河北卓县工厂上班，他告诉王小波，王小波没吱声，赵东江不忍心扔下王小波，就回家让父亲帮忙到河北找找关系，看能不能把王小波也带上一块去。最后终因种种限制没办成。 1974年，为了落户王小波去到母亲的老家山东牟平青虎山插队，次年政策松动后返回北京，落户后到西城区二龙路无线电元件厂上班。有时候回家时遇到赵东江，偶尔会抱怨两句“厂子里全是老太太，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当时他开始了最初的创作，完成了《绿毛水怪》的初稿，他把完成的稿子，用他那大大的、并不好看的字整齐抄写在一个精致的布面本子上，同是大院子弟的胡贝是第一个也是唯一能从他房间将书稿拿走的人。胡贝笑，“我耍赖，他没办法”。一般人当然无法理解他们的私交，这是两个在“文革”初期的盛夏，用棉被封上门窗，再躲在床上用棉被把两人和留声机一同罩起来，三更半夜捂一身汗，偷偷听“天鹅湖”的知心玩伴之间的默契。因为流传出去的手抄本《绿毛水怪》，王小波结识了当时在《光明日报》做编辑的李银河。 大院时期，父亲王方名对于王小波的影响不容忽视。王方名是著名的逻辑学者，也曾“满屋子都是书”。那佳从另一个角度印证王方名的影响力，还是插队时候，她回北京探家，王方名专门找上门，让那佳帮着带些药品和糖去给小波治肝炎，对那佳说“虽然现在是动荡年代，但将来社会的建设需要的是有知识的人，你们不能只甘于当白丁，要加强学习”。此后的一周，那佳每天都去王方名那里听他讲毛泽东哲学思想。临走，王方名还专门手写了两篇文章送给她，一篇是《如何自学》，另一篇是《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那佳说:“如果没有当年王方名先生的那次教诲，我的一生真有可能就沦落为白丁了。王小波写他半夜里爬起来在镜子上写诗，我是绝对相信的。” 母亲宋华言传身教给孩子们的则是另一种品质——节俭。女儿王小芹说起来自己都会笑，“老太太是教育部大院出了名的节约模范”。没有夸大，走进宋华和王小芹夫妇在教育部大院那个老式格局的三居室家，时光倒流几十年，桌椅沙发，全部是80年代的老样式，老太太什么都不舍得扔，“每年的月饼盒，从来都攒着”。从清华大学分析中心主任位置退休下来的王小芹，现在让母亲催着，不仅要带着袖套去街道巡查，做居委会的积极分子，还得按母亲吩咐，总结节约用水的心得写成文章。老太太若干年坚持的晚餐是“忆苦饭”，“一锅水，把饭菜都煮在里面”。现在家里唯一会跟母亲习惯性的节俭“斗争”的，只有偶尔从美国回来的王小平。王小波和姐姐一样，由着母亲，回忆起来，不仅是对母亲，对身边所有亲人，王小波都从不争抢什么。他的文字带刺，而现实生活里，在亲人朋友面前，却是忍让温顺的。 学者王方名的人生并不顺利，1952年的一场政治风波，王方名被开除党籍，让王小波一家陷入无法摆脱的阴影，还好是小范围清楚的隐秘处分，绝大多数院里的人只知道他出事了，并不清楚什么问题。王方名之所以能相对平安度过“文革”，得益于1957年4月11日他受到毛主席接见，仅有的一次从上午10点到下午13点的会见，成为无形的护身符。 艾建平说起来，“教育部大院的孩子跟别的孩子们不一样，虽然受的都是传统的正规教育，父母在道德上要求严格，但在文化上骨子里就向往自由”。在那个年代看来，用王小平的话说，就属于“思想比较复杂”了。 王小波爱写，尤其爱写小说，但除了最初的《绿毛水怪》外，从不会把自己写的东西拿给朋友看。在赵东江的记忆里，“在1992年小波获得《联合报》‘华语文学奖’之前，他一直都不清楚要走什么路，有些迷茫”。虽然嘴上不说，但赵东江记得，有一次王小波找到他说:“我自己编写了一套汉字录入法，比五笔输入法还快，你看能不能推向市场，弄点钱。”当时还在中科院软件所工作的赵东江后来看了看那套程序，觉得虽然输入很快，但规则太复杂，不容易推广普及。但王小波后来一直使用这套自编的录入法写作。 1992年，王小波因《黄金时代》得到了奖金，手头宽裕了不少，这也是王小波的作品第一次得到社会认可。他找到赵东江商量怎么用这笔钱，赵东江建议王小波买房子，后来王小波在顺义买了套房子，还剩下一些钱，就干脆从人民大学辞职，做起了自由撰稿人。母亲宋华曾强烈反对过，不过在王小平看来，这样的生活或许更适合王小波，“他不是一个做事手快的人，注意力很分散，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常常不在现实中”。在王小平看来，这个“优点和缺点捆绑在一起”的弟弟，“在幻想世界里是强大的”。王小平也记得小波的自我评价，“我就觉得我写小说行”。 1995年10月22日，胡贝组织了一场“教育部大院子女聚会”，百余人到场，这个时候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已经通过华夏出版社在内地面市。正在做广告公司的赵宁随便跟王小波提到，“有机会把《黄金时代》拍成电影吧，我那儿有些投资商的资源”。王小波当时刚刚跟张元合作完成了《东宫西宫》，虽然其间有些不愉快，但还是对赵宁的建议表示了极大的兴趣，提议说“咱别吃饭了，你去我那里咱们好好聊聊”，赵宁没当回事，回他“聚一次也不容易，还是改天再聊吧”。这一推辞成了赵宁心中永远的遗憾。王小波突然去世后，赵宁有两三年的时间一直沉浸在懊悔与伤痛中不能自拔。同时开始找来王小波所有的作品细细阅读，“读的越多就越觉得懊悔，王小波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一直迷茫的问题，王小波的作品给了我答案，但我却再没有机会跟他好好聊聊了”。赵宁说他最喜欢《黄金时代》里的一句话，“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被捶的过程”，他觉得自己就是不断被社会所“捶”的人，甚至有一段时间，他跟女儿的口头语就是“我可没有被捶”。 也是在那次的聚会上，赵宁专门写了篇文章抒发心中的感慨，正当他站在椅子上拿着话筒高声朗诵的时候，王小波进来了，众人闹哄哄地要小波也来两句：“小波摇摇头，倒了满满一杯啤酒一饮而尽，然后对着大家喊了一句‘你们还好吗？’” “‘你们还好吗？’我一直觉得他这句话是有所指的。”说完赵宁转过头，声音有些哽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