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中拓 浙商中的“草根”们



三十年前,浙商们大多是农民,或者下岗工人,甚至是无业游民,在基本生存压力的激励下,他们从体制的边缘和缝隙里开始了自己的冒险之旅。所以,在浙商身上,可以同时找到冒险家、资本家、革新家和经营者、经理人五种企业家的特征

  

  作者:杨轶清 王雨佳 

  历年的《福布斯》和胡润推出的中国内地富豪榜,浙江籍的富豪人数均居第一。以至于,有人说,一向被称为“鱼米之乡、文物之邦”的浙江,现在应该再加一个“老板故乡”的新头衔。

  拉动浙江省经济的中坚力量,不是垄断国企,也不是跨国公司,而是民营企业。一大批全国级的企业家从浙江的小村子里走出来。浙江的土地上,还诞生了全世界最有创意的互联网公司之一——阿里巴巴。马云,凌兰芳,徐冠巨,邹国营,宗庆后……分析他们的经历,发现大都出身“草根”。创业初期,他们没有“贵人”相助,启动资金更是少得可怜。而正是这些“草根”企业家,把浙江这个人均资源综合指数居全国倒数第三的“资源小省”,变成了GDP居全国第四位的财富大省。

  近九成浙商“草根”出身

  在传化集团总部的一间装修精致的大厅里,一口粗瓷大缸格外引人注目,这是集团的“吉祥物”。1986年,51岁的徐传化供职的小磷肥厂倒闭,他下岗了,同时,他25岁的小儿子徐冠巨突然染上了可怕的血液病——溶血性贫血,两个月就欠下2万多元医药费,这对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为了还债,父子俩抱着背水一战的心态,决定做生意。徐传化看准了液体肥皂市场,借了2000元,父子俩在一口粗瓷大缸里手工调制液体肥皂,办起了生产液体肥皂的家庭小作坊。一开始,因为资金少,父子两人只能晚上生产,白天用自行车驮着液体肥皂到各村各户去叫卖,再用卖肥皂的钱采购原料,进行再生产。凭着父子俩的勤奋,一年之内,液体皂销售额达到33万余元,利润3万元。

  2007年,传化集团全年总收入103.7亿元,利润9.47亿元,位列中国大企业集团竞争力500强第139位。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当选浙江省政协副主席。

  如果要给浙商群体设计一个商标,“草根”大概是最形象的标志。大多数知名浙商的创业起点都很低:冯根生、沈爱琴、宗庆后、邱继宝、施继兴、南存辉、徐文荣、徐冠巨、鲁冠球、楼忠福……这些资深浙商中只有一位国企出身的施继兴具有大学学历,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有7位,而农民出身的有7位。

  鲁冠球,打铁出身,初中学历;宗庆后,43岁还在踩三轮车进货送货,卖的都是些2分钱的橡皮、6分钱的作业薄这些简单的学生用品;南存辉,15岁就开始走街串巷做补鞋匠;与南存辉同年的邱继宝也是南存辉的同行,只不过走得更远,补鞋补到了东三省;冯根生,小学毕业后,14岁进胡庆余堂做学徒;庞青年,放牛养牛20多年;陈爱莲,开过拖拉机;周成建,摆过地摊;郑胜涛,拉过板车;王振滔,做过木匠。

  这些当年的“草根”,如今都像徐传化、徐冠巨那样事业有成。创业快满40年的鲁冠球是当之无愧的常青树,正在冲击2009年每日盈利1000万元的目标;南存辉经营的正泰集团已经名列全国民企500强前五位……

  “草根”们在创业之前,家里可能找不出一本像样的书,不要说“洋墨水”,就连“土墨水”都没有喝过。但是,他们具有最坚韧的性格,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们能够在荆棘中杀出一条血路。

  “草根”商道:一诺千金,九死不悔

 浙商中拓 浙商中的“草根”们
  凌兰芳,看到名字,很多人会以为是一个清秀的女子。实际上,他是一位“铁腕”男子,湖州丝绸之路集团的董事长,南浔丝商的后辈传人。上世纪90年代,凌兰芳做了一件让很多人不理解的傻事。

  凌兰芳创业刚刚一年,便遭遇了一次灭顶之灾。1994年初,由于外商违约,公司进口的5200吨槽钢延迟到货,又恰逢国家宏观调控,这批钢材从每吨 5000元的进口价格,一路暴跌至每吨2000元。整个业务加上利息损失近2000万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95年4月21日,公司的一艘用来运煤的海轮在舟山群岛附近沉没,12名船员遇难。这两大事故造成公司亏损近3000万元,近一半骨干员工离公司而去,这家小公司只剩下21个人,人均负债 150万元,奄奄一息。

  此时,公司还欠着银行3200万元的贷款,银行的钱,该不该还呢?由于凌兰芳当时所在的公司是全资国有企业,遇上的是不可抗外力造成的亏损,在当时的体制下,将这笔债务“一笔勾销”是一般国企通行的做法。

  但是,凌兰芳的选择是:欠债还钱。他带头,每月只拿150元钱的生活费。最困难的时候,公司账面上只有几万元钱,出差时几个人开一个房间睡在地板上。有一次,凌兰芳决定归还湖州市农业银行11万元的贷款,公司账面没钱,他们21个人就自掏腰包,到处找熟人借钱,凑齐了11万元的贷款,一分不差送到农行。

  当凌兰芳咬着牙把3200万元的债务还掉1900万元的时候,他接到上级的通知,说公司与银行都是国有企业,剩下的债务“核销”掉就可以了,而且一些国有企业已经这样做了。但凌兰芳还是坚持银行的钱一定要还,诚信一定要讲。第二天一大早,他顶着上面的压力赶到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表态:只要我凌兰芳活着,一定会把银行的钱还干净。

  1999年,凌兰芳终于挣来第一个1000万元,订合同那天,第一件事就是拿手机给建设银行领导打电话:“感谢你们多年来对我们的信赖和支持,我凌兰芳站起来了,可以还清你们的800万元债务了。”

  出身“草根”的浙商们,骨子里还有最朴素的“承诺”情结: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而在现代企业中,诚信恰恰是最长远的投资,能为一个品牌赢来宝贵的信誉,获得最丰厚的回报。看来,最简单的,往往是最好的。

  全球化时代,“草根”浙商会被边缘化?

  由于文化水平较低,“草根”浙商们一直被人诟病为:“低级”,“落后”。有人质疑,在全球化的舞台上,这些“草根”商人们能否延续他们的成功?

  “ 草根”浙商马云,发挥了自己的“草根”优势——敢想别人不敢想的事情,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在当初市场还是一片“荒漠”的时候,直接种上大树不会成活,小草才是与环境最匹配的品种。马云就是看准了这片“荒漠”的商机,没有去攀附有钱有权的“大树”,而是适时地扶植“小草”们的生长,为中小企业服务。最终,中小企业在阿里巴巴羽翼的保护之下,将“中国制造”卖到了全世界。而反过来,中小企业也成就了阿里巴巴。

  2007年秋天,阿里巴巴网络有限公司在香港IPO成功,创造了中国互联网最大奇迹。当年由18个人、50万元资金创办的网络小作坊,八年后变成了世界最大的线上B2B交易网站;当年那个到处推销“中国黄页”的普通书生,变成了闻名全球的企业家。阿里巴巴成为了互联网行业的“中国经验”,作为独特的案例写进了很多著名商学院的课本里:靠扶植中小企业而成功,仅阿里巴巴一家,它的商业模式,世界侧目。

  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小商品城,和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阿里巴巴,同时都在浙江,都是浙商经营。马云和阿里巴巴的成功,与当年义乌那些到处摆摊的“草根”货郎担的成功,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马云和阿里巴巴多了些现代气息。

  但是,“草根”出身,辉煌一时的宗庆后,却玩不过在世界市场上沉浮多年,老谋深算的达能,最终放弃了自己多年的心血娃哈哈,黯然下台。失败,也是由于“草根”的劣势:对世界市场的游戏规则还不够精通,在世界巨头面前,还是乳臭未干的小孩。

  从企业家的成长历史来看,在16世纪,企业家是冒险者;在17世纪,企业家是经营者;在18世纪,企业家是资本家;在19世纪,企业家是经理人;在20世纪,企业家是革新家。

  对浙商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他们的三十年发展史,就是西方三百年企业发展史的浓缩和集中。三十年前,他们大多数是农民,或者下岗工人,甚至是无业游民,在基本生存压力的激励下,他们从体制的边缘和缝隙里开始了自己的冒险之旅。所以,在浙商身上,可以同时找到冒险家、资本家、革新家和经营者、经理人五种企业家的特征,可谓“全科式企业家”。

  在暗流汹涌的世界市场上,浙江的这些“全科式企业家”们能够走多远,还是一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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