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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恺
20年前，上海和“世博会”第一次相遇。80年代，这座城市正面临工业时代积累的荣耀逐渐远去的沮丧，将黄浦江岸对面的一片江滩和农田开发成金融区的冲动是当时上海市官员积极筹办世博会真正的“背后推手”。20年后的世博会，正处于这一轮上海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的尾声，上海世博会总规划师吴志强称之为“回归”——即是对城市化进程的反思，也是对城市的新一轮更新。
吴志强认为，这让人们重新思考城市，梳理城市中现有的遗产，修补并衔接城市历史和现实之间的断裂成为可能。 上海的注意力回到了黄浦江 上海一开始就把注意力放在了郊区。把郊区打造成城市，把乡村变为城镇，这在一座大城市的扩张道路上可能是件直奔主题的事情。1999年，当上海市的决策者们打算为申办2010年世博会物色一块土地时，他们第一眼看中的是“黄楼地区”。 “在上海的总体规划上，黄楼原本就是一块大型活动的预留地，原来规划是用作奥运活动的‘奥林匹克用地’。”夏丽卿说，当时的黄楼地区主要是农田，农村用地变建设用地，没有棘手的征地麻烦。 另一名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官员、主题部部长季路德回忆说，在1999年5月份上海市委讨论世博会选址问题的常务委员会议上，上海计划委员会主任在会上补充说明了场地情况，“当时他认为有三个选址方向:浦东、淞江和崇明，浦东代表未来，淞江代表历史。两个方案各有好处，也各有弊端。设在淞江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大量吸引江浙两省的客源，但问题恰恰也在这里，它利用了省际交通的便捷，但却没有经过市区。浦东从80年代就是重要的选择方向，但是当时的规划局长夏丽卿在会上汇报说，原先规划上的花木地区已经不行了，只有0.9平方公里的实际利用面积，远远达不到世博会的用地需要。她提议说，能不能利用黄楼地区，这个地区很漂亮，又在市区边缘，从地图上看，它在上海外环的右下角，在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中间。它比后二者更有诱惑力。” 三个方案，无一例外都远离市中心。事实上，在世博会前，只要是讨论到大规模场馆用地，郊区地块都是首先。季路德说，几年前，上海在和迪斯尼乐园商讨迪斯尼项目时，“黄楼”同样是第一选择。 对郊区的偏爱不足为奇。城市向来是在不断把“生地变成熟地”的冲动中由中心向边缘滚动推进。1999年底夏丽卿和时任上海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蒋应时交给巴黎国际展览局“申博选址”的第一方案，正是这种习惯性思维逻辑的体现。在夏丽卿看来，上海市区早已都是开发过的“熟地”了，通过世博会带动一个地区的发展，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方案，无疑是“将一块不太好的地方，改造成一个好的地方”——将生地滚熟。“黄楼”显然正位于城市化作用力和决策者判断的方向上。 一系列外来力量和偶然因素的介入改变了这一惯性轨道，世博会最终让上海的注意力回到黄浦江。事实证明，挣脱惯性，往回走一点，也许是更好的选择。吴志强几年前在澳大利亚城市悉尼的考察让他更为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从市中心乘地铁到郊区的奥运场馆区，整个轻轨上只有冷冷清清的四五个人。”他说，“我在那儿待了一个星期，一共就碰到了8个人。悉尼为奥运会修建了豪华气魄的场馆、架设了专门的交通线路，但这个项目一结束，这些设施看上去和那里的市民毫无关系。” 用项目带动生地开发，是城市化初期的本能选择。在上海，它的动力和延续性要追溯到80年代。当时的想法更为明确，用世博会推动“浦东开发”这座大船。 从“花木”到“黄楼”，浦东推力 某种意义上，“黄楼”仍是80年代世博会“花木”选址的延续，它们代表着来自浦东地块的推力。 汤万芳是80年代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展预测处处长。这个当年专门负责研究、预测上海扩张和发展问题的机构是80年代上海市政府最重要的政策咨询机构和智囊团。1985年，汤万芳从上海市科委手里接过一项课题，他从4月份到10月份都在匆忙地赶这件事情。 “当时上海市科委提出我们处除了关注上海的硬件发展外，应该考虑一些城市软件问题。”汤万芳说，“这时候刚好又有个机会。1984年9月，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在北京接见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经济考察团时，对方提出准备资助我们国家在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的建议，当时还叫万国博览会。总理表示同意，说你们可以到上海去，找上海市市长汪道涵。日方对这事很积极，一开始承诺用1亿美元来资助我们造南浦大桥，另外，他们自己刚搞过1970年世博会和即将举办的1985世博会，为此专门组织了一批办世博会的专家。” 黄浦江大桥是1985年上海最为急迫要解决的几件事之一，如果能办世博会，可以以此来解决一直以来过江交通的瓶颈。汤万芳说，当时市长汪道涵对此极为支持，表示“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这个题目已经定了”。“日方回国后成立了‘上海世界博览会可行性调查团’，这一年4次到上海实地调研。当时上海方面的接待单位是上海社科院，他们接待后觉得这件事情不好办，太复杂，最后由市委把具体工作转交到科委预测处的手里，我负责整个协调和组织工作。” “一开始日方是作为一个协办方角色进入世博的筹备，后来我们觉得这里有很多数据牵涉到当时上海市政发展、交通、金融各方面，一些是保密的，我们就提出自己来办，日方作为顾问，不介入具体事务。”和20年后一样，这个庞大工程动用了整个上海的智囊机构和相关团队。汤万芳协调组织了4个组40多位专家分别操作4个系统的课题:由上海规划设计院负责选址小组，社科院负责主题组，同济大学负责场馆内部结构设计，上海交通工程协会设计大会的交通和接待工作。最后，由他自己根据4个课题组的报告起草最后交到市委的“‘世博会’可行性研究”。 浦江大桥只是最表面的理由，汤万芳认为，更大的背景是，“当时上海已经有大量的专家在论证浦东开发问题了”。“到1985年，浦东和浦西一江之隔，还是天壤之别，浦东是一片荒凉，浦西是十里洋场，上海的决策者和像我们这样的政策咨询单位都意识到浦东一定是要开发的，但是怎么开发？这么大的一个地区工程要启动，我们觉得一定要有一个大项目来带动。”在他看来，“世博会”相当于上海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引爆器，上海要依赖它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浦东和很多地方都仍然是生地，它们在规划图上几乎仍是一片空白，1985年的选址比1999年选址的讨论更为详尽——而浦东显然是所有人注意力的方向。 “我们在选址时候提出了6个方案，主要是浦东的花木地区，闵行东的交大区，闵行西、中环线北边的五角场（租界时期，上海市政府中心所在）和离市区更远的嘉定。”汤万芳回忆，对选址方案的论证用了定量分析，专家团以交通、城市发展、地质优劣、拆迁量等一些变量输入模型计算。最后，评定结果是，浦东花木地区的分数最高，闵行西（现在的闵行工业区地块）的得分次之。 专家团最终送交上海市委的选址意见是，“如果这个博览会是以发展第三产业为主体，选址应该在浦东花木;如果以发展工业为主体，应该定在闵行西。以浦东方案为优先选择”。 花木地区是杨高路以东、黄浦大桥的新桥公路以北1.3平方公里处，因为专门种植花草树木得名，花木地区有一个白莲水道，是一条天然的弯曲水系，景观不错。1986年到1987年，同济大学对世博会进行系统调研，目标是对开发浦东新区做形态研究，他们提出了“一心三片”的布局形态方案。汤万芳说，“规划就是以花木地区为中心，通过世界博览会形成有上海特色的展览中心和商业中心。花木地区作为中心发展起来了，浦东开发也就开始了”。 汤万芳说，这之后对世博会的研究搁置下来，“直到1988年，汪道涵同志已经不再担任市长了，有个知名的美籍华裔建筑学家林童焱找到他，提议说浦东应该尽早开发，两人牵头成立了上海市浦东开发联合咨询组，花木地区的世界博览会再次成为浦东开发课题里的一个子课题立项”。“尽管最后这次世博会的申办延宕下来，浦东开发的引擎是通过陆家嘴金融中心的建设而不是世博会启动的。”他认为，80年代对世博会研究也是对上海城市的一次仔细观察，它不仅是促成1992年浦东开发的重要因素，也给上海城市发展的走向打下了框架。 1999年，当上海再一次为世博会选址时，人们注意力的重点仍然放在浦东边缘那些未被利用的土地上。aihuau.com 迟迟未决的选址，外来者观察的引入 与迟迟未决的选址相比，人们在主题上似乎更容易达成共识。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朱林楚是申博期间主题演绎小组的负责人。在第一轮关于主题的讨论里，人们的分歧并不大，在40多条意见中，出现最多的关键词自然集中到了4个单词上:城市、环境、生活和质量，“城市”的出现频率最高。在针对这些关键词排列组合的推演和投票后，“‘新生活，新城市’、‘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大都市的高质量生活’三条主题的得票最多”。 “三条中间选哪一个刚开始有点相持不下。”朱林楚说，“我们希望引入一些国外专家的意见。为此，我们组了一个考察团到伦敦大学的城市规划系。他们的意见提供了一个好的参考角度。很多人认为第一条不够明确，‘新’和‘旧’很难界定，它也和北京申奥的主题有冲突。第三条方案里的‘大都市’在国外专家看来过于从中国的视角出发，‘大都市’的定义中人口指标至少要在30万到50万以上，上海当然没有问题，但世博会历史上很多的举办城市都不符合这个要求，这个主题看上去过于狭隘了。”“大家对第二条一致赞同。” “主题确定下来时候，选址的讨论还没有结束。在2001年我们开始起草申办报告，但因为选址没定，一直定不下来。”朱林楚说。 有意思的是，同样是一种来自外部的对这个城市的观察，某种程度帮助上海打破了“打造城市新区”的习惯性想象。 1999年夏丽卿将要离开法国的时候，巴黎朋图瓦兹镇上有个欧洲大学向她建议，说可以搞一个活动:欧洲大学有个“夏日工作室”，他们可以组织一批学生到上海，替申办世博会做一些工作。这个类似夏令营的活动1999年曾在越南举行过。“我听了之后，觉得这个提议挺好，就让他们来做世博会场馆布局和构思的设计竞赛，分成6个小组进行。他们不是具有资质的设计师，我们刚开始也完全没有想使用这个活动的设计，只是想对世博会起到一个宣传作用。”夏丽卿说。 比赛设定选题就是世博会，对象就是黄楼的那块选址。但是有一个小组交上来的作品与事先圈定的主题完全不一致，他们的方案是沿黄浦江设计了很多馆，然后用水上巴士把这些馆之间联系起来，他们坚持认为，在黄浦江边上办世博会的魅力最大。 季路德回忆说，这个被称为“江网”的方案把世博会场馆分为4块，全部沿江分布，第1块在上游闵行，第2块在杨浦区，第3块在城隍庙，第4块在黄浦江到长江口一带。“它形象地把上海城市发展的4个阶段表达出来。不仅只是表达了城市的扩张和未来，也回到了历史。” 这在评奖的时候引起了麻烦。“评委里只有两三个中国人，大部分是这些学生的领队，都是外国人，这些国外专家一致认为在所有方案里，这个是最好的，应该拿一等奖。和它相比，黄楼的选址太平淡了。”夏丽卿说，“我觉得别的成员都是在命题范畴内完成作品的，这样评的话不太合适，有失公平。” 夏丽卿说，“对我来说，黄浦江肯定是亮点，但关键那么多人流，用邮轮、水上巴士组织场馆间运输，我们的工作太麻烦了。另外，浦江两岸也就几平方公里的空地，根本不足以应付世博会场馆的用地需要”。最后评委商量的一致结果是给了这个小组一个特别奖。而对上海来说，更重要的是，这场争论转移了很多人的视线。 “当时法国建设部的一名总工程师也向我建议，上海选址于江边或者海边举办世博会。”身为评委的建筑专家郑时龄说，他向这位女士解释，上海的海水环境不理想，“海水不是蓝的，反而是黄的”。 解冻“被冻结的浦江地块” 更多人注意到了“黄浦江的上海”。 “这些法国人回去后，向其他人传递了他们对于浦江方案的喜爱，也多少影响了国际展览局的官员。”夏丽卿说，后来胡建明大使在了解到法国方面的一些态度后给上海来了个电话，表示他听说国际展览局官员都认为黄浦江边上办世博会更有吸引力。“从力保申办成功的角度说，这个意见当然我们要重视。当天上海的有关领导找到我，跟我讲了这个信息，并征询我的意见:‘从规划来看，你认为在黄浦江边上办有没有可能性？’” “我把规划局副局长汤志平找来一起商量这个问题。从上海市长远规划上，一定要有个产业调整，黄浦江的规划也是迟早要做的。杨浦大桥和南浦大桥修了这么高，引桥拉这么远，这都不科学，只是因为江南造船厂从建厂时就在岸边，也只能这么做。另外，上海历史上就是工业城市，是沿黄浦江、苏州河由东向西发展的，黄浦江边上基本上全部集中着工业厂房，这样上海人能接近黄浦江的地方就只有外滩，其他近水地段都被封闭的工业设施隔绝着。污染也很严重，工业区堆积着厚厚的煤尘，烟囱的烟能吹到市中心人民广场上方。在上海1986年的规划总图上，也指出钢厂产品的运输都要穿城而过这种“钢铁大游行式产业布局的不合理性，从产业布局考虑，也一直有把钢铁工业向城市北部、长江口南岸集中的想法。”夏丽卿说。 从2000年，上海将黄浦江边的土地冻结了两年，不开发任何项目，以便集中规划，但当时，还没人把它和世博会联系在一起。 “2001年5月关于中国申办2010年世博会的申请书就要交到国际展览局总部了。2001年初上海方面的代表急着要拿出方案去开会，我和汤志平讨论了一下，当时能确定下来的只有上钢三厂的搬迁，我们就在地图上把上钢三厂这块地皮画了个红圈，只是浦江的一侧，就作为选址方案拿去巴黎了。”夏丽卿回忆说，虽然黄楼方案由来已久，但到当时为止，也没有任何投入，也只是一个题目加上规划上的一个圈，并不是不可抛弃。另一方面，大家也没有完全放弃黄楼地区的选择。 “结果国际展览局的成员国家一致赞同这个选址。这次回来，组委会的工作方向就基本上转向黄浦江了。”夏丽卿组织专家继续考察了这个区域有哪些东西可拆，“沿浦东大道，除了一点新房子之外，再就是工厂和类似棚户区的5类房子，一圈下来，大概有3.3平方公里。后来我们又觉得，如果浦东这半边拆，这边搞‘世博’，那边还是船厂，肯定不行，两岸要对应，这样整个选址又扩展到了黄浦江的对岸。” 申办前后，针对最终选址，上海市组织了几轮招标的筛选。季路德回忆:“为了鼓励一些国家投我们的票，我们在申办时候承诺过，如果哪个国家愿意在会址上搞永久建筑，我们会减免一大部分的土地出让金，我们相信对很多国家而言，在黄浦江边上拥有一块土地是很诱人的条件。但申办成功后，这个承诺成了一件很棘手的事。因为能够来造永久性建筑的国家肯定是发达国家，我们当然希望能把这些建筑放在一起，这样世博会结束后形成一个中外文化交流中心集中建筑体，上海还没有这样的建筑群。有各个发达国家设计师的风格，产权也是其他国家的，又对社会开放，对会后利用是件好事。但国际展览局不同意这样的布局，他们认为把发达国家展馆放在一块，无疑会吸引最集中的人流，带来交通和安全的一系列问题。国际展览局认为，要是建永久性的建筑，必须要分散选址，这当然对世博会期间有利，但对上海以后对会址的利用带来麻烦，很难整体布局。这个设想就被放弃了。” 针对5.28平方公里世博园红线区的规划，最后交到吴志强领衔的同济团队手中。 一场更新城市的“外科手术” 吴志强很喜欢他所看到的。在南浦大桥和卢浦大桥之间一条长达8公里的江岸线，毗邻黄浦江U形大转弯，这块得天独厚的地皮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即使未来恐怕也再难复制。 身为世博会总规划师的吴志强是上海移民的第二代，他对这个城市的细节了如指掌。能在上海的中心地带施展手脚，无疑是任何规划师的梦想，更重要的是，这块土地和上面即将发生的任何变化，和10多年前发生在浦东陆家嘴的变化一样，现在以至今后都将进入世界的注视中心。 “这里就是上海最早的工厂区，除了江南造船厂外，上钢三厂、上海溶剂厂和南市发电厂都是上海开埠后逐渐建立的工厂。”除工厂外，还有大片零散的居民区，“这些居民区有的依厂而建，有的散落在厂房里”。郑时龄虽然是做城市规划的专家，见惯了上海各式住宅，但这批“工厂住宅”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平时不太会进工厂参观，不清楚上海还有这样的角落”。这些破败的地区让他吃惊。最糟糕的是一个叫后滩的地方，从30年代开始，流浪到上海的灾民沿工厂厂房建成的棚户区，按照一个动迁居民的说法，这里最典型的地域特征是:“没有一棵树，全是歪斜的房子。”郑时龄认为，改造这片地区，比另起炉灶，向郊区扩展的旧思路更与上海选择的“城市”主题相切合。aihuau.com 现在，上海市要进行一场极具挑战的外科手术。这块5.28平方公里的红线区是它的对象。很少有城市能有机会在市中心获得这么大面积的发展用地，它对未来上海格局性的改变在于，曾经被各个工厂、居民区、码头分割的黄浦江两岸将不再是“分割空间”，而成为真正的公共空间，被连接成一个整体。黄浦江边的墙与墙的分界线全部拆掉了，黄浦江本身成为一座桥梁，斜穿城市中心区。 中心城区高昂的土地置换成本不仅是政府的难题，也在规划师全盘统筹的范围内。同济大学的建筑专家石忆邵说，“这部分黄浦江中心城区段的土地类型复杂多样，土地置换成本高，而且动迁安置过程中政府与企业、政府与个人之间的谈判、协商、签约等交易成本也将十分高昂”。 吴志强和他的团队在2003年底对红线区进行了第一道由东到西拉网式的调查。“我们一栋楼一栋楼地拍照。首先发现在大红线区中有很多的居民区，我先把这些居民区从中‘拉’出来。我们希望尽量减少对规划范围内居民的干扰，再在这些居民区中把所有设施状况好的小区用红线抠出来。”吴志强说，“这形成了第二条红线，外面是规划的协调区。我们算了一下，有9600多户人家被细分出来。这一下子就给政府减少了一笔庞大的拆迁量。”“但这样一来，很多土地变得非常狭长，线路弯曲的地方很多，这就给我们自己出难题了。” 第二个难题，那些错落在规划区内的工业遗迹数不胜数，对它们如何选择和规划更是无比琐碎的过程——它是这场外科手术里的最为精细的环节。 整理城市遗产 吴志强们的第一步是要整理红线区内所有工业文明建筑的档案，编列出它们的年史，根据历史价值和展览需要选择要保留下来利用的建筑。 这个改造旧建筑的方案一开始引起了国际展览局专家的反对。“他们认为，全新的建筑才会吸引人。唯一的例外是2000年的德国汉诺威世博会，用了一幢黄色的半新不旧的建筑物改造成为办公楼供各国使用的，但没有人愿意租借，因为周围的新建筑太好看了，大家对旧建筑没有丝毫兴趣。”吴志强说，当听见上海世博会规划要大面积保留老厂房的时候，“国际展览局的官员对我说，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中国的规划师也是逐渐发现这片园区内工厂的价值。“走进这片工厂，才发现这里面的大量奇迹。”负责在园区拆迁工地上找出各种废机器做成雕塑品的上海油雕院的黄英浩说。19世纪60年代开始，这片工厂区就在自我发展，一直到21世纪，新的厂房还在建设中:所以能在这里看见中国工业150年的发展史——这里也成为各个年代的巨大工业拼图。 黄英浩在这里看见了“二战”后德国赔偿给中国的机器，巨大的机器全部用铆钉铆起来，加上玻璃罩就是艺术雕塑，“我怀疑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了”。1929年建造的黄浦江边的五金仓库——和兴仓库，当时的柱子全部用伞状结构，当年可能只是为了支撑方便。现在看起来，像是专门的现代设计——改造成展览馆是最合适的。上钢三厂是英国人于1936年开办的，是上海最早炼钢厂之一，里面有单独的铁轨和小的蒸汽机车——是世界各地蒸汽机车迷们渴望进入的神秘领域，谁能想到工厂内部还在使用蒸汽火车。“这里还存在着世界唯一的一个化铁炉，是世界各国的钢厂早都淘汰的东西，可能是中国人比较节省，一直在改造中使用着，这也算一个奇迹。”上钢三厂建造于2000年的厚板车间，“有两个航空母舰那么长，下面是深挖的冷水循环系统，这样的大空间、大结构的坚固建筑，光拆的资金就要几百万元——为什么不把它直接改造为展览馆呢？” 黄英浩曾经担任过陈逸飞的一系列电影的艺术总监，是较早涉及城市环境改造的艺术界人士，他感叹上海这个城市的工业遗产的丰盛，“当年改造长寿路，那里是中国纺织业的发源地，有人建议将老的纺织机械做成城市雕塑，但当时意识还不够，那些机器全部当废铁卖掉了”。而此次世博会却给了他机会，他将用废弃的机器做成至少50个园区大型雕塑，表明这里曾经有过的工业文明历史。已经做成的几个小型雕塑全部用齿轮和钢管等现成品结构而成，“比现代雕塑还要有造型感。我们常常跟在废品车后面跑，准备运走的机器，才能发现其完美的感觉”。 吴志强说，上海世博局的支持让他们坚持了这一方案。“我们询问组委会领导时，他们表示‘只要你们规划上吃得准是好建筑的全部保留，吃不准的也先保留下来再说’。” “有了这个精神，我让大家全力以赴。哪个建筑做成展馆，哪个建筑做成库房，哪些适合做指挥中心……等到我们把具体方案拿给世界博览会官员看的时候，他们也兴奋得不得了，赞赏我们方案好。”吴志强说，这样落实到深化方案的时候，规划师们的胆子也更大了，“像捡贝壳一样，发现一点都捡回来。看到船坞可以用，‘龙门吊’也可以用”。“最后25万平方米旧厂房的保留，就是这些偶然因素聚集在一起，逐渐增多而成的面积。” “没有英雄建筑” 80年代设计的世博会场馆方案中，汤万芳回忆:“当时我们也讨论过将来是不是要用一个醒目的单体建筑来突出这个地区的形态的问题，有过一些争论，但是树一个标志性建筑肯定要大量的资金，80年代上海财政还是捉襟见肘的年代，那时候上海两个高层建筑，一个是成都路的电视塔，另一个是刚刚落成的东方明珠，后来大家都认为上海那时有一个‘东方明珠’就够了。”“但会场仍然要求外形雄伟壮观，最后确定的方案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场馆形态，以《周礼·考工记》所制定的城市传统的平面布局——方城十字街形式，会场南大门入口后是100米宽相当于古代朱雀大街的中央大道，中央组团是中国馆，外国展馆围绕于四周。” 20年后的世博会，夏丽卿认为，“对上海这座城市而言，单体建筑的标新立异，已经不是一个主要诉求了”。 郑时龄的观点是，“现代社会不再有那种一体突出的英雄建筑了。没有必要建一个世界最高的高楼，来显示自己的气派”。负责本次世博会主题馆演绎的他对本次的“和谐城市”的主题是这样理解的，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已经转变了，“从19世纪到20世纪，普遍还是英雄主义的价值观占主流地位的时代，所以各届世博会都会突出主办国的场馆，最高或者最显眼，而现在价值观突出的是和谐，不再是大拆大建式的模式”。而建筑物的材料，肯定有大量木、石、砖瓦，不再是钢筋水泥和玻璃——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世博会将带来建筑潮流的反动，大量使用生态材料来建设本次场馆，这才是新潮流。 “世博会刚刚申办成功的时候，很多上海人很高兴，觉得是上海的建设成就获得了世界认可，大家可以来看看上海的新建设成果。我一听就笑了，人家是来看世博会，不是来看上海。” 按照吴志强的设想，最有代表性的建筑物，可能不是各国的场馆，反而是延绵浦东的一条4公里长的走廊，这条暂时命名为“世界彩虹”的长廊将各国的展览馆串联了起来，上面是最新的生态建筑材料，下面是沙石、贝壳等物铺设的生态路，这条长廊周围是大片的公园，不远处就是黄浦江，负责景观设计的荷兰事务所将公园设计得高低起伏，“表明上海的泥沙冲击而成的滩的特征，几乎不采用水泥的建筑”。 世博会是上海从持续多年的高速发展中思考城市功能和内涵的一次机会。郑时龄说:“上海太复杂了，世界没有哪个城市像上海这样掺杂了各种元素，它是各个时代的复写纸:掺杂了西式风格的老城区;殖民地的风格建筑;工人新村;新工业区;浦东的高楼群，即使是世博会，也只是给上海增加了一块新风格的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