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 专家学者医改言论集锦



    周其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中国医改的问题不是市场化过了头,而是市场化程度还远远没有达到。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医疗,该政府管的应该归位于政府,该市场做的应该归位于市场。在供给方面,目前公立医院占绝对主导地位,民营医院所占市场份额非常小,进入门槛非常高,公立医院无须面对竞争压力,必然导致医疗服务供给绝对不足、治疗费用昂贵。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制定清晰的医院准入标准、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同时对公立医院进行产权改制以提升效率,营造一个可充分竞争的医疗供给市场。

  李玲(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在医疗这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市场主导的结果是,医疗服务越来越好,但医疗价格也越来越高。医疗属于社会公共服务,应该由政府主导。中国卫生体制改革如果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肯定没有出路。组建一个医疗社会网络,给老百姓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这是政府无可推托的事情。我个人认为,政府必须把医疗卫生提升为国策,恢复到全民性的爱国卫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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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晓梧(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对当前医改状况的认识,我有两个方面不赞成:不赞成说中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上是不成功的,不赞成简单把中国的医药卫生制度改革说成是市场化为主导,并据此加以否定。医疗是社会公益事业,兴办医疗机构要以国家、集体为主。在指导思想上,从来没有说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以市场化为主导。相反,医疗机构的改革与企业改革有重大区别,企业是要推向市场的,公立医疗机构则是引入竞争机制问题。在医疗保险方面,国家劳动社会保障部门具体负责基本医疗保险,大病统筹设定了封顶线,超出封顶线的大病应由带有商业性质的医疗保险负担。此外,医药卫生事业可以引入竞争机制。现有的医疗资源一定要调整,按照公立医疗机构、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和民办营利性医疗机构三大类型改造现有的医疗机构。是这

  张春霖(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专家):医疗的市场化改革与政府公共服务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两者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承的关系,只有市场与政府两只手都将资源抓住,资源供应与百姓需求的严重失衡局面才有可能根本完善。

  迟福林(中国改革研究院院长):医疗体制改革有自己的特殊性,不能简单地走市场化之路,也不能把医院作为一般的企业来改。但是,医疗体制改革要引入竞争机制。另外,医疗改革应与政府转型相结合。

  常修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中国应该建立“三类性质、三种投资、三层运作”的医疗卫生体制框架。一是按照公共性、准公共性和营利性划分医疗机构的类型。二是按照政府投资、社会各非政府组织(NGO)投资、经营性机构投资划分投资渠道。三是按照医疗卫生供给层、投资医疗卫生投资层、经营医疗卫生运作层三个功能划分运作层次。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并不意味着政府一定要去投资,即使政府投资,也并不意味政府去直接经营管理,可以委托经营。政府提供服务,完全可以由民间投资,政府去购买服务。

  蔡仁华(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所长):与国有企业改革不同,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性质。国企无论是独资或引进外资、民资,都不影响其对利润的追求。医院则不同,如果政府独资办,肯定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但如果公私合营,这类医院算什么性质,目前尚无答案。

  顾昕(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应该建立起城乡统一的医疗保障体系,即“全民医保”。实现“全民医保”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社会保险模式,二是公费医疗+社会保险模式。但是,无论采取哪一种模式,都需要政府与市场的角色重构。

  钟东波(卫生部官员):在中近期,中国的医疗体制最可能的发展模式是沿着“德国模式”前进。一是继续扩展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面,并不断提高水平;二是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非职工的城镇居民;三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步扩展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并向社会健康保险制度转变。至于长远的发展模式,我认为国民卫生服务体制是最佳的模式选择。当然,这需要我国具有更加健全和公正的财政制度,更重要的是需要全社会建立起社会公平和团结意识以及更加民主的政治体制。

  李曙光(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我们的医疗体制一直到现在还在沿用着前苏联的体制和计划体制,管理体制、产权体制、投入体制、经营体制等,社会转型这么长时间基本上就没动。中国医疗应该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让私立医院参与市场竞争,让一些公立医院进行股份制改制。在医疗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应该加强政府监管。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单纯强调“市场导向”或者单纯强调“政府管理”都会成为致弊之由,乃至在这两种“导向”的反复中出现“管死放乱”的恶性循环。在适合市场化的领域约束权力不要“与民争利”,而在公共服务领域履行责任不要把它推卸给“市场”,这两者都有赖于改革。不能再重复那种“基本不成功”的改革。在所谓“抓大放小”的方针下,那些大型医院一面成为财政资助的主要享受者,一面又用国有资源在医疗市场上大力“创收”。而作为公共卫生服务主体的、面向基层的众多小医院和小型卫生机构,却在所谓“不找市长找市场”、“只给政策不给钱”的口号下陷入困境,乃至被“逼良为娼”。

  蔡江南(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医改应走除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即社会主导模式。即在医疗卫生的筹资方式上强调公共和公平,而在生产方式上则突出竞争和效率。社会主导模式在筹资和生产这两个支柱上,具体表现为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即大社会、小政府和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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