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经济危机，你准备好了吗？：大萧条时代》
对于某些人的丑行，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主席丹尼尔?威拉德曾经在1913年沃顿商学院的一次演说中这样说过：资本主义已经脱臼。他还勇敢地补充道：“在我饿死之前，我会去偷。” 第二年春天，全国各地到处都出现了反饥饿游行，密歇根州的迪尔波恩市还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失业骚乱，导致了流血。离广泛的群众运动最近的途径是“补助金大军”。1924年由国会授权颁发给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老兵的“调整后的补偿”凭证，要到1945年才能支付。1931年初，退伍老兵事务管理者向胡佛总统报告：大约有272,000个人需要救济。很快，国会在推翻总统的否决之后，就为这些补偿凭证提供了一笔贷款，但不久之后，“帕特曼提案”建议立即支付剩下的余款。 为了游说国会议员，让这一措施获得通过，1932年晚春时节，大约12,000到15,000名退伍老兵，紧随俄勒冈州一支由失业罐头厂经理沃尔特?沃特斯领头的乐队，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了华盛顿。他们藏身于联邦政府的空建筑内，或者在波托马克对岸的泥地上支起帐篷。联邦政府强调，他们的团体已经被少数共产主义分子和有犯罪前科的人所渗透。然而，事实上，是有人把所谓“左翼分子”的名头安在了这帮汹涌而来的流浪者们的头上。当参议院在6月16日以压倒性多数否决了“帕特曼提案”的时候，正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守夜的退伍老兵们强忍住内心的失望，振奋人心地唱起了《美国》这首歌。 7月初，当国会投票决定为穷困潦倒的游行者们支付回家路费的时候，大约有5,000人离开了华盛顿。这个月的晚些时候，随着国会的休会，总统命令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让其余的人疏散。这些人与华盛顿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导致了两名退伍老兵的死亡。带着催泪瓦斯和刺刀的军队很快就驱散了那些掉队的人，他们撤回各自来的地方，或者加入了沿途（公路和铁路）被逐出者们的流浪洪流。有人在某些容易激动的圈子里听到了这样的谈话：老兵们将会遵循外国的先例，成为一场革命——不管是向左还是向右——的先头部队，无论如何，这样的谈话被证明是愚蠢的。 即使是在1932年最黑暗的日子，美国人依然坚信民主程序，这是人民满怀希望的习惯，是他们对“外国”煽动者的不信任。当美国公民渴望改变的时候，他们所指望的，必定是投票箱，而不是肥皂箱①。在不同的地方，在几个工业中心，不满在锅盖之下慢炖着：比方说，有工团主义背景的西雅图以及该市的失业公民联盟在1932年的活动；或者，城市信用达到枯竭之后的底特律以及开始浑水摸鱼的查尔斯?E. 库格林神父。但是在别的地方，人们以坚忍的意志接受了同样糟糕的处境。 在纽约市，无家可归的人睡在地铁车站。1932年，在中央公园一个废弃的蓄水池里，一个被称做“胡佛谷”的著名的本地居民点在那里繁衍生息，这里的居民以变质的面包和市场的垃圾为食，他们面无表情地凝视着被空了一半的摩天大楼所围起来的曼哈顿的剪影。在俄亥俄州的扬斯敦市（那里的炼钢平炉最近因为一家重要工业企业的进取精神而点燃），数以百计流浪汉挤在市政垃圾焚化炉所在的建筑里取暖。全国各地都有人住在废弃的工厂、侧轨上的货运车箱或者用废木料和敲扁的易拉罐所搭起的棚屋里。拖家带口的无家可归者往往聚集在市郊，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这些人都是没有购买力的消费者。到1932年夏天，很多社区把公共土地交给失业者作为小农场或菜园来耕作种植。例如，在印地安那州的加里市，有两万家庭在该市借给他们的土地上给自己种粮食。 尽管官方反复保证，不会让任何人饿死，但在纽约市，1933年已知的死于饥饿的人至少有29个，而在全国各地，据报告，1934年之前有110个这样的死亡实例（主要是孩子）。而死于疾病、意外事件和整体崩溃的受害者则远远要多得多，就最后一种情况而言，饥饿是他们死亡的主要原因。在1928～1932年间，费城的公共卫生中心所诊断的营养不良的病例增长了60%，尤其是在6岁～16岁这个年龄段。牛奶、鸡蛋和新鲜水果消费的急剧下降，十分清楚地显示了佝偻病、坏血病和糙皮病的相应增长。在纽约的一家健康中心，公共保健护理全国组织报告，营养不良的患者从1928年占患者总数的18%，增长到了1931年的60%，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
“玉米粥”如此长时间地是南方贫穷白人的“毒药”，如今，其他地区新增穷人的食物在营养不良上可以与之相匹敌，他们以面包、马铃薯和豆类为主食，加上一个礼拜来点卷心菜，就算是改善伙食了。自然，餐馆经理常常会捐赠一些残羹剩菜，面包师捐赠他们的变质面包，水果蔬菜批发商则捐赠他们的过熟产品。在下东城，卡车司机偶尔会从车上掉下一箱桔子，并假装对散落一地的水果一无所知。恶化的极致是吃垃圾，很多城市都有过这样的行为。1932年，一帮调查芝加哥贫民窟的人描绘了这样一幕：“在正卸下垃圾及其他废弃物的卡车周围，大约有35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卡车刚一离开垃圾堆，他们所有人便开始用棍子（有些人干脆用手）去挖，抓住零零碎碎的食物和蔬菜。” 大萧条所带来的烦恼和挣扎，让少数人承受了无法忍受的后果。1930～1932年间，公立医院中因患精神病而住院的人数，年增长率几乎是1922～1930年间的三倍。当然，这一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家庭和私立医院没有能力照料精神病患者。但在纽约州，每10万人口当中精神病患者的数量在1932～1933年间记录了一次急剧的增长。 然而，在股票市场崩盘之后，人们预料自杀率将会有惊人的增长，但这并没有得到事实的佐证。1929年10月和11月，纽约市只报告了219例自杀，而在1928年同一时期则有223例。但全国的年自杀率（1929年是每10万人14例）却稳步增长，1932年突破最高纪录（17.4），然后逐步下降到了1936年的14.2。 很显然，对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冲击，男人的感觉远甚于他们的妻子，自杀主要集中在经济天平上的两个极端（尤其是地位较高的那一端），社会地位的从高到低所导致的自杀，常常更甚于穷困本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大萧条的最后指标，不得不用公费进行安葬的死亡，1931年的数量是1929年的三倍多，达到了大约1∶10的比例，而在乡村地区，自备棺材的数量倒是有所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