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供需矛盾纠结之下，要担当社会稳定器，新医疗体制改革的一纸方案仍需动员商业在内的诸多力量，才能产生共振效应
文 本刊记者 沈霄戈
倘若有一件事能位居地震、奥运会与土地改革之后，成为2008年留给中国的宝贵财富，则非医疗改革莫属。地震与奥运提振了中国民众的自我认知，并将善良与力量传递给世界；而土改和医改，则在金融危机重创中国赖以生存的出口和投资引擎之时，给经济转型中的中国以长期拱卫。 10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一周之内收到上万条评论，尽管褒贬不一，但足以说明民众对医疗改革的急迫之情。 此前20多年里，中国大部分民众都没有被纳入医疗保障范围之内。 1980年代，羸弱的财政被迫对卫生医疗机构实行放权、自我发展的政策。国家卫生费用从1980年至今增长了68倍。而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自费医疗占中国医疗开支的六成以上，为个人医疗负担最多的国家之一。这被总结为“看病贵”；大城市的甲级医院被踏破门槛，排队长龙昼夜不断，而乡镇医院门可罗雀。这是“看病难”。到2006年，卫生部做出了“中国20年医疗改革不成功”的论断。 这已威胁到社会的基石。那些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成长，缺少医疗保障，但创造了中国增长奇迹的年轻人现在已到中年，独生子女政策使他们不再贡献庞大的人口红利，而承担父母与孩子赡养的重任才刚刚开始。到2020年，中国将步入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需要在劳动力供给下降和医疗支出增多的基础上完成。基于此，医疗体制改革至关重要。 在过去两年间，中国组织了11个独立机构，几乎研究了世界上所有的医疗保障体系。其中最典型的有英国的国家全额买单制度和美国的商业保险体系。这份揉合了诸子百家方案的中国新医改方案被批评语焉不详。但一个清晰的方向此时已成共识：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到2020年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但20年前困扰决策者的问题依然存在，中国需要怎样的财务组织来支撑这一庞大计划？ 市场化支撑 即使保守估计，政府为改革每年需支付2000亿元人民币，最大胆的判断则还要扩大3倍，而2007年国家在医药卫生领域的投入只有1000亿元左右。即使以最大的投入计，要满足13亿人口的医疗供给资源，仍显捉襟见肘。
经历非典及三聚氰胺奶粉的洗礼之后，公共卫生体系在此次改革中首当其冲。《意见》指出，医疗改革的公共卫生服务将主要通过“政府筹资”，向城乡居民“均等化”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另一个主要投入方向，则是构建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骨干、村卫生室为基础的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农村医疗网络在过去的十几年间近乎荒废，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加速也是近年才开始。二者所需投入无法估量。 新医改需要花钱的方面还有很多，比如加快社区医院的建设，并效仿英国建立“转诊”制；扩大医疗保险范围，直至全面覆盖；为了解决“看病贵”，实施医药分家和基本药物制度：由国家对基本药物定点生产，统一采购、配送。这实际上“剥夺”了医院借药生财的机会。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指出，公立医院所需费用中只有10％来自财政投入，禁止以药生财，医院和医生自然会从其它渠道寻找机会。若要彻底根治“看病贵”仍需政府加大正面激励。 对医院体系如何投入，由谁投入仍未能在《意见》中明确。但毋庸置疑的是，政府将“公益性”原则确立后，整个医疗行业蕴藏着巨大的商业机会。就在医改意见宣布前一周，首个“西门子新农村医疗示范中心”在陕西省洛川县落成，西门子为当地医院提供了包括CT扫描仪、X光机、乳腺机等一系列设备，都是专门为小型和农村医院的需求而设计。中国疫苗领域由此也受到了大型制药企业的关注。英国葛兰素史克制药公司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启动了“同爱中国儿童疫苗普及工程”。在一系列活动的背后，跨国公司已经洞见“政府筹资”所蕴含的商业空间，并将最终惠及普通民众。 商业力量是值得依仗的改革动力。在北京师范法学教授张秀兰看来，此次医疗体制改革的创新之处在于搁置了政府主导还是市场化的争议。在公益性之下，给各种力量参与预留了空间。比如《意见》给民营资本的进入预留了空间，并第一次提出民营企业也可办非营利性质医院。 已经去世的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创办的非营利医院长庚医院，经历3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台湾省最大的医疗机构。其曾尝试登陆中国，但因对非营利医院政策最后搁置。512大地震极大改善了中国企业、NGO组织及教会的慈善环境，此举无疑打通了第三方兴建非营利医院的通道，也必将为民众提供更多的低廉医疗服务选择。 长久以来，中国财政一直以美国的“公共服务”财政为学习榜样，全民覆盖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但在1980年代后期美国兴起了能促型国家（Enabling State）的理论，其强调力量羸弱的政府应当通过各种政策支持，建立一种能够发挥社会各个系统，包括市场、家庭、社区和公民社会组织等共同作用的制度框架。张秀兰指出，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需要量力而行，采用“能促”模式。 “市场和政府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最重要的核心其实是‘人民为主导’。政府在医疗保障应该多投入，在监管体系绝对要占主导，但是在医疗服务和资源配置上可以让市场多发挥作用。”参与了医疗改革方案的美国哈佛大学刘远立教授告诉《环球企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