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苌苌
可能是中国越来越值得被认真对待了，最近有个有趣的文化现象，西方当代艺术的重要作品齐聚中国。3月20日“余震:英国当代艺术展1996～2006”在首都博物馆开幕，达米安·赫斯特的作品来了，翠西·艾敏的作品来了，还有查普曼兄弟等的作品，和同期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美国艺术300年”遥相辉映。在欣赏这些极大影响了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的时候，想到影响了这些英国青年艺术家的美国艺术家杰夫·昆斯等人的作品正在几公里外展出，的确是件奇妙的事情。
最早，英国文化协会是想延续前几年举办亨利·摩尔和安东尼·葛姆雷雕塑展的经验，再在中国做一个英国雕塑回顾展，但后来觉得不足以说明英国文化的真正状况，策展人秦思源与皮力于是经过两年筹备，把英国当代艺术史上最辉煌的一段时期搬到了中国——那就是引起英国整个90年代“文化艺术爆炸”的YBA现象。 YBA现象 YBA是“英国青年艺术家”（Young British Artists）的缩写，最早成规模地出现是在1988年。那一年，达米安·赫斯特在伦敦策划了“冰冻”（Freeze）艺术展成为这一现象的开端。参加者多为他在伦敦歌德史密斯学院的校友，他们给英国当代艺术带来一种新风尚:采用的材料和创作过程比活跃在六七十年代的艺术家更加匪夷所思，精神上体现出一种主张对抗、追求精神进步，但也是玩世不恭的态度。这在当时根本不为博物馆和商业画廊接受，展览不得不在伦敦东区一个廉价的仓库内举行，媒体的反应也很冷淡。 但就在随后10年，“英国青年艺术家”成为英国新文化意识崛起的象征，在英国社会引起重大变革，首先，它改变了艺术和时尚、媒体的关系，这些艺术家被认为是又酷又炫的，他们的作品直接影响到英国时尚和设计的创造力，他们几乎一夜成名，赫斯特等人更被打造成艺术超级明星。它改变了英国的博物馆体系，2000年，现代泰特美术馆的开放，作为这类作品的主要展地，被看做是这一现象的纪念碑。它改变了现代艺术教育和商业操作模式，巩固了“反学院派”的学院派，它对世界当代艺术产生重大影响，之后，你可以用“欧洲艺术中心”称呼伦敦了。 而YBA与英国社会政治相辅相成的关系，如今更被运用为政治学管理研究的典范。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在当时的左翼文化人士中有一个深入人心的共识，就是保守党的政策和思想不怎么对艺术有好感，尤其是对前卫艺术持厌恶和狭隘的态度。保守党执政英国政府直到1997年，以布莱尔为代表的新工党在选举中获胜，希望树立年轻和变革形象的新工党，需要一种可与之结盟的新兴文化，充满活力的YBA恰巧满足了他们这一需求。 新工党后来被证明对创意文化并不真的关心。但最初，他们对这些文化现象表现出极大兴趣，整个90年代，“英国青年艺术家”和“新工党”两个名词频繁出现，英国文化又恢复了蓬勃活力。在此之前，它已经郁闷了几十年了，60年代他们有披头士，有滚石，最好的摄影师大卫·贝利和西西尔·比顿，影响时尚界风尚的模特儿特威格（Twiggy），都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英国。1966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就是“伦敦！一个多姿多彩的城市”。70年代尚有“性手枪”，有朋克，80年代有什么？但到了1997年，美国《名利场》的封面呼应了60年代的观点——“伦敦再度多姿多彩！” 90年代的英国，无论流行音乐、时尚、美术、媒体还是设计，都获得了全新的风格和态度，但它也带着一种复古的意味。从很多方面说，当时英国文化艺术的构成和60年代中期极为相似。比如对“英式风格”的迷恋（Brit被时髦地用作对British的缩写，比如时髦小孩经常挂在口头的Brit-Pop，外形上可联想Verve和“新裤子”乐队的服装发式），对所有老套东西的蔑视，对新技术、性别特征和城市文化充满活力的拥抱，这些都是60年代和90年代共享的时尚因素。另外，“英国青年艺术家”似乎还继承了一些朋克传统，它们的作品经常把观众推入精神临界状态。比如翠西·艾敏的《1963～1995:所有和我睡过的人》，是一顶里面绣满和她睡过的男人、女人的名字的帐篷，赫斯特把鲨鱼弄进福尔马林药缸，又把小牛从中间一劈两半。 社会力量对YBA现象的推动，一个收藏家的作用功不可没，他就是广告业的大鳄查尔斯·萨奇。早在“冰冻”艺术展，他就在现场了，而“英国青年艺术家”这个称呼就是他给起的。他还是萨奇画廊的主人，有过人的眼光和魄力，他先于所有人，以极大的热情拥抱这些艺术家。早在1989年，他以100万英镑收购赫斯特的《圣歌》，把赫斯特本人也惊着了，日后这个拥有亿万英镑的艺术家说，那是他第一次对金钱的力量感到害怕。1997年，他举办“感觉:萨奇收藏的英国青年艺术家作品”的时候，每天吸引3000人参观，媒体竞相报道，展览也成为YBA现象的里程碑。 YBA的风格和立场基本无法总结，但有一些相对具有普遍性的特征。他们是后现代消费社会里成长起来的第一代，“披头士”的歌是他们的摇篮曲，作为艺术专业学生，他们系统地学习过批判性理论，但常常把粗俗的意象和冷静的微妙的概念结合在一起，手法夸张，非常自我，忽略政治，切入社会主题或自身问题，往往非常直接。热衷于反理性（也被人视为做作），他们的早期作品好多看上去的确让人怀疑就为吸引眼球似的。也有人说“穿上讽刺的外衣，贴上都市智慧的标签，转换为艺术创作的深奥语言，但不妨碍与小报分享价值”。YBA对后来艺术家的影响自然不必再多说，但是进入21世纪，新的英国艺术家中还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对YBA产生审美疲劳。“反YBA”的艺术——回归到一个安静的状态，讲究技法，潜心研究现代主义——也应运而生。所以展览名为“余震”（Aftershock）。 YBA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 策展人皮力用“一颗种子要发芽”形容这场展览，他希望展览能给中国的艺术家和爱好者带来一场新的头脑风暴，就像当年“吉尔伯特和乔治”展带给他的一样。 1992年“吉尔伯特和乔治”刺激中国艺术青年的同时，在英国也催生了YBA革命。在带着参观的时候，皮力一再强调展览的现场感，YBA作品的一个特点，就是必须到现场观看才能感受到它的魅力和震撼力。 YBA的繁荣正好和中国当代艺术的萌芽在同一时期，皮力讲起一件趣事，当年，萨奇的“感觉”展画册是很多中国年轻艺术家的必读书之一。因为看不到原作，艺术家只能猜测是怎么回事。在“余震”的现场，看着那些作品，就特佩服中国艺术家的想象力。比如从画册上看不过是一张照片的吉莉安·韦英的《60分钟沉默》，其实是一部持续60分钟的录像。在现场可以看到，警官们尽管试图保持不动，但身体的疲劳和紧张，让他们时而做出抓耳挠腮状，他们的制服是威严的象征，韦英通过暂时的约束，把他们置身于紧张状态中，给了观众审视他们的机会，实现角色的反串。这个想法，也许激发了J.K.罗琳想象出魔法界那份奇妙的报纸也说不定。还有山姆·泰勒—伍德的《小小的死亡》，是以4分钟录像记录一只兔子在10天时间内的腐烂过程，构图仿古典主义的静物画，加速把所有的心理不适都取消了。而与之相对应的《10米/秒》，则是把一段“一战”时期的医学胶片慢放，一个看似在做体操的男子，到后来才让人意识到，因为他是个外伤致残的受害者，艺术家道格拉斯·戈登想要论证，我们对环境的感知来自它呈现给我们的方式。尽管YBA艺术直到今天才能来中国展览，但是其影响却是早就扩散开来。在2000年一个由栗宪庭策划的“对伤害的迷恋”的展览上，参展艺术家分别使用了人和动物的尸体、血液和脂肪油，来完成他们的作品。
这些作品被认为和社会深层的动荡有密切关系，同时也暗含对东西方社会道德的双向挑战意味等。1999年，邱志杰和吴美纯策划了“后感性”，仅从展览名字，就能体会到“感觉”展对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影响。“但问题是，”皮力说，“中国没有一个有效接受外部信息的输入渠道，所有关于西方当代艺术的知识并不是在学校被传授，在电视媒体上客观地介绍，或者艺术家在海外留学获得的，而是来源于口碑相传，来源于老艺术家偶尔带回来的几本画册，他们甚至不能阅读文字。这就是中国艺术家的困境——年轻的艺术家在不了解原作的情况下，预支了那些没有价值的‘自由’以及在各种媒体传播和陈述中变异和沉浮的‘观念’。”但乐观地想，可能也避免了他们被西方观念过度支配——这一让人担心在西方留学的中国艺术青年身上发生的问题。 专访策展人秦思源 秦思源是中英混血儿，1971年生于英国苏格兰爱丁堡，90年代初在北京玩摇滚，后毕业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在大英图书馆工作时开始间接的艺术策展工作，现为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副馆长。 三联生活周刊:艺术家不见得考虑把作品给谁看，策展人却要想把艺术家的话说给谁听，你怎样挑选作品？ 秦思源:必须考虑到中国现在还没有好的当代艺术铺垫，不是观众问题，接触任何一种语言都需要有铺垫。这些艺术品都不是政治性的，都是切入社会和人本身的问题，很直接，容易看明白。当然，我们考虑到国情，避免了一些过于刺激的作品。YBA的有些作品比较尖锐，国家体系就可能不接受，为什么这次巡展没有上海？上海不接。我们也想过介绍英国最新的东西，但最近的英国艺术都回归到研究视觉语言本身，还不如这些YBA好看明白呢。 三联生活周刊:一个遗憾，就是觉得作品有点少。 秦思源: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作品借到借不到，我们列了单子，很有针对性地要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但可能借不来。十几个艺术家同时要找很多作品，最后有的可能不是你最早要的，要有一个妥协，一个接近的状态。比如艾敏，当时想要的就是呈现一个相对完整的状态，比如有那张照片，还有那张椅子，都没想到还能借到床。但这张床不是那张床（指她备受争议的作品《我的床》），现在英国的两大报纸都在说这事儿，暗示说好像中国官方不让展，其实不是这样，是我们没借到，泰特现代美术馆不愿借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翠西·艾敏对不少中国当代女艺术家产生过影响，普通观众应该怎么理解她？ 秦思源:艾敏的作品看起来简单，其实艺术语言上非常到位。艺术对她来说是个自我疗伤的过程。她年轻时总是非常焦虑，曾经说过，要是没有做艺术，她早就死了，于是她把心理的创伤清理出来，但这个过程也可能做出非常糟糕的作品，而她不是，她找到了非常独特的艺术语言，直捣人的灵魂深处，也许是一种天赋吧。她的语言非常直接、纯粹，但不是那种不过脑子的直接，这批艺术家的艺术态度其实很严谨。她不玩政治，就是回到人性本身，她使用的媒介材料就是非常普通的日常用品——绣片，霓虹灯，但就把人性最基本的问题拖出来，为什么她的影响力这么大？她是唯一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艺术家。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半个英国人，可能对“英式风格”有更好的转译，它的精神面貌到底是怎样的？ 秦思源:当时社会有个氛围，那些年轻人看起来挺玩世不恭的，挺傲的，你可以相信奥西斯（Oasis）是真的一本书都没看过，但布鲁尔（Blur）看了很多书，他也要做出个没看过书的姿态。艺术家也是这么个态度，“我解释那么多干吗，累不累呀。”“我就这样，你爱理不理。”不像以前的知识分子，我要跟你讨论如何如何。比如有人问克利斯·奥菲利为什么用大象粪做作品，他说，“因为那是从大象屁股里拉出来的”。以无聊对无聊。但你看他在一些学术论坛的发言，他不是一个没有思想深度的人。还有翠西·艾敏上电视，喝高了似的，乱骂人，后来她成了明星也跟这有关系。萨拉·卢卡斯摆出一副恶狠狠的女性主义姿态，对英国社会都是一个刺激，尽管她们肯定不希望以此成为明星。赫斯特比较会炒作自己，但他的态度也是你知道就够了，能接受就接受。我是觉得这种感觉比较英国，在欧洲其他国家，不会产生这样的态度。 三联生活周刊:赫斯特现在是亿万富翁了，听说还要在伦敦郊区建一整条艺术街，整个一个艺术大亨？ 秦思源:我想起一个问题，创意产业的概念在中国被扭曲，很多人认为就是拿艺术赚钱。创意产业应该是思考如何把创造性更好地作用于社会。比如像《星球大战》的导演乔治·卢卡斯，他以前是个非常实验的导演，如果这个艺术家有实验性，他可以有选择地去做一些和艺术有关的事，赚钱也许他很有商业头脑，而不是以赚钱为目的去搞艺术，那根本行不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