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回顾改革30年，有两个事情我们没有预料到。一是中国改革的路程如此之长，一是中国改革的成就如此之大。改革之初，许多经济学家设想中国的改革历程三五年即可完成。80年代中期，国务院制订改革计划，最多用八年时间，也就是到1995年左右中国应该完成改革。现在三十年过去了，但是改革远远没有完成，也许还需要另一个30年。 为什么改革的过程如此之长？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改革之处对改革的复杂性认识不够，这一方面是由于缺少有关市场经济的知识，另一方面则是改革后期的利益调整。 中国的改革成就如此之大也是我们当初没有预料到的。70年代末，当邓小平提出“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时候，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有点浮夸有点冒进。事实证明过去的30年，中国人均GDP不到十年就实现了翻一番的目标，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取得这样的成就应该说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 从一个最简单的数字来看，30年前的处级干部，工资可能有七八十块钱，这意味着一年的工资能买100多斤鸡蛋。如今在北京，保姆一个月的工资就可以买到三四百斤鸡蛋。我们也很难想象到的是，2007年世界十大市值上市公司有五家花落中国。所有这些反映一个事实，我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威力。 可以说这两个没有预料到：改革的路径如此之长、改革的成就如此之大，来自于一个共同的原因，即我们推行的市场化的改革。 市场化的改革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力量？ 首先，计划经济的产权基础建立在职位基础上，市场经济的产权建立在产权提出来的权利上。这是我们理解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一个重要方面。 计划经济下，个体所拥有的权利，依赖于其在政府系统当中所处的地位，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权利都由个体所处决定，这就导致大量权力滥用和短期行为的出现。 市场经济下，拥有财富就拥有动员社会资源、指挥别人的权力。而获得这个权利首先要获得财富，获得财富的过程本身就是创造财富的过程。在任何情况下，个体要获得采访首先就要为别人创造价值。 社会的进步也可以说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带来的，社会当中现存的很多问题恰恰也从转轨本身表现出来，目前，中国仍然是两种产权并存，一种产权是建立在职位基础上，另一种是建立在财产基础上。只有彻底从基于职位的权利制度转向基于财产权利制度，我们才能够消除现在老百姓所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反过来也意味着当我们真正转到了基于财产权益制度的时候，中国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就会更大，财富的使用效率也就可以更高。这是我们理解中国改革的第一个要点。 其次，配置资源的信号系统转变。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在计划经济下用什么方式、什么标准来决定资源的配置，没有一个清晰的信号，依赖于计划者心目中想象的这块资源的使用。改革之后，价格变成我们资源配置的基本信号。如钢铁原材料，80年代早期基本被配给国有企业，最后才轮到乡镇企业，可由于乡镇企业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因此本来按照计划经济杠杆应该归国有企业使用的资源，通过各种渠道转向了乡镇企业，由于它的使用效率高，中国经济就取得了更好的成长。但现在我们对价格信号的怀疑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这是我所担心的。 深入了解中国改革的企业家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计划经济下谁去决策？政府官员。市场经济下谁做决策？企业家。决策者由政府官员转向企业家，这是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变化。企业家在进行资源配置决策时，目标是利润。投入创造的价格能否超过投入成本是企业家做出投资决策的依据，如果超过，投资就会夭折。而政府官员的决策并不是依据成本，在他们的认识体系中没有真正的价格信号。 企业家有两个基本职能，第一是面对不确定性，第二是创新。如果事件是确定的，所有的决策依靠计算机就可以完成，企业家不再成为必须，但事件的不确定性，为企业家的诞生营造了温床。1921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写过一本书《利润怎么来？来自不确定性》来说明这一观点。需要企业家的第二个因素是创新，任何一个技术一旦循规蹈矩之后就不会再有利润可言，所以企业家只有不断创造新的方式来生产新的产品，它才可能盈利。 如果我们细分一下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划分为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政策的不确定性或者叫制度的不确定性。创新可以划分为技术的创新、商业的创新与体制的创新。过去30年的改革，中国企业家大量的精力都在应对体制政策的不确定性和从事制度的创新。 希望未来的30年改革中国的体制更加完善，使得中国的企业家精力真正花在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也就是研究消费者的偏好，研究市场的变化，研究技术的变化，而不是继续忙于应对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应该说我们的精力由所谓的制度性创新怎么设计一些方式规避政策规避法律，转向真正的商业技术创新也就是为消费者生产出质量更好、更实用的产品，并且以更低的成本来生产。 我们现在很多问题产生的根源都在于决策权没有完全转到企业家，企业有大量工作，包括投资决策在等待政府的批准，但政府本身还在进行大批量的投资，据此我们可以想象政府投资的效率有多大。企业家投资没有效率会造成公司破产，但没有哪一个政府官员由于投资失败而官位被降，事实上更多的是投资越多失败越多，官位越高。 再次，地方分权对中国改革创造了巨大的推动力。地方分权在地方经济当一直备受争议，我认为地区之间的竞争是推动中国改革最重要的力量之一。由于地方分权导致了地区间的竞争，地区间的竞争导致了国有企业民营化。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民营化的过程，这个地区经济就很难持续发展。如浙江与江苏，在早期，江苏经济发展很好，依靠的是乡镇企业地方国有，90年代初期江苏开始丧失经济活力，浙江的经济活则明显增强，原因是江苏仍然是以工业为主的地方经济，浙江是民营经济为主的地方经济。90年代中期，江苏的一些企业陆续民营化。有统计显示，当时95%的县级以下的企业全部实现了民营化，现在看来江苏经济又开始起来了。 这是中国改革市场化改革的几个要点，而我们现在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也正是这四个方面的转变没有真正完成。 对中国目前的反市场倾向，我比较担忧。现在反市场化倾向不仅是一种舆论，而且已经变成一种法律，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今年元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如果我们听从政府给规定的价格，听从政府给我们制订的合同，会是一个什么结果？直观来讲，劳动力的成本会大幅度上升，交易成本也随之上升，面临大量本来应该工作的人没有办法找到工作，他去这个企业工作一个月能赚到1500块钱，企业愿意付他1200块、1300块，但是政府要求企业付1600块、1800块，那么企业为什么要雇佣这个人呢？大量的劳动力面临严峻的就业问题，2008年我们有五百万新毕业大学生也将面临这一困境，甚至比往年任何一年都要难得多，由此又会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
回顾这30年，我们取得的成就可以肯定地说是由于推动了市场化的改革。存在的问题是由于我们的市场化改革还不确定，我们政府拥有的权利还太大，我们企业家的作用还没有能够真正彻底地发挥出来。 （张维迎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