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杨品文
20世纪初就有人这样定义管理:“管理主要关注两个要素—事情和人。前者易于接受科学的方法,后者则不然。”只因当时大多数相关的研究都集中在企业的生产效率上,这位先哲也无奈地说:“涉及到人的地方,科学原理也许只是废纸一张。”直到半个世纪以后,德鲁克才让企业界明白:人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其实在20世纪初,玛丽·福列特(Mary Parker Follett)就睿智地洞察到人的因素在组织和管理中的意义。
领导力伴随工作而来,而不是伴随某种职位 福列特思想简单但却核心的内容是:人是任何商业活动的核心。或者说,人是任何活动的核心。“我们不应对我们所遇到的每个问题都进行分类。我不认为我们有什么心理的、伦理的和经济上的问题。我们面临的是人类自身的问题,在心理、伦理和经济等各个方面存在的人的问题。”怎样才能使我们最具人性,成为福列特研究的出发点。她用睿智的洞察去激活组织中每个角色的觉醒。 生于1868年的福列特最初的兴趣是政治学,当她还在就学期间,就出版了《众议院发言人》一书。这本书显露出福列特对人的研究的热衷。福列特并未着眼于权力等政治要素,而是通过与相关当事人的大量访谈,从美国众议院的法律程序和运行规则中分析了美国国会发言人运用权力和施展影响的方法。这本书得到了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推崇,他甚至说:“要想了解国会,必须先读读这本书。” 《新国家》的出版让福列特成为公众瞩目的政治思想家,各种公共组织纷纷邀请她担当委员或顾问。但是福列特却把兴趣转向了企业,“在那里我发现了未来的希望。那些企业家们不是学究式的或是教条的人。” 她的关注点依然聚焦在人。她认为,经理人作为一种职业,需要具备相应的素质,如控制局势的能力、预测能力、冒险能力以及培养下属的能力,等等。这些观念更多地来自于她对企业中各种职能人员的观察。她在产业护士、心理医生和教师身上发现了个人的领导力机遇。福列特提出领导力是伴随工作而来,而不是伴随某种职位而来。护士需要从心理和生理上关心工人,在劳资冲突激烈的当时起到了工人与企业之间的缓冲作用。护士工作所特有的细微性、微妙性和复杂性,也是经理人的工作特点。护士必须是一个最好的倾听者,由此了解问题的全过程,护士需要告诉那些倾诉者自身的缺点,但却不能责备他们,并且还要给出她的建议或是鼓励。在福列特看来,心理医生身上的领导力特点更加明显。心理医生需要发现产生不好品质的原因,他必须帮助求助者培养起能够更好适应环境的行为模式。 福列特认为,领导力不能是任何形式的强迫、控制,领导力应该意味着自由。正如教师为学生提供的最好的服务就是帮助他们获得自由的能力。教师的任务,一是教学生将自己与过去的经历相联系,同时教导学生从经验中寻找意义。教师应该帮助学生理解时代趋势中的机遇,成为学生的领航者。福列特把林肯和俾斯麦两位领导者相比较,她认为前者因为理解了美国精神、发现了美国的机遇而成为伟大的领导者;而后者因为并不真正理解欧洲文化,而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德国,从而成为一个失败的领导者。 民主不是取决于某种特定的组织形式,而是要学会如何与别人一同生活 福列特所处的20世纪上半叶,甚至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征服也一直是解决冲突的唯一办法,人类文明也由征服者推动着向前发展。福列特终身对控制和征服始终深恶痛绝,“冲突或者分歧客观存在,既然不能避免,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加以利用。正如机械工程师对摩擦的处理—他们在消除摩擦时,事实上也在利用摩擦,就像带子对力的传输取决于带子和滑轮之间的摩擦。”她认为冲突有三种解决方式:控制、妥协和整合。控制是一方战胜了另一方,但其效果是短暂的;妥协是每一方为了和平都做出退让。因此,“要找出一种使双方都感到满意而无须斗争或妥协的解决之道。” 就像福列特在《新国家》中倡导的：“民主不是取决于某种特定的组织形式,而是要学会如何与别人一同生活。”而历史的惯性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使大多数人习惯于控制,在许多人看来,整合是驯服者的工作;它缺少征服的‘快感’。但是,伴随着下一次可能的征服,它助长了未来的反抗”。福列特告诫人们,不要去追查谁是冲突中正确的一方,不必采取“非此即彼”的方法,而应该首先弄清双方的差异性,通过让各方的要求进入同一视角,然后通过相互理解来整合双方立场,并形成对双方都有利的全新方案。她用自己的“整合”逻辑解开了“个人优先”与“集体至上”无法协调的悖论,“整合是当代心理学最具启发性的词语,我相信它是人们科学交往的积极准则”。 福列特因《新国家》的政治哲学观念而知名,但其中的观点后来多被运用在企业管理中。但是在福列特生活的年代,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再次显示了征服是解决冲突的正确方式。虽然福列特并不看好靠征服取得的胜利,并不赞同工会的妥协方式,但她的“整合”理论以及关于权力、领导、权威、控制等理论,无论对于政界还是对于企业界,都已经完全超出了她所处的时代。正如她自己的预言:“虽然别人有时会告诫我,我的见解过于乌托邦了,只能等到千 禧年才会被人们理解并接受,但是我依然坚信,只有我们首先选定了要遵循的道路,学的先知”:“由于她提出的假设无法与20世纪三四十否则我们连第一步也无法迈出。” 管理学的先知 富列特的思想因为处于男性主宰的征服年代而不受欢迎，但她特有的女性研究方法让她的思想独具智慧。 富列特是家中长女，由于母亲患病、父亲早逝，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持家,她的童年并不快乐。但由于从祖父和父亲那里继承了一笔可观的遗产,让她可以全身心地投入求学生涯。在拉德克利夫学院，她学习了法律、经济、管理和哲学。此后她又到英国和法国游学,在英国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她学习了历史和政治学。广泛的涉猎和渊博的知识为她日后敏锐的洞察力打下了基础。但她最大的优势却来自于她的社交魅力—这位“来自波士顿、相貌平平、骨瘦如柴的老处女”有着极广的人脉关系。她最初就学的拉德克利夫学院是一所哈佛大学的女子分校—当时哈佛大学不招收女生。而后来《众议院发言人》一书更让波士顿知识界认识了福列特。凭借流利的德语和法语以及对大西洋两岸学界的熟识,在她的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有着哈佛大学学术背景、活跃于各类社会事务的精英圈。她会把她所关注的问题与圈中相关的权威、前沿专家共同交流讨论。 但她并不甘当一位理论探讨者,福列特更是一位实践家和实干家。在各国游学结束后,她并没有选择在学校从事研究工作,而选择了从事社会公益服务,把精力和实践全部投入社区组织,继续她的观察并且开始她的管理实践。后来她就职波士顿公立学校,首创了职业指导中心,这也是美国最早的职业指导中心,她进行改进的公立学校管理体系一直被沿用下来。 在过去的80年里,福列特的思想在管理学家、政治学家们的推动下逐渐变成现实。德鲁克将她称为“管理的先知”：由于她提出的假设无法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萌发的管理理论所认定的事实相吻合,因此她生前一直默默无闻,甚至在她去世后,她的著作始终处于被管理学的先知遗忘的角落，长达25年之久。然而我们发现,她就社会、人和管理提出的基本假设远比当时的管理学学者提出的假设更接近事实,甚至今天的许多管理学专家提出的理论也望尘莫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