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经济危机，你准备好了吗？：大萧条时代》
这些发展凸显了三十年代农村生活的一个大悖论——即，在效率得到稳步促进的同时，它也伴随着失业和生产过剩，后者反映了努力刺激对外贸易、提高国内消费水平上存在的不足。作为一个次要的悖论，在匮乏、贫穷、落后地区的社群中，AAA所资助的往往是效率低的耕作，但在拥有更大资产和进步本能的地区，它鼓励市场只利用最好的土地。在深南地区，很多小规模的、不景气的棉花种植者，承蒙AAA的关照，才勉强孤零零地跟在后面继续前行，而各玉米州的生产者们却常常发现自己处在完全不同的境况中。因此，AAA在1937～1938年所作出的减少种植面积的决定，把玉米的种植面积削减了8%，然而产量却增加了大约17%。 除了选择优质土地和该机构所推广的先进耕种方法之外，杂交玉米——这十年最重要的农业革新成果——的广泛采用也帮助促进了这种增长。这些地区的农业更多地成了一种高压商业，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时刻惦记着利润，经常由他人代理缺席业主进行的经营管理。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手提箱农民”，通常是来自城里的小商人，购买一两家农场，每年通过机器种植和收割他的作物，但从未想到要靠土地为生。科学耕作和机器的另一个产物也促进了非人力效率，这就是大规模种植单一作物，正像从德克萨斯北部地区到南北达科他的人们所做的那样，用拖拉机编队和套犁来耕作。 由此可以推导出另一个悖论。由迁居管理局、农业保障局、农村电气化委员会和农业局的家庭经济专家所代表的一批力量，努力实现温饱农业和多种方法的理想，求助于农村合作社和家居计划。另一批力量（体现在AAA的某些运作和农业信贷局广泛的贷款活动中）则与技术和农场经营的新科学合谋，以便把农业打造成大企业。 不管时代有怎样的抵触和逆流，紧跟着经济复苏之后，社群生活也开始感觉到民心士气正在恢复。合作、复兴、现代化，都是富有魔力的新词儿。这一发展得到了正在形成的乡村美国文化同一性的增强。更古老的移民群体——包括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德国人——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被同化，要么就是跟他们的老祖宗聚首去了；如今在土地上耕作的外国出生的人，数量在稳步减少。汽车、电影、公立学校和无线电台，全都在帮助擦除城乡之间分界线。冲击乡村生活的刺激物越来越多地从城市发射出来。不管是在时尚、读物、娱乐，还是在思考方式上，往往都是由城市品味来定调子。 正像在全国各地一样，一代人之前十分流行的兄弟会和秘密社团，如今在那些对社群福利比对宗教仪式更感兴趣的组织面前，似乎在节节后退：合作社、教师家长联谊会、县计划委员会、运动及其他休闲团体，加上那些热衷于煽动政治或经济运动的组织，像汤森俱乐部和社会正义俱乐部之类，在某些乡村地区牢牢地扎下了根基。农业部发起的4H俱乐部①，其年轻的拥护者都是些充满激情的传教士，在20年的时间里，1940年发展到了130万成员。美国未来农民协会是教育办公室在1928年创办的，为的是促进职业教育，以及鼓励中学生明智地选择农业为职业，到这一时期结束的时候，该组织招募到的成员将近25万，与此同时，为黑人青年创办的美国新农民协会也前景看好。
在很多农村地区，尤其是在南方，新政采取了群众运动的形式，使社区改良的古老努力重新恢复了活力，并开始了新一轮的努力。外部“干涉”起初常常招人憎恨，但假以时日，地方的自豪普遍都战胜了地方的冷漠。试着去思考邻居、国家和世界的问题，为更好的未来勾画蓝图，提高成人的教育和文化——诸如此类的事情，开始占据乡村美国很多认真的、常常也是困惑的头脑。两位乡村社会学家写道：“在这样一个面包本身成了数百万人第一需要的时期，有一个信念却进一步加深了：人不能仅仅靠面包活着。” 在新政治下，联邦政府为农民做的事情比从前任何时候都要多。1939年12月，有人问，这些繁重的开支还要持续多长时间，对此，华莱士部长答道：“只要农业在与其他群体谈判的时候依然处于严重的劣势，只要农业收入使得农户不可能为未来而保存我们的基本土地和人类资源，这些开支就要一直持续下去。”谈到人类资源，通常要面对这样一些社会价值：乡村生活的有益健康和身体活力，它令人满意的富有创造力，它的简单朴素，它的高出生率（社会保障委员会的经济史学者写道：“年轻小伙子构成了最重要的剩余农产品”）。这些优点被认为至关重要，足以让政府有正当的理由补助更多的农村家庭，其数量要超过给国家种粮食所实际需要的——而且，美国人的一种历史悠久的本能（有点像杰斐逊的逻辑）似乎也认可这一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