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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晓慧
在三十年企业发展中，马胜利被称为“企业承包第一人”，他不是第一个尝试承包制的厂长，却是最早因承包受到举国瞩目的人。回顾改革三十年，他是无法忽略的一个人物，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改革的标志性人物”。 马胜利昔日的辉煌留在了媒体、书刊和他自己的记忆中，采访时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他对那段日子很是怀念。马胜利知道“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躺在沙滩上”，却又不甘心“躺在沙滩上晒太阳”，他还梦想着“让马胜利集团重新屹立在中国大地上。”从这样的豪言壮语中，我们依稀还能感受到“企业承包第一人”当年的魄力和胆识。 马胜利已经年过七旬，《新财经》记 者电话联系采访时，有意提高了嗓门。但电话接通后发现，老马听力很好，声音沉稳而清脆。 约好后，记者随即赶往石家庄，在一片老旧居民区里，见到了着一身西装的马胜利。他告诉记者，自当年当了“厂长”以后，他就住在这里，至今已二十多年了。 许多人对马胜利的评价是：“升得快，降得也快！”马胜利本人并不认可这个说法，“很多人都说我失败了，我不承认失败。我觉得应该用客观的眼光去看问题，很多人并不了解事实就在那胡说八道。事实证明，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年的奥运会，改革的成果是任何人都抹杀不掉的。”说这些话时，老马有些激动，眼圈有些发红。马胜利对自己的价值有着清晰的认识，“你今天来采访我，并不是因为我一年赚了多少钱，而是因为我是一个标志性人物。” 全国最著名的厂长 马胜利曾经创造了“一包就灵”的神话，现今依然那么敬业。记者刚刚坐定，他就拿出了一卷“马胜利”牌手纸放到记者面前，说：“我现在依然造纸，而且兼着好几个公司的顾问和总经理职务。”或许今天很少有人关心老马现在的职务，而在当年，他是全国最著名的厂长。 1984年3月，上级给石家庄造纸厂下达了当年实现17万元利润的指标，当时的造纸厂领导直推托，说完不成。马胜利是业务科长，他很了解厂里的实际情况，他在一次中层干部会上提出疑问：“咱能完成为什么不接呀？”这个疑问立即遭到了厂领导的反感：“你倒积极，那你干吧！”这话激怒了马胜利。当晚，他就赶写了一份《决心书》，并张贴在厂门口。他提出由他承包造纸厂，年底上缴利润70万元，工人工资翻番，“达不到目标，甘愿受法律制裁”。 那时候，厂长都由上级机关任命。马胜利毛遂自荐的结果是被免了职，“想当厂长，科长都给你免喽！” 马胜利不甘心，他一级一级往上找，找到了当时的市委书记。当时，国家正在酝酿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国企体制改革成为那个时期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市委书记非常重视马胜利的事情，为此专门组织召开了一次“答辩会”。 在答辩会上，马胜利摆出了承包措施和生产计划：他要改变产品结构和原料结构。当时有消息报道，棉花大丰收。马胜利认为棉花丰收给造纸厂翻身带来了机会，新棉花丰收，老百姓就会换新棉被，工厂可以把回收淘汰的旧被套来造纸。棉短绒大约2000多元一吨，而旧被套只有200多元一吨，成本一下子就降低九成。听完马胜利的承包演讲，评委会当场拍板，同意马胜利承包。合同规定：如果完成承包任务，超额部分马胜利提取10%；出现亏损，就地免职。 马胜利上去了，前任厂长孙文敏告病回家。 “一朝天子一朝臣”。马胜利非常清楚，原班人马短时间内是很难被他这个“积极分子”驯服的，孤军奋战的结果不如不战，留住原来的厂长意义重大。但是，这个马胜利承包最强烈的反对者能回来吗？ 于是，马胜利来了一出现代版“三顾茅庐”。第一次，吃了闭门羹，对方根本不理他。第二次，他买了东西又去，还是吃闭门羹。最后一次，马胜利终于见到了孙文敏。“我跟他说，我承包，就是冲着你能干，才想着一起干的。你不干了，我怎么承包啊？你得帮我，我离了你不成。” 马胜利的诚恳感动了孙文敏。孙文敏又回到了造纸厂，担任副厂长，主抓生产，成为马胜利的左膀右臂。 马胜利不负众望，在他推行“层层承包，责任到人”管理方法之后的第二个月，造纸厂就实现利润21万多元，比原定的全年指标17万元还多。第一年承包期满，财务统计的结果是马胜利完成利润140万元，比他的承包指标70万元翻了一番。“马承包”在全国出了名，“一包就灵”的改革神话也在全国各地广泛传播。 从“一包就灵”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马承包”出名后，许多处在困境中的国有造纸厂纷纷找上门来，要求马胜利承包。马胜利很少推托，将各地亏损的中小造纸厂来者不拒地纳入囊中。1988年，一个跨越全国20个省市、吸纳100家亏损造纸企业，中国当时最大的“中国马胜利纸业集团”正式宣告成立，年产值一度达到4亿元。 “那是我最风光的时候。”马胜利点起一根烟，轻叹了一口气，“我越干越想干。那时候，我母亲还活着，她老说我是‘人来疯’，越有人说，干得越起劲。”马胜利在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并购，有朋友提醒他适可而止，激流勇退。但是，倔强的他明确表示，“我激流勇进，就不退，越在这时候越不退。” 老马干劲十足，根本听不进朋友的忠告和提醒，他觉得改革就该这么干。 与此同时，也有人指责他个人英雄主义，他用自己的名字为集团命名，而且还在“马胜利”前面加上“中国”。对此，马胜利的解释是：“叫马胜利造纸厂，我马胜利就得对消费者负责，如果有什么问题，消费者可以直接找我。再说，我这个厂是个经济实体，不是政治组织，根本管不着我。” 横跨全国的造纸集团让马胜利风光无限，但神话很快破灭。 第二年，各地被并购的造纸厂纷纷爆出“失利”新闻。到年底，有16家造纸厂先后退出了集团，马胜利宣布停止吸收新企业，今后不再跨省经营。集团效益就此一路滑坡。1995年，轰动一时的“中国马胜利纸业集团”宣布解散，马胜利也被上级主管部门免去了石家庄造纸厂厂长职务。 对于企业因效益滑坡而解散，自己因此而被免职的说法，马胜利并不认可。“我不觉得当年的企业有什么问题，我当时的上级主管部门现在也说不清免我职的理由。当年他们对外的解释是，把我的年龄搞错了，将56岁错写成了65岁，这一错就是几十年。”马胜利猛吸了一口烟，接着说：“有着五十多年历史的一个老厂，说关就关了。”按照老马自己的分析，他被免职的原因是把上级领导得罪了，“免我职的局长跟我借100万元，说是局里用，我说没钱。就为这事，他们还派人查我的账，账面没问题，就把我免了。”说到这里，老马的眼圈又红了，“我那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当时的退休金根本无法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开销，每天上顿白菜，下顿白菜，吃得我现在看到白菜就反胃。当时也有人建议，托托人吧。托谁去？咱又没犯法，托什么人啊。”
老马满腹怨气，后来自己建过一个小纸厂，生产“冤枉”牌卫生纸（后改成“援旺”），“六月雪”牌餐巾纸，“窦娥”牌卫生巾。没几天，有关部门就把他的仓库封了，厂子关了！ “小平同志认可我的说法” 被免职后的马胜利每月只能领到135元的基本生活费。为生活所迫，在被免职的那个冬天，56岁的马胜利在街头开了一个包子铺，以此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意外的是，包子铺没开多久，却被一帮“失足青年”给“砸”了，这些人还争着抢着要给他养老。 这些“失足青年”曾经是老马的下属。马胜利集团组建时，老马将100名招工指标给了刑满释放、劳教解除人员。老马回忆说，让他作这个决定的是厂里的两名老员工。那两位老员工的儿子劳教解除后，一直找不到工作。两位老人找到马胜利，给他下跪，希望能给儿子安排个活，老马当即答应。“当时，大环境都提倡社会效益。一个好的工厂不能光看它开除了多少人，处分了多少人，而要看它培养了多少人，改造了多少人，教育了多少人。如果大家都把他们推给社会，那怎么行？经济效益要和社会效益并举才行。” 老马亲自草拟了一份招工标准：第一条，刑满释放；第二条，劳动教养解除人员；第三条，因打架斗殴、小偷小摸被其他工厂开除的人；第四条，以上各类情况的人优先录用。不少“失足青年”成为这一招工标准的“受惠者”。 厂里有那么多“失足青年”，生产会不会受到影响？马胜利哈哈一笑，坚定地说：“不会。环境造就人，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据老马讲，当年的“失足青年”，如今很多人都自己开了公司，做了总经理。他指着手边成条的“中华”烟告诉记者，“这些都是他们孝敬我的。” 采访中，马胜利一直强调社会效益。“我记得，有一次和小平同志座谈，他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问小平同志，允许的一部分人里包括我马胜利吗？小平反问我，你说呢？我说不包括，他笑了。我说要是包括的话，没几天我就富了。要是允许局长、市长先富，那富得就更快了。我们这些领导人应该是带领大家富起来，而不是带头先富。带头先富，那还不出问题？小平笑而不答，说明他是认可我的说法。” 谈及目前的社会现状，马胜利幽幽地说：“其实，中国改革到现在，依然存在三大阻力：第一是习惯势力；第二是传统观念；第三是官僚主义。河北的三鹿奶粉事件就是官僚主义的产物，光讲钱，不讲社会效益，结果是必然的。” “我想让马胜利集团重新屹立在中国大地上” 回看改革三十年，老马颇有感触：“如果没有这改革三十年，中国就没有这样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三十年就像长江水一样，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躺在沙滩上。我现在就是躺在沙滩上晒太阳。” 但从老马的言语间，记者听得出来，他并非甘心乖乖地躺在沙滩上晒太阳。他曾经对媒体表示，自己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收购国内部分造纸厂再建一个集团公司，再现当年“造纸托拉斯”的辉煌。对此说法，马胜利不置可否，他笑着说：“我的确有这种想法，有这种追求，我永不言败，我一直都想让马胜利集团重新屹立在中国大地上。当然，这还仅是一个想法，未必能实现，但是我还是要努力。” 马胜利说：“我老马走到今天，问心无愧。虽然很多人认为我工作上有过失误，但是，我自己不这样认为。我也会总结我自己，但是我不会迎合别人去批判自己。我会不断地修正自己，完善自己，提高自己，现在的老马比过去更成熟、更老练。” 回望走过的风风雨雨，老马很知足，“我最大的财富是身体健康。我现在很快乐，要让自己成为快乐的人，首先要做到‘三乐’：一是助人为乐，二是知足常乐，三是自得其乐。其次，心胸要宽阔，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心态平和。” 看着眼前这个一天抽小两包烟的马胜利，的确很难看出他已年过七十，他耳聪目明，思维敏捷，不咳不喘。他指着圆桌上的碗碟告诉记者，“这是我的早饭，一碗粥，一盘酱菜，足矣。中午饭一般也就是买几个包子或者吃一碗炸酱面，这些就挺好吃，这就是口福。如果人都不知道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那就是没有口福了。” 闲暇时，老马会上网看看新闻，甚至还在网上和别人聊聊天，“现在上网聊得少了，没意思。对牛弹琴还能催奶呢，对不熟悉的人弹琴没意思。” 老马有四个女儿，周末，四个女儿会带着孩子回家看望父母。孩子一多，难免会有矛盾，会有争执不下的时候。每到此时，马胜利都会叫孩子们围坐一圈开家庭会，指着矛盾双方，说：“我说你们得多学习了，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讲亲情的地方；法院也不是讲理的地方，那是讲法的地方。”老马对自己的“个人影响力”很是得意。 采访最后，马胜利感慨地说：“我这一生是值得的。不管谁说什么，我问心无愧，心安理得。柳传志、马云是成功的，但是，我保证，五十年以后，不会再有人提到他们，但是会提到马胜利。我是个标志性的人物。” “企业承包第一人”马胜利 马胜利，河北省保定市人。17岁进入石家庄造纸厂工作，从技术工人一直做到厂长。1984年因承包石家庄造纸厂以“马承包”而名闻天下，在全国掀起了“向马胜利学习”的热潮；1988年，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成立，马胜利成为100家造纸企业唯一法人代表；1995年10月被强行免职。 马胜利被公认为是中国第一个提出“打破铁饭碗、打破铁工资”的人。当年，他是当之无愧的兼并大王，谈一个小时就可以签下一个工厂的承包合同。他也是拥有20多个省市100多家企业的“一包就灵”神话的创造者，为改革初期企业扭亏为盈提供了行之有效的企业经营方式。马胜利的失误就在于承包的速度过快数量过多，超越了他管理的能力。因此，辉煌之后不久，“马承包”就不得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