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经济危机，你准备好了吗？：大萧条时代》
社会保障法的另一项规定启动了失业保险。为了创建必要的公积金，政府对雇主征收3%的联邦薪资税（前面列举的几类雇员以及雇员少于8人的除外）。雇主可以把这笔税收的90%记为捐款，存入一家获得批准的州失业救济机构——因此实际上就是强迫各州服从——而联邦政府则制定重大规则，并支付行政成本。补助金的支付，依据失业前的收入和失业时间的长短而有所不同，从每周5美元到15美元不等，在大多数情况下，期限为14周或16周。自动离岗，因行为不当而被解雇，以及（在很多州）因罢工而丧失雇员资格，还有，如果拒绝合适的新工作，则停发失业救济金。 社会保障法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很多批评者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从这些税收中预提的巨额公积金，数十亿美元的购买力从流通货币总量中退出。另一些人则攻击联邦政府的会计把这些资金用来支付当前政府支出，而把借据留在公积金账户上。一帮为社会保障进行过长期斗争的自由主义者攻击这部法律是求助于48个州的社保体系的大杂烩，有些人则怀疑，一些严重工业化的州——它们的经济始终处在不稳定的平衡中——所积累起来的失业基金是否足以应对真正的考验。 1937年末和1938年初，社会保障体系成功地经受住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危机。8月，开始了新一轮的商业衰退，反对新政的人立即给它取了一个“罗斯福萧条”的绰号。它的出现，部分原因是由于WPA及其他联邦花钱机构支出的急剧缩减。另外的因素有：股票投机，生产过剩和超出购买力的大量存货，在更严厉的银行准备金要求下的信用紧缩，劳工动乱和企业对新政的继续不信任。总统在这年秋天所作的统计调查显示，将近有600万人失业，200万人仅仅只有救济工作，325万人就业不充分。这比1933年3月的一千五、六百万要好，尽管并没有好很多。最难的问题——失业——并没有被新政所征服，这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事实清楚地证明，全国总的经济结构比5年之前更稳固，正如罗斯福所指出的那样：“银行业、商业和农业并没有像在1932～1933年间那个可怕的冬天那样分崩离析。”1938年初，总统和国会把整个花钱计划的调速器扳回了高速档，增加了50亿美元的支出，用于WPA、PWA以及RFC的贷款活动，通过社会保障法进一步磨钝了个人痛苦的刀口。1938年，30个州总共支付了将近4亿美元给各自的失业者。不久，复兴的浪潮再一次开始涌流——除了1939年初出现了一次更温和的逆流之外——携带着国家的经济稳步向前，一直带向战争岁月的充分就业。
在此期间，社会保障法进行过一些修正。30年代末的修正案增加了给养老保险投保人的未亡人和家属的津贴，并且让美国就业局隶属于社会保障委员会，从而让失业保险和工作安排搅在了一起。1939年组建的联邦保障局（FSA）也包含了教育办公室、公共卫生局、NYA和CCC，打那以后成了联邦福利活动的主要工具。 不管经济的升降沉浮将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未来，30年代已经把社会保障的原则深深根植于美国人的生活中。少数反动分子，像电台评论员厄普顿?克洛斯之流，可能要悲叹：曾经激励边境居民的光荣冒险精神正在消失，但大多数公民则是另外的感觉。1938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赞成养老金的人不少于90%。不管方法和手段多么危险，就连反对党也在其全国性政纲中承认：社会保障已经扎下了根。并非巧合的是，社会工作者的数量在1930～1940年间几乎翻了一倍，最显著的是在一些大的工业州：纽约、加利福尼亚、宾夕法尼亚、伊利诺斯和俄亥俄。 一位火星观察家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福利是美国人的新宗教。着眼于社会福音（或者说是社会主义福音）对正统神学日渐上升的优势，《基督教世纪》（Christian Century）的执行总编保罗?哈钦森在1937年情绪激动地呼喊道：“它要么倒向莫斯科，要么回到罪恶！”这一发展与其说是在开挖新航道，不如说是在加深旧航道。社会和宗教研究所在1920～1934年间所做的一项关于教会和社会的详尽研究再三强调了新教对信仰和服务于人类福祉的牧师作社会学解释的倾向。类似地，美国天主教徒也作出了新的努力，以回应庇护十一世教皇在他的教谕《四十年通谕》（Quadragesimo Anno，1931）中所阐述的社会正义原则，而美国犹太教士中央会议在第二年起草了它的“社会正义计划”，联邦基督教协进会重申了其支持集体谈判和社会保障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