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经济危机，你准备好了吗？：大萧条时代》
然而，大多数人都认可霍普金斯的选择，这一点很少有人怀疑。在新政4年之后，1937年5月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5个人当中有4个人赞成通过公共工程项目来实施救济；这一年的晚些时候，随着新一轮经济衰退的开始，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工作救济轻而易举地超过了所有其他被提议的解决办法，尽管其差额在穷人当中比在富人当中要大，在城市居民当中比在农业人口当中要大。在这一计划执行的早期，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在开始收到救济支票之后，便主动地走出家门，打扫本镇的街道，说：“我得做点事情，以回报我所得到的东西。” 1933年夏天，联邦紧急救济署已经有了工作救济的想法，不管有多么即兴和琐碎——比如在公园里捡废纸、扫落叶，在十字路口数汽车作为本地交通记录的数据。根据8月1日的一项裁决，无技能劳工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30美分。除了南方和少数几个孤立的行业之外，这样的薪水并没有严重影响到私人企业的工资——这是国家复兴署试图稳定的一块，也没有影响到管理层的人力需求——最近复活的美国就业局正把这一需求在失业者当中广而告之。 这一从施舍向工作救济的转变，在国家紧急救济署的后期阶段走得太远，以至于在1935年，也就是在FERA存在的最后几个月里，该机构把它将近一半的受益人算做是工作人员，在那一年1月的高峰时期，总数高达250万人。然而，上一年冬天，即1933～1934年间的冬天，见证了FERA及其救济名单在大萧条期间的最大范围的扩张，1934年2月，它的救济名册上有将近800万个家庭，约相当于2,800万人。 这种巨大的膨胀，要归功于一家叫做“民用工程署”（CWA）的专门从事工作救济的部门的飞速发展，这个部门通过地区分部直接从华盛顿运作，因此避免了地方上的官样文章。它于1933年10月投入运转，以应对寒冬的袭击以及公众当中乐观主义的低落，这种低落已经开始不利于新政的最初萌发。CWA很快就让400万人有了工作，大约一半来自FERA的常规救济花名册，剩下的人则来自非救济失业者。它规定，体力劳动者每周工作30个小时，职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每周工作39个小时，有较高的工资和良好的工作条件，这使得CWA有时候成了私营企业低薪岗位的一个很危险的竞争者。总共，它花掉了大约9亿美元，大部分用于修桥补路，校舍、公园、运动场、游泳池的维修，害虫和腐蚀控制，以及市政公用事业的工作。在紧急情况的驱策下，做一些毫无价值或价值不大的工作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大概没有哪一家新政机构比CWA更容易被人攻击为“做毫无价值的事”（boondoggling）——这是一个古老的词，最早用于手工业，1935年，一位“训练有素的专家”罗伯特?马歇尔在纽约市议会调查委员会面前作证时，把这个词引入了这个国家，并让那些抱有敌意的批评者们乐不可支。
即使CWA的某些计划的有用性确实值得怀疑，但它们的总体效果却展示了工作救济的心理价值。密歇根州一个县里的一位CWA官员注意到：“即便是得到这样一个短暂的机会，能挣到一份体面的生活工资，它给人带来的快乐也是无限的。”她看到，有人在离开她的办公室的时候不禁“喜极而泣”。很多人带着他们的第一张工资支票直接去了理发店，这是几个月以来他们第一次享受专业的理发服务，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里，他们的外表进一步反映了自尊的恢复。自然，理发师本人，连同杂货商、药剂师和服装商一起，也都从中受益。有一点倒是真的，并非每一个得到救济工作的人都表现出了这样兴高采烈的姿态。对那些从专业或技术行当一落千丈、沦为粗蛮劳工的人来说，内心的苦楚足以激发对整个制度的愤怒。一位41岁的机械工程师，是7个孩子的父亲，在给CWA埋头苦干了几个礼拜之后，冷嘲热讽地写道：“挖沟真是一项高贵职业。”这家机构在1934年春天寿终正寝，它未完成的项目被FERA的总体计划所接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