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者/朱步冲
斯坦因利用王道士对玄奘的崇拜，故意以一种近乎迷信的口吻对王道士说，正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将这些密室藏经托付给你，以等候自己——从印度来的唐僧的崇拜者和忠实信徒——的来临。
斯坦因于1907年3月12日到达敦煌，由于王圆箓和两个徒弟外出化缘，千佛洞只有一位年轻的唐古忒和尚看守，他向斯坦因和蒋孝琬展示了一卷来自藏经洞的汉文佛经。凭借自己的汉学常识，斯坦因判断这可能是宋代之前印刷，转译自梵文的《菩萨经》和《波罗密经》，自此有“一大批古代写卷等待去被发现”的念头。在精明的蒋师爷指点下，斯坦因决心“应采取审慎、缓慢的行动”来最终得到这批珍贵文物。斯坦因的学者身份和探险队对于雇工的慷慨报酬，使得敦煌当地民众和知县汪宗瀚都对他大加赞誉，而斯坦因在《发现藏经洞》中则直言不讳地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利用我学者的身份，使当地人对我的研究目的和方法不会提出什么异议”。 在经过漫长的等待后，斯坦因终于在5月21日见到了王圆箓，在他眼里，这个宝库的看守者“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孤傲的、忠于职守的人。他看上去有些古怪，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但脸上却不时流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表情，令人难以捉摸。从一开始我就感到他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为了掩饰自己的目的，斯坦因并没有立即提出瞻仰藏经洞中的文书，而是先对千佛洞的洞窟进行逐一摄影。在答应给王道士修缮庙宇的“功德”进行捐助以后，“王圆箓唯一应允的是让我们看一看他手头的几份卷子，而且还加上许多限制条件”。从《中国探险手记》的叙述中看，王道士并不贪财，他非常自豪地向斯坦因和蒋师爷“展示了这些年来他四处募捐的账本，一笔一笔，记得非常仔细。他将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从他与他的两个忠实助手的生活情形可以看出，他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这些与蒋师爷在敦煌打听到的情况是完全相符的”。 然而，斯坦因的感动和敬佩无论在记述中，还是在现实中都转瞬即逝，唯一改变的只是他如何将经卷得手的策略。很明显，用金钱强行收买是行不通的，唯一途径只能利用王道士“虔诚、无知而又很执著”的性格。在每日对各个洞窟的考察中，斯坦因发现“王道士尽管对佛教知之甚少，但却和我一样，对唐僧顶礼膜拜”。有了这么一个共同点，斯坦因对自己的计划就更有信心。于是，就在四周绘满了出自当地画匠之手的唐僧传说故事的道观大殿里，斯坦因开始向王道士大谈自己对玄奘的崇拜:描绘自己如何地沿着玄奘的足迹穿越人迹罕至的山岭和沙漠，追寻玄奘曾经到达和描述过的圣迹。并且“总是能把我所知的有关玄奘的可靠记载和他漫长旅途的风土人情描述得细致入微。尽管王道士的眼光中还有一丝不自在，但我已从他发亮的眼神中捕捉到我所想要的东西，最终他露出了一种近乎入迷的表情”。 终于，另一件意外事件促使王道士下决心向这位“西来玄奘”打开宝库。一天清晨，蒋孝琬激动地向斯坦因展示了一束王道士向他们提供的经卷，正是“玄奘从印度带回并翻译出来的汉文佛经。在经卷边页上竟还有玄奘的名字，令他惊叹不已。显然这些经卷是玄奘早年翻译出来的”。于是，当天晚些时候，斯坦因在蒋师爷的陪同下与王道士交涉时候，故意以一种近乎迷信的口吻说，正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将这些密室藏经托付给对佛经一无所知的王道士，以等候自己——从印度来的唐僧的崇拜者和忠实信徒——的来临。 几小时后，王道士就开始拆除堵在密室入口的砖墙，斯坦因惊奇地发现，在这个面积仅有9平方英尺，阴暗闷热的洞窟里，密密麻麻、散乱无章的经卷堆积的高度约有10英尺，后来测定总计约500立方英尺，“剩下的空间仅能勉强容得下两个人”。在位于藏经洞旁的一间侧室中，斯坦因开始不断地翻阅王道士从洞里搬运出来的经卷，第一天的收获就令他瞠目结舌:包括一卷高达1英尺的汉文、藏文与婆提文佛经写卷:“绝大部分卷子却都保存较好……纸面光滑平整而发黄，纸纹密致，纸张结实耐用。一卷一卷的像欧洲的草纸文书一样卷起来，中间有细小的卷轴。卷轴两端有时还雕刻、镶嵌有把手。卷轴的长度在15～20英寸。”另一包则是各种丝绸、绢画、经幡和刺绣，年代可以追溯到唐代。对于斯坦因来说，工作量的浩大使得他连一个“最粗略的标题目录”都没有时间建立。不仅如此，由于担心王道士的警惕与猜疑，以及对汉语和藏语语言学方面素养的不足，斯坦因只能匆忙地挑选书法最精美、完整的写卷和保存完好的美术品，他“一面竭尽所能地赶工作进度，一面还得摆出漫不经心的模样来，将挑剩的部分还给王道士，以免让他意识到他手中的这批东西是无价之宝”。 这一招果然奏效，王道士开始不断地将洞中的其他经卷搬出来供斯坦因浏览。5天后，终于有一大堆写卷和绘画被挑出来包好放在侧室的一边，斯坦因与王道士再次长谈，于是，在画着唐僧西天取经图的甬道里，斯坦因不断声称自己“是玄奘的在天之灵让自己很荣幸地来取得这批数目巨大的藏经和其他圣物，这些藏品有些可能与他到印度朝圣的活动有关，而这些藏品又是由他的另一个崇拜者保存着。由于王道士本人不能胜任对这批经卷进行研究的重任，所以应该将它们交由印度或西方研究佛教的学者来进行研究，这也是一件积德积善的事。作为交换，他还将获得一笔捐赠，用于资助洞窟庙宇的修缮”。很明显，王道士开始动摇了，他终于答应了斯坦因的请求，但有一个明确协定:此事只能他们3人知道;在斯坦因离开中国国土以前，对这批东西的出土地点必须守口如瓶。当时，由于王道士害怕自己被人发现不在他自己的住处，所以运送这批经卷的任务便只能由蒋师爷一个人独自承担了，他整整花了7天时间，才把这批文物搬运到探险队雇用的马车上。 斯坦因的欲望还不仅仅于此，他企图对整个藏经洞文献进行一次清理和筛选，而“王道士的抵触情绪已经越来越明显”。经过漫长的交涉，斯坦因和蒋师爷追加了捐赠，并聘请了一个助手来帮忙，终于在5月28日傍晚，全部藏经都被运出来，并且在堆积的卷子底部，斯坦因又发现了一大堆珍贵的帛画和精美织物。此时王道士的矛盾心理越来越严重，他一方面不停地要斯坦因“追加”捐赠，另一方面则不断宣称绝对不让这些“经书”流失，因为这些文献的流失迟早要被附近庙宇的“施主”们发现，这样就将毁掉他8年来的好名声。他不断声称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都要向敦煌地区的“施主”们咨询，从而促使斯坦因决心“放手一搏”。一方面，他应允蒋师爷给王道士私人一笔款子，高达40锭马蹄银，同时继续诱骗王道士，声称自己将把这些写卷运到印度一家神学院去进行研究，并称将这些来自印度的佛经运回它们故乡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尽管如此，满怀猜疑的王道士仍然把所有的藏卷重新搬回了密室，最终，闭塞无知的王道士可能出于自欺欺人的想法，接受了斯坦因开出的条件，以40锭马蹄银的代价，出卖了所有被斯坦因和蒋师爷选中的经卷和帛画，并且追加了60捆汉文写卷和5捆藏文写卷，双方不把这些银两称为购买经卷的费用，而是“功德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