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我们对本土企业建设持续保持某种失望的心态，事实上是在现代企业 制度的层面看到了传统文化对企业发展的牵制。当一种显得封闭的亚细亚 传统文化和来自当下的市井文化结合在一起，我们的企业管理所遭遇到的 困境便十分醒目。
文│ 马宁
当我们对本土企业建设持续保持某 种失望的心态，事实上是在现代企业制 度的层面看到了传统文化对企业发展的 牵制。当一种显得封闭的亚细亚传统文 化和来自当下的市井文化结合在一起， 我们的企业管理所遭遇到的困境便十分 醒目。 亚细亚企业文化的传统渊源 如此宏大的主题， 我愿意从三家企 业陈旧的故事说起。 我曾经做过著名的湘酒鬼企业调 查。多年以前在物色当家人的时候，湖 南高层内部是存有争议的。据说一拨人 非常不看好刘虹此人，另一拨更有话语 权的决策者则认为刘具有不可多得的现 代企业管理禀赋，如此，刘虹得以走马 上任，直到日后弄出了抽走大量资金的 低等动静。湖南当地很多人均知道，刘 虹发家乃是从改建长沙市雨花路开始， 当年他能拿到这个项目，也是有大背 景支撑。后来刘虹出事，湘酒鬼奄奄一 息，有人说，很多人看这个笑话等了多 年。 北青传媒的故事比湘酒鬼看上去 要优美，无论如何，钮明与郑谊军等人 不至于和刘虹一样，像从私人的工资卡 里取钱似的直接把资金划走，他们得像 模像样地在制度之外，注册一家私人公 司，然后通过各种聪明的技术，玩某种 关联的游戏。即使是出事以后，北青传 媒的动静也比湘酒鬼符合常理，“北 青传媒当天停牌，次日复牌后大跌近 20%”，钮明与郑谊军也被反贪局带走， 必要的清算还是需要的；不像湘酒鬼， 对刘虹的处理仅仅是“严密控制”，4.2 亿资金也不见一个处理意见。想来财大 气粗的刘虹，是有通湖南之天的本领 的。 三星的故事离我们稍微远一些， 但故事的情节却很具有中国特色：李健 熙“以非法手段把集团控制权转移给儿 子”，然后又“非法组建价格同盟，并 共同哄抬价格”。所谓子承父业，这在 中国似乎是一种合理的现象，李健熙思 考怎样把家业转移给儿子，应该能得到 很多中国人的理解；而所谓价格同盟， 在中国的市场里，已经闹过了很多次， 比如彩色电视机价格，还比如DVD，这 些聪明的伎俩，中国人远远的走在李健 熙的前面。看来，同处东方儒家文化之 下，三星的行为是有源头的。 排列三家企业的错误也很有意思， 湘酒鬼的错误无疑是低级的、粗痞的； 北青传媒的错误是自私的、阴暗的、非 制度的；三星的错误则是传统的、文化 的。三者之间的错误构成某种轨迹，反 映出东方企业的具体生态。 如果仅仅立足于东方传统道德范 畴，我们可以提出几个具有反讽效果 的疑问：作为大股东，刘虹直接把资金 划走有什么错？一方面，大股东有话语 权，另一方面，也许那些资金就是刘虹 的资金，想来刘虹就是认为自己有这个 权力；钮明与郑谊军在北青传媒之外注 册一家私人公司有什么错？毕竟他们只 是北青传媒的职业经理人，而在私人公 司里，他们则享受绝对的产权话语权； 李健熙把三星控制权转移给儿子有什么 错？儒家文明统领下的东方历史，几千 年来都是这样子承父业的，无论是国， 还是家，都是如此。 即使不在传统的层面上思考，我们 也发现其中存有歧义。2004年，创维的黄 宏生挪用上市公司资金，被香港指控，但 他却可以打着全国政协委员的名义，堂皇 地参加北京两会。其他的寓意不去追究， 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黄只是在香港犯 法，在内地，他仍然是一个好公民。黄本 人也正是这样思考的，所以他才在2004年 的两会上提出议案，要求政府保护内地企 业家在香港的权益。 这样的思考已经呈现出某种荒谬色 彩。构成荒谬的另一个参照系统，就是 现代企业制度。我想问题就出在这里， 无论是湘酒鬼、北青传媒，还是韩国的 三星，他们的行为可能都对现代企业制 度形成了某种异化，传统的亚细亚道德 法统和伦理观念可能与现代企业制度之 间出现了天然的冲突。 在某一个案例上进行个别的谴责， 是没有意义的。现代企业制度具有超越国 界的技术性格，它在企业发展、管理的层 面是互通的，具有普适性的标准。同时， 我们也要承认，东方社会对现代企业制度 的理解和操纵尚处在摸索阶段，我们所推 进的全部工作，很多不过是传统遗传下来 的非理性经济行为，或者是对先进的现代 企业管理的局部性模仿。鉴于此，我们要 看清现代企业制度在世界各地的展开轨 迹，认清现代企业制度绵延几个世纪，成 为有人类以来最庞大的全球性组织，至今 仍然欣欣向荣，完全是一种制度性胜利。当我们对本土企业建设持续保持某种失望的心态，事实上是在现代企业 制度的层面看到了传统文化对企业发展的牵制。当一种显得封闭的亚细亚 传统文化和来自当下的市井文化结合在一起，我们的企业管理所遭遇到的 困境便十分醒目。
文│ 马宁
当我们对本土企业建设持续保持某 种失望的心态，事实上是在现代企业制 度的层面看到了传统文化对企业发展的 牵制。当一种显得封闭的亚细亚传统文 化和来自当下的市井文化结合在一起， 我们的企业管理所遭遇到的困境便十分 醒目。 亚细亚企业文化的传统渊源 如此宏大的主题， 我愿意从三家企 业陈旧的故事说起。 我曾经做过著名的湘酒鬼企业调 查。多年以前在物色当家人的时候，湖 南高层内部是存有争议的。据说一拨人 非常不看好刘虹此人，另一拨更有话语 权的决策者则认为刘具有不可多得的现 代企业管理禀赋，如此，刘虹得以走马 上任，直到日后弄出了抽走大量资金的 低等动静。湖南当地很多人均知道，刘 虹发家乃是从改建长沙市雨花路开始， 当年他能拿到这个项目，也是有大背 景支撑。后来刘虹出事，湘酒鬼奄奄一 息，有人说，很多人看这个笑话等了多 年。 北青传媒的故事比湘酒鬼看上去 要优美，无论如何，钮明与郑谊军等人 不至于和刘虹一样，像从私人的工资卡 里取钱似的直接把资金划走，他们得像 模像样地在制度之外，注册一家私人公 司，然后通过各种聪明的技术，玩某种 关联的游戏。即使是出事以后，北青传 媒的动静也比湘酒鬼符合常理，“北 青传媒当天停牌，次日复牌后大跌近 20%”，钮明与郑谊军也被反贪局带走， 必要的清算还是需要的；不像湘酒鬼， 对刘虹的处理仅仅是“严密控制”，4.2 亿资金也不见一个处理意见。想来财大 气粗的刘虹，是有通湖南之天的本领 的。 三星的故事离我们稍微远一些， 但故事的情节却很具有中国特色：李健 熙“以非法手段把集团控制权转移给儿 子”，然后又“非法组建价格同盟，并 共同哄抬价格”。所谓子承父业，这在 中国似乎是一种合理的现象，李健熙思 考怎样把家业转移给儿子，应该能得到 很多中国人的理解；而所谓价格同盟， 在中国的市场里，已经闹过了很多次， 比如彩色电视机价格，还比如DVD，这 些聪明的伎俩，中国人远远的走在李健 熙的前面。看来，同处东方儒家文化之 下，三星的行为是有源头的。 排列三家企业的错误也很有意思， 湘酒鬼的错误无疑是低级的、粗痞的； 北青传媒的错误是自私的、阴暗的、非 制度的；三星的错误则是传统的、文化 的。三者之间的错误构成某种轨迹，反 映出东方企业的具体生态。 如果仅仅立足于东方传统道德范 畴，我们可以提出几个具有反讽效果 的疑问：作为大股东，刘虹直接把资金 划走有什么错？一方面，大股东有话语 权，另一方面，也许那些资金就是刘虹 的资金，想来刘虹就是认为自己有这个 权力；钮明与郑谊军在北青传媒之外注 册一家私人公司有什么错？毕竟他们只 是北青传媒的职业经理人，而在私人公 司里，他们则享受绝对的产权话语权； 李健熙把三星控制权转移给儿子有什么 错？儒家文明统领下的东方历史，几千 年来都是这样子承父业的，无论是国， 还是家，都是如此。 即使不在传统的层面上思考，我们 也发现其中存有歧义。2004年，创维的黄 宏生挪用上市公司资金，被香港指控，但 他却可以打着全国政协委员的名义，堂皇 地参加北京两会。其他的寓意不去追究， 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黄只是在香港犯 法，在内地，他仍然是一个好公民。黄本 人也正是这样思考的，所以他才在2004年 的两会上提出议案，要求政府保护内地企 业家在香港的权益。 这样的思考已经呈现出某种荒谬色 彩。构成荒谬的另一个参照系统，就是 现代企业制度。我想问题就出在这里， 无论是湘酒鬼、北青传媒，还是韩国的 三星，他们的行为可能都对现代企业制 度形成了某种异化，传统的亚细亚道德 法统和伦理观念可能与现代企业制度之 间出现了天然的冲突。 在某一个案例上进行个别的谴责， 是没有意义的。现代企业制度具有超越国 界的技术性格，它在企业发展、管理的层 面是互通的，具有普适性的标准。同时， 我们也要承认，东方社会对现代企业制度 的理解和操纵尚处在摸索阶段，我们所推 进的全部工作，很多不过是传统遗传下来 的非理性经济行为，或者是对先进的现代 企业管理的局部性模仿。鉴于此，我们要 看清现代企业制度在世界各地的展开轨 迹，认清现代企业制度绵延几个世纪，成 为有人类以来最庞大的全球性组织，至今 仍然欣欣向荣，完全是一种制度性胜利。 在这样的高度，我们再来审视三家企业， 就可以看到，我们距离现代企业制度还有 多远。 而另一个角度的思考是，由于亚 细亚社会几千年的官僚文化制度，由于 长期以来社会总是习惯性地重视道德伦 理，轻视法制和数字，也由于我们现行 的社会制度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过 程中，东方企业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历史 和现实环境的约束。在与诸多企业家交 往的过程中，我一直坚持站在大经济、 大文化的氛围解释当下的企业问题。我 的意思是，亚细亚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现 代企业制度之间天然存有鸿沟。比如宋 朝的朱熹，中国人众所周知，他注释的 《四书》，为以后各个朝代开科取士的 标准。他在江西担任地方官时，曾经发 布“晓谕兄弟争取产事”的公告，提到 凡是人子不蓄财产，而律文亦有别籍异 财之禁。表面看来，这不过是一位模范 官僚不接受亲戚家人争产的诉讼，而责 成父兄族长调解以保全风情之淳厚，但 骨子里却暴露出传统官僚组织以道德代 替法律、不承认私人财产权的特色。明 代著名的海瑞关于民事案件的方针意味 深长：“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 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 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乡宦，宁屈 小民，以存体也。”朱熹和海瑞相去400 余年，但都不考虑内在的公平，置经济 性格和企业性格于不顾，全力保全的只 是传统的社会道德。 传统文化让我们至今不了解管理 这就是问题所在，当传统文化像血 液一样流在我们的身体里，我们的企业 问题就很有可能一直不能抵达常识。我 一直以为，当下的中国企业，懂现代企 业管理的不多。相当多的管理者把历史 故事里的所谓智慧拿过来，用一种不可 名状的感觉和义气，统领着自己的企业 和生意。没有系统，没有数据，更没有 战略架构。有同样判断的不只我一人， WTO前总干事穆尔先生在一个公开场合 就曾经说过，中国企业的管理相当于30 年前的日本，相当于100年前的英国。 传统文化衍生出感情式管理，这 种有着传统中国道德范畴的东西给企业 带来的影响几乎是致命的。一直以来我 们宣扬的亲情化，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害 了中国企业。每个人意识的真空，成为 中国企业的致命伤。香港爱朋集团董事 长尹德川回忆说，曾经有个日本人对他 讲，一个中国人可以打败一个日本人， 甚至是三个日本人，但是三个中国人一 定打不过一个日本人，因为我们的职业 道德不够。在日本的新干线里，尹德川 躺在一节车厢角落里，发现了一个有趣 的现象：每个服务员进来，毕恭毕敬敬 个礼，然后说“欢迎你，顾客”。当时 她看不到车厢里有任何人，而且每一个 进来的服务员都是一样的，完全没有顾 及到车厢里有没有人。这是他们的程 序，每个人的头脑里有这个意识，一定 要这样做。但是，中国企业里面的员工 往往认为管理是少数人的事情，而与组 织的其他人员无关。而实际上，管理是 包括组织、决策、控制、领导、激励等 基本职能和预测、调研、计划、策划、 咨询、协调、沟通、指导、执行、制 度、监督、考评、培训、任用、选拔及 竞争、公关、广告、营销等主要功能相 互结合、相互影响的有机体系和过程， 制订并执行规章制度只是管理的一个重 要方面。另外，管理也不是组织中某几 个人的事，而是组织中全体人员的事。 管理者是管理的主体，被管理者是管理 的客体，只有两者相互作用和影响，才 会形成一个完整的管理过程。 传统文化衍生出中国人的小聪明， 正是这些小聪明导致了管理的缺陷。有 人认为，全世界最难管的就是中国人， 因为中国人都看似聪明。有四个词很关 键，也容易模糊：聪明、精明、高明、 英明。聪明就是能正确感知世界；精明 就是急于表现自己的聪明，现代社会大 多数人精明；善于掩饰自己的聪明叫高 明；能够左右高明的人叫英明。而中国 企业里面往往是精明的人太多，高明的 人太少，英明的人基本上没有。中国企 业的员工，往往是聪明的员工，把精力 放在分析规则上，去寻找规则的漏洞， 去违反规则。这样的员工一多起来，企 业往往管不下去了。 传统文化衍生出企业领导决策的 随意性。有人形容中国企业的领导“三 拍”搞垮企业：拍脑袋决策，拍大腿后 悔，拍屁股走人！中国企业只有十来年 的历史，还没有真正掌握企业管理。中 国企业的管理还处于幼稚的管理阶段， 往往是抓到一条大腿当大象。中国企业 管理中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是，把必要 条件当充分条件，比如认为营销就是做 广告。当中小型企业在销售过程中碰到 困难，有的企业把广告看成是一根救命 的稻草，往往想通过广告来挽救销售。 广告对短期产品销售确实有拉动力，但 是企业的发展是长期稳步的，频繁的广 告是中小企业绝对做不到的。在中国 企业管理过程中，领导有太多的点子思 维、拍脑袋决策。但是点子思维、雕虫 小技都不能使战略得到有效实现。策略 是方法的整合，是系统化的工作。很多 企业策略很多，但成效甚微，是缺乏大 智慧、缺少系统化的结果。 为什么这些中国企业家们的问题如 此具有共性呢？一个有趣的现象为我们 找到了答案。 一本名叫《水煮三国》的书在中 国企业管理队伍中曾经大为流行。其作 者成君忆一度曾经成为诸多企业的座上 宾。我读过这本书，作者借助大家耳熟 能详的三国人物和三国典故，似乎要强 行划分现代商战。他显然是想将三国看 做竞争市场中的三类公司，将“三国” 这一竞争市场中的主体，分别指代曹 操、孙权和刘备三种不同类型企业的管 理者。 问题就在这里。一场古代的政治纷 争，无论如何与现代企业的数目字管理 拉不上关系。而几个极端政治化的人物 的权术与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实在还有 相当的距离。成君忆和他的读者们以一 种非常牵强的方法，在一种不自觉的状 态下，无意识地肯定了中国企业管理的 第一疾病：官商合一。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经写道，官 商合一是中国企业最具有破坏性的关键 词。与这个关键词同质的词汇是企业与 政府，企业与政治。到目前为止，几乎 100%的中国企业都在依赖政治，依赖 政府。企业家们总是不断告诉人们，这 些年他们最大的进步乃是终于领悟到什 么叫政治经济学，“所谓政治经济学， 就是先有政治，然后才有经济”，“必 须像搞政治一样搞企业”，“在中国， 如果不了解政治，企业无论如何是做不 起来的”。诸如此类的现象表明，我们 的企业仍然是典型的官商经济。这种腐 朽现象的持续性存在，不仅是中国几千 年官僚文化的反映，而且与当下社会现 实有密切联系。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 然进行了20年，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活的 许多方面都发生了许多巨大的变化，但 国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一些重要 的社会资源和机会，企业的经营还远远 没有达到自我保证的程度。在这种状况 下，企业希望通过寻找政府关系，获得 一些机会和资源，是一种必然的途径。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清晰地 看到，中国的企业家们由三国演义联想 到现代企业的管理，从一开始就犯了常 识性的错误。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本书对市场的 细分。 说《水煮三国》对市场进行了细 分，肯定过分高抬了。按照此书提前设 定的思路，水煮中的“三国”是竞争市 场中的三类公司。一类是实力雄厚，产 品占据市场半壁江山的大公司；一类是 依据特色，固守一块市场，伺机扩张的 中小型公司；还有一类是白手起家，迅 速崛起的新兴企业。于是，这种无关联 的类比使得古代的三国鼎立演变成了当 下三类企业的管理者在管理智慧上较量 的演义。 稍微熟悉企业管理的人都会发现 这种分类的弊端。此种分类明显受到了 计划体制下中国企业分类方法的影响， 即按照企业的规模，分成所谓的特大型 企业、大中型企业、小企业等等。实 践证明，这样的分类方法主要来自于 政府对企业的管控力度，而不是参照企 业在市场的地位。更与企业的产权结构 没有任何联系。众所周知，中国当下的 各类企业并存，主要受到了产权制度改 革的牵绊。围绕企业的产权，中国企业 可以分成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民营 企业等，在一定意义上，产权清晰的程 度决定了一个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动力。 撇开如此具有本质意义的企业分类方法 不谈，重新回到陈旧的大数法则、规模 论，企业追求的则不是效益，而是空洞 的速度和发展规模，最后的结果就是在 企业管理中倡导一种模糊的，以感觉、 道德和莫须有的精神动力为主体的方 法，从而抑制以数目字为主体的技术性 管理方法。 一本书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反 映了一个时代的大众阅读取向和生活状 态。可以断定，我们的企业家们正是以 三国、水浒等诸多历史故事为蓝本，来 左右自己的企业的。看多了蹩脚的管理 故事，我在很多场合就不厌其烦地提 醒，我们的历史虽然悠远，但在企业管 理方面却是一片空白，泛政治的权谋之 术对现代企业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 至于现代企业管理，我们还是要心存敬 畏地奉行“拿来主义”，好好地在西方 经济学里吸收营养。如果非要张扬历史 的大旗，切不可狭隘，面对3000年灾难 性的历史循环和工商文明的缺陷，我们 只有怀疑，再怀疑，在怀疑中摸索可持 续发展的方法。 新教伦理与企业管理，以万科为例 我在另外一个场合，看到了王石 明确提出万科要尝试在基督教文化背景 下，探索在中国实现一种更为卓越的现 代企业管理制度，这让我的思考有了新 的路径。我的意思是，在万科的企业精 神里，可能他们沿着新教伦理和企业精 神的范式，已经开始做一些具体的工作 了。 是的，新教伦理和企业精神，这就 是我思考万科的起点，也可能是终点。 2006年的8月，我曾经在《新京报》就 余英时先生的“韦伯式的命题”写过一 篇题为《谁能发展余英时》的文章，这 成为我思考新教伦理与中国企业精神的 开端。在我看来，余英时是发展的，其 发展的路径之一，就在于比较性的研究 韦伯，试图对中国儒家伦理精神进行合 理诠释和重构，这显示出了余英时宏阔 的开放姿态，并通过这个命题，把自己 从钱穆、陈寅恪等中国古典文人的范式 中抽身出来，引出了现代汉语知识分子 的一条新思路；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伦理精神究竟对现代商业的发展 有哪些促进或阻挠作用，是当下伦理 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孜孜以 求的课题，余英时应该是这方面的开山 之人。从实用理性的角度看，余先生的 “韦伯式的问题”，是一种理所当然的 显学。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 神》启发了余英时，事实上阿玛蒂亚8226; 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也可归属在这 一范式之内，余英时在海外提出了中国 传统伦理与商业精神的关系命题，而在 国内，沿着韦伯·森和余英时的思考路 径，也有学者在系统性的思考，比如年 轻的经济学家赵晓，在一个相对狭小的 场合，赵晓就告之于人，他在沿着“以 伦理看待发展”的思考路径，试图整体 性的分析、构建余英时的“韦伯式问 题”。 圈内人应该知道，韦伯的理论贡 献在于：指陈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除 了经济与社会的原因外还有文化与精神 的原因，这样的一种原因也可以说是一 种文化背景，这也就是“新教伦理”背 景。显然，余英时注意到了新教精神中 的勤、俭、诚实、信用等美德，也注意 到了新教伦理鼓励人们以钱生钱，赚钱 既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也不是为了满 足任何其他世俗的愿望。换句话说，赚 钱已成为人的“天职”，或中国人所谓 “义之所在”。这样的精神似乎是超越 非理性的，奇妙的，在这种精神支配 下，余英时发现人们在用一切最理想的 方法来实现这一非理性的目的。 在此范式下，余英时试用韦伯观 点对中国历史做新的分析。他想追问的 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之前，中 国的传统儒家精神对中国商业活动究竟 有没有影响？如果有影响，具体内容又 是什么。他承认自己提出的是一个“韦 伯式的问题”。 更有意思的是，余英时研究的结 果表明，中国传统儒家精神对本国的社 会经济发展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而韦 伯则在他有关中国文化的论述中竭力说 明：中国传统宗教与文化无法导引出类 似西方的资本主义。 如果着急对余英时的上述研究做结 论，难免会出错误。不过，我们在肯定 余先生提出问题的同时，似乎也能看到 先生的漏洞。比如，韦伯论述的新教伦 理，其学术前提是基督教信仰，是一种 为西方多数人所接受的神学范畴，而余 英时提出来的儒家精神，其学术前提仅 仅是一种道德判断，是中国几千年历史 反复讲解过的社会道德观。两相比较， 差别甚大，余英时在这里借用了韦伯式 问题的因果链，却在无意识中把前端性 的基督教信仰置换成中国式的道德教 材。如此推论下去，当然与韦伯的结论 有所偏离。 我们注意到了余英时深厚的中国文 化意识，他曾不只一次的叙述自己的中 国特色，也注意到他不只一次的提出， 一定要避免西方中心论的预设。这一方 面反映出先生的比较性视野，另一方面 也或多或少的透漏出先生对中国本土文 化略带偏执的热爱。我斗胆怀疑一下， 是不是余英时先生象中国的传统知识分 子一样，文人趣味过多，数目字意识、 经济学意识少了一些？显然，如此怀 疑，似乎打开的是另一扇门。我相信， 发展了钱穆和陈寅恪的余英时，肯定能 接受我试图怀疑他的理念。只是我有所 焦虑，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下，谁有能力 接过余先生的命题，让先生的“韦伯式 问题”得到实质性的发展呢? 我自己的田野调查从这里开始，我 打算在本土企业中找10家有新教伦理意 味的企业，按照韦伯的范式进行一组案 例写作，我不打算过早的做结论，只是 做一些呈现，在新教伦理和中国企业精 神的向度上呈现中国当代企业的另一种 探索，这种探索可能会导致中国企业走 出几千年的发展阴影。 如此，万科理所当然要进入我的 视野。我不是说万科已经是这方面的范 本，事实上她刚刚起步，她只是偶尔看 到了神的光芒，但万科对新教伦理心仪 已久，却是客观的事实。看遍中国本土 企业，能有这样的意识的简直太少了， 所以万科必然要成为我们调查的案例， 即使这样的调查是出于怀疑。 有几个公开的指标，比如万科多年以 来制定的战略原则，是可以拿来分析的： 上述指标如果加以数据化，模型化，可 能成为我日后考察其他企业的重要参考 值。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上述所列原则 仅仅是一种道德体系，它在执行的过程 中将会被大打折扣。一方面，万科内部 也可能将这些原则道德化，企业文化条 款化，至少我们暂时还看不到万科在信 仰的层面去体验。是的，我说的是体 验，而不是执行。真正的的基督徒，都 是在一种内在体验的过程中与神同在， 与耶稣同在，而绝不是耶和华、耶稣以 某种强力意志，某种制度设计甚至是约 束性条款来要求人和神同在。这就是新 教伦理与一般道德价值体系的不同所 在。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是不可以阐 释的，不可以细分的，只有在旧约之敬 畏与新约之爱的基础上，新教伦理和企 业精神才能构建一种持续发展的互动动 力。 现在的问题是，万科距离这样的境 界还有多远？ 万科自身也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 但这种方向已经呈现，至少万科在检视 自身的时候，已经拥有了一种清晰的价 值判断体系，并渐渐成为万科的一种思 维范式，即新教伦理将会给万科带来一 种国际化的精神气质，而不是在传统儒 家道德体系里面寻找教化的尺度。 说实话，这样的观察角度让人眼 前一亮。国内太多的企业一旦提到国际 化，其主要视野必然是在其他国家的市 场里，试图在别处，在另一个文化背景 和市场背景下谋求公司的更大发展。二 元论的陈旧思维范式在这里再一次将我 们引入歧途。我们总是把本土化和国际 化对立起来，把自己眼皮底下的市场定 义为本土市场，而把其他国家的市场定 义为国际市场。我们似乎只有努力适应 其他国家的发展方法，才可以称为国际 化，似乎很少想过，让所谓的国际化范 式在中国本土发展，更是一种可操作性 的、甚至是立竿见影的发展思路。 而在我们看来，后者可能更适合万 科这样的房地产企业。这就像万科在国 内企业率先将新教伦理引进在企业建设 体系中，而不是将公司整体性地搬到另 外一个基督教背景的国家里。在这样的 意义上，世界的确是平的，在一个全球 化方兴未艾的时代，每个人都是世界的 一部分，走出门是国际化，拿回来，同 样是国际化，每个市场都是国际化的一 部分，我们的门口就是纽约，而纽约宽 阔的大街上，同样生长着我们的深圳， 我们的香港。 这是一种方法论的革新啊，就像我 们身在北京，在故宫的红墙之下仰望万 能的耶和华，这丝毫没有消弭掉我们皮 肤的黄颜色，相反，借助新教伦理的力 量，我们比过去看得更远，我们不再继 续画地为牢，夜郎自大，一叶障目，鼠 目寸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