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富二代”接掌财富与权力的时刻并没有真正到来，但他们承上启下， 不但承担着家族财富传承任务，还有可能带来中国“从富到贵”的商业文明变迁
文 | 本刊记者 雷晓宇 丁伟
伦敦。梁冶中18岁到英国华威大学留学，过上了被父亲梁稳根安排好的接班人人生。他没结交到什么“名媛”朋友，“东软老总刘积仁的儿子是我的同学。” 巴黎。20岁的汪小菲一边学法语一边画画，但觉得自己艺术天分有限，应该“学个正正经经的专业”。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要不要按照家族的需要修正自己的人生轨迹？一年后，他从艺术设计改学酒店管理——说到底，谁让他是俏江南张兰的儿子呢？ 美国。很多大学校园里闪动着来自中国的影子。他们的名字，不，他们父辈的名字更加耳熟能详：碧桂园杨国强的女儿杨惠妍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左宗申的女儿左颖在迈阿密大学；娃哈哈宗庆后的女儿宗馥莉先读了加州圣马力诺高中，又上了佩珀代因大学；新希望刘永好的女儿刘畅16岁就去了美国读MBA…… 在国外的精英教育、财富氛围中，他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一代年轻人身上的相似之处：与生俱来的优越，以及终将不可避免的压力。现在，大部分人都已经学成归国，名片上印着高管的头衔和父辈企业的标志——犹如一枚家徽。 这是一份还在不断增加、不断更新、并且有可能不断删除的名单。它像是一张通往未来商业世界的门票，正被心照不宣地流传着。终究有一天，它会像美国的新富名单一样，被描述成一个阶层的“社交名流录”或“种马登记簿”（不要觉得粗俗，请记住沃伦·巴菲特的话：欢迎成为“幸运精子俱乐部”的会员）。 至少，这份名单说明一个事实：中国的“富二代”正准备粉墨登场，正在或即将从父母怀抱里走向社会竞争，以不确定的方式出现在商业舞台上。他们是宿命的“过渡的一代”，还是大有希望的“超越的一代”？他们不光不能掉棒，还得把“圣火”传递下去，父（母）子（女）两代人及整个社会都需要付出努力。 用一个老辈企业家的话说——他在一个“接班人学校”对富二代们谆谆教诲，企业从第一代传承到第二代的成功率是30％，从第二代到第三代的成功率则只有15％。 他还说：“你们的父亲母亲能在这三十年留下来，发展壮大，和他们同时创业又倒下的有多少？在座各位承担着伟大的使命，不仅是对你们父母，也是对中华民族的工业。你们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台下肃静。肃然起敬。 被催熟的一代 一个典型的富二代是这样诞生的——大多数人的生活是以妥协告终的，他们的生活却以妥协开始： 襁褓中，父母已经准备好了成长教育基金和将来职业规划； 四五岁，上贵族学校，学钢琴等家教，被大人抱着参加重要场合，学着跟大人物握手，当老师问你们将来长大了要做什么，脱口而出“企业家”； 七八岁，列席老爸的董事会（最著名的是李嘉诚），坐在专设小椅子上如听天书； 十来岁，出国留学，早恋被扼杀，读什么专业早已指定，在陌生的环境里孤独成长，每月收到爸妈寄来的账单和家书，一度放纵、反叛； 二十多岁，少主镀金归来，在父辈的企业体验多个岗位，两代人之间有摩擦，也重新认识对方；有的被委以重任——当总裁或执行董事，或“影子持股”，有的独立创业、搞投资、玩艺术去了；婚姻问题突出，“选妃”、“招婿”，并开始进入下一轮循环…… “如果从一个个体入手，你会发现你不知不觉之中已经创造了一个类型；如果从一个类型入手，你会发现——你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在小说《富家子弟》中写道，“让我来告诉你吧。这些富裕得非同一般的人，他们与你我不一样。他们从小就拥有和享受，这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他们的性格：在我们坚韧的地方他们软弱，在我们深信不疑的地方他们玩世不恭，以一种不是生来就富有的人难以理解的方式。” 是的，中国的富二代很难以一个“类型”来概括，他们状态不一，是选择多元和变化多端的一代人。比起那几位有公众知名度、看似位高权重的女二代（杨惠妍、宗馥莉、刘畅等），生于70年代的一批男二代已经完成民营企业的接班了（比如万向的鲁伟鼎、方太的茅忠群、红豆的周海江），但更多80后二代还充满不确定性。 连他们自己也想找出共性——他们觉得自己不被理解。梁冶中16岁就旁听三一集团的董事会会议，“20多岁做着30多岁的事情，被很快地催熟，心甘情愿地拧巴成不像韩寒的样子。”但“谁的价值观又不是被父母塑造的呢？这是我们的宿命。” 这种“被催熟感”简直洋溢在每个富二代的身上。2008年9月20日，上海，“接力中国青年精英会所”成立现场，陈豪、顼世栋等十几个崭露头角的创业少年在此间聚会。他们正襟喝啤酒，打台球，录VCR，放鞭炮，聊经济大势、宏观调控、生意机会、家里有几个兄弟……采访过很多一代企业家的记者不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群二代在扮大人状，说着与年龄不相符的话，是“男孩”、“小大亨”。 目前尚没有相对完整的富二代样本调查，尽管有那么多私人银行、咨询专家、社会调查想赚这两代人的钱。“说印象容易，江浙一带有2/3以上的民营企业需要接班，”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家族企业研究所所长陈凌对《中国企业家》说，“但数字很难获得，没有面上的调研，这也是家族企业研究的困难。” 袁岳见过一些富二代，在《头脑风暴》还主持过一期“80后管理”的节目，但他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也没做过相关的量化调查。袁岳说，“富二代有‘三好’：生活条件好、教育条件好、创业条件好，普遍不愿意接班，大约有1/2创业，1/3接班，1/5游手好闲。” 但“看起来有作为的富二代是少数，而且太少了”，袁岳认为这有五种表现：一，明显不成器，缺乏危机感与对于压力的心理反应机制；二，缺乏对父辈事业所在社会环境的认知；三，具有在优越生活环境中形成的消费能力，极端缺乏对自我、社会关系与团队的管理期待与能力；四，缺乏自我节制与妥协能力，个性计较张扬；五，物质至上思想突出，极度缺少公德修养与道义感召力。 不过，今天就得出富二代的悲剧性断论还为时太早。接触越多，袁岳就觉得越有必要提出“富能不能过二代”的问题，“中国的家庭形成财富不容易，中国能有系统创造财富的生产力不容易，中国能有稳定与高品质的财富传承机会非常重要，我希望能引起依然重于事业而疏于教养之道的‘富一代’的重视，引起富二代的警惕或者争议。” 最终说来，富二代的问题是中国普遍的子女教育问题的现实版。被催熟的这一代，最需要避免两种症状：国外成长期的“白痴照片”，和接班过渡期的“人格面具”。 早些年，如果你在英国遇见梁冶中，在宿舍墙上会看到一张照片——他和朋友在海滩玩，吃冰淇淋，“笑得跟白痴儿童似的。那时候不想事。”袁岳提醒说，二代不要太小就留学，精英教育也不要与世隔绝，应该多参与社会。他认识一个孩子从小送到新西兰，8年回来后都不知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新西兰人了，“连自我认同和人格都会出问题。” 每代人都有“成长的烦恼”，但当你听到年轻的二代感慨“年轻真好”，你更要感慨了。梁冶中被教育说，做商业需要城府，“我有时候对下属也有点凶，这算开始有人格面具，会自我保护了吧？”从此，他们作别“天真无私的童年岁月”。 穷爸爸，富儿子 关于钱的事，投资家琼斯这辈子只被叮嘱过一次：十岁时他爸带他到欧洲，庄严地站在卡尔·马克思的墓碑旁，“孩子，这个人预言全世界的多数人最后都将成为工资的奴隶。不过，你永远不会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与国外的富二代不同（更不要说贵族传统了），中国的富二代是“穷人在教育富人”，即第一代是白手起家摆脱贫穷，但仍然没有摆脱“穷人思维”，第二代天生优越但“精神贫穷”。慧泉国际教育集团总裁苏建诚对《中国企业家》指出了富二代现象中一个重要的问题。 “富二代是少数的幸运儿，但是社会普遍觉得他们不知足。他们没穷过，也就不知道有钱了的幸福。大家常常觉得，为什么你那么有钱还不快乐？父亲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惜福，我当年挣钱多么辛苦……两代人的人生价值观不同就在这里。” 苏建诚说，“儿子一出生就有金卡，随时可以消费，你叫他去应征一份3000块的工作，他怎么会有奋斗心？” 两代人不同的观念，造成了很多代际传承误区。在解决了自身方太的接班人问题以后，茅理翔遇到了很多困惑的第一代，和流泪的第二代。2007年，他在慈溪创办了家业长青民企接班人专修学校。他一直记得在第一期学员班会上发生的一幕。 一个男孩子站了起来。他伸出手，向茅理翔和20多位同龄人展示自己的伤疤和故事。他来自嘉兴，父亲经营一家小家电工厂。大学毕业以后，他进入一家贸易公司工作，开始对父亲的事业产生不认同感。他想自己开一家贸易公司，希望得到父亲的支持，但父亲一心指望儿子接班，不同意他的打算。有一天，父子俩又吵了起来，儿子一气之下摔了杯子，留了道疤。
这道疤痕是两代人矛盾的缩影。 今年10月25日，在第六期学员班上，茅理翔讲了很多接班成败案例，“90％的中国企业家都是希望子女接班的，但是绝大多数人对此没有准备。我们这代人辛苦了大半生，企业就是我们的亲生儿子，不忍心离开，怕儿子搞不好。另外也是不服老，总觉得儿子40多岁还是小孩。子女们也有压力——搞好了是应该的，搞不好就成了败家子。” 很多时候，接班已经不是个技术问题，而是心理问题。 茅理翔对《中国企业家》说，“两代人都有心灵上的痛苦。”他的解决方案是：“第一代既要成为一个好企业家，也要成为一个好父亲——人到中年重新学习做父亲，培养儿子成为新的企业家”，同时要“大胆交、坚决交、彻底交”。 值得欣慰的是，“代沟是进步的表现。这些代沟充满了亲情和分歧，从痛苦中发生新的转型。”茅理翔说，“最终父亲要放手；当然前提是儿子有使命感、责任感，要成才。” 第一代企业家往往有大家长作风，事无巨细，很有人情味，所以当宗馥莉在娃哈哈强调科学、流程管理时，宗庆后颇有些抱怨。但他又很骄傲，“所有关于手表啊、消费啊，你们可以去问我女儿，她比我懂多了。” 对于刘畅来说，南方希望（新希望旗下非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头衔可能有些沉重，刘永好定下规矩，10年内她不在媒体曝光。他私下告诉《中国企业家》，“年轻人跟我们那一代的生活背景不一样，学习情况也不一样，视野也不一样，我们不能够要求下一代跟我们当初一样那么艰苦，那么拼……但是他们接受现代的意识，国际的思维，是我们所不具备的。” 在我们的采访中，汪小菲可能是个特例——他的祖上曾经富过（姥爷家是大栅栏的地主，奶奶家是开金矿的），“经过文化大革命，从腰缠万贯一下子变得一无所有，但保留了一些生活讲究、礼仪、待客之道。我最大的财富是母亲给我的教育，我爷爷、奶奶给我的教育，没有让我误入歧途，对人生观、价值观有一种理解和正视。” 所以他说，“与其做自大的暴发户，宁愿做没落的贵族。” “中国人讲三代为官才懂吃穿，时间、环境才能养成富人思维，到了三四代才好。”苏建诚本身是台湾“富三代”，“我父亲就是一个富二代，所以明白我的想法，不框我。为什么常说富不过三代？其中二代要负责，但是二代不起来，一代又要负很大责任。” 富N代的未来 经过30年的创富动荡，中国终于迎来了历史性的财富传承，以及“从富到贵”的商业文明变迁的可能。五六十岁的“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逐渐变老，接近退休，二三十岁的“Y一代”（Generation Y）开始登场，崭露头角。 说到底，富二代们有自己的阴影、魔咒、悲哀和存活率，但就一个家族企业的发展史来说，他们也是绝对关键的一代。 在陈凌教授看来，富二代是“新的一代”，“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鲜事物，在中国断裂的商业史上没有先例。他们也承担着中国商业时代在柳传志、王石这代人退出之后的转型任务，无论是产业转型、管理模式的转型还是经营理念的转型。” 茅理翔也认为，“第二代还能够感受到第一代的奋斗，并且能够继承这种使命感，这些东西到了第三代又会淡化。二代承上启下，国外也是如此。” 当然，无须夸张接下来5到10年的密集换代，这不光是中国的现象，美国、欧洲、东南亚都在上演。时间洗涤一代，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会发挥作用。袁岳说，“大部分人都会找到自然的解决方案，不用过多担心。最大的可能是，将来富二代、富N代都是资产所有人、纯投资者，而不是经营者。”少年陈豪就说，“最坏的结果，我们也是合格的LP，手里都有大量资金，是风投拉拢的对象。” 但与代代相传、长子继承式的日本企业不同（如果接班不了就交由职业经理人），中国的换代并不一定子承父业，换代高峰也还没有到来——并不是说年龄不到，而是二代更多去做新的行业了，对父辈的继承更多在财富方面。 陈凌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民营企业有点像南方的榕树，主干挺拔，枝蔓挂下来落地生根，如果环境好，养料丰富，有可能某个分枝最后变成主干了。“好处是父辈培养了所有儿子的创业精神，每人都有一份家产，都有可能独立门户，成为下一波的掌门人。” 苏建诚则提出一个新概念：“M世代”。“将来他们都是M型（中产阶级）社会的人，是大起大落的一代，不是极度丧失就是极度富裕，要他们平稳过一生是很难的。” 总之，第一代人艰苦创业，第二代人玩着创业，这对他们是一场游戏。袁岳说，“不能寄望太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分化。总的来说，80后崛起的总量会比90后少。这一代人的特征就是和前后两代人的关联性不强，独，自我封闭。” 美国就有隔代传承的现象，比如福特二世（老福特的孙子）。陈凌称之为“查尔斯王子的悲剧”。“老一代不肯退休，孩子已经中年，其实没什么机会了，孙子倒成了重点培养对象。”但三代人都必须回答同一个严峻的问题：“我是谁，我对‘革命事业’意味着什么？” “下一代”是个永恒的话题。但出身豪门，年纪轻轻就有大笔财富，无疑充满风险。财富继承者塞耶·奇塔姆·威利斯就自剖心路历程，写了一本书《驶过财富的晦暗地带：给继承人的人生指导》。 10月份，我们离开慈溪的时候，正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艰难时世。茅理翔说：“中国企业正在面临两大难题：如何应对宏观调控，还有如何接班。” 宏观调控每三四年来一次，而接班问题是史无前例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石康认为中国正在同时经历着美国上世纪的20年代和70年代。他甚至说，这些富二代里迟早会出现“了不起的盖茨比”那样的人物。 也许用不了多久，这群人就会成为商业史、文化史记录和反思一个时代的最佳素材。但且不说盖茨比，这些人里会出现“下一个柳传志”、“下一个王石”吗？直到所有采访结束，也没有任何人敢下任何结论——包括他们自己。“富二代”三个字就像一个密码，一旦开启，则无人能预测其命运。 (本刊记者孙雅男、王春梅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