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美国西部淘金热时有这样的说法：许多淘金人赚不到钱，而向淘金人卖铁锹的则一定会赚到钱。老徐便是在中国股市“淘金潮”中卖“铁锹”而卖成大老板的
1992年2月19日，试刊号《证券投资周刊》（同年7月改名为《证券市场周刊》）甫一印出，老板王波明就对我下令：“你小子拿2000本去上海试销，卖出去了就买票回来，卖不出去你就就地解散吧。”虽然是半开玩笑，但在当时那么小的股市规模中办这样一本杂志，有没有人看，是谁都没底儿的。
到上海浦江饭店，我找到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那时还没有中信证券）上海证券业务部的交易员张逸龙。他说他这儿有个大户朋友，大户的大舅子是做瓷器生意的，而瓷器生意也没啥赚头正谋划转行?第二天收市后，逸龙带来了大户和大户的大舅子，大户精瘦精干眼神透着精明；而大户的大舅子却是上海男人里罕见的大胖子，没啥言语，只憨厚地笑。 大胖子叫徐建国，是我到上海打拼时结识的第一位本地朋友，第二位才是当今的沪上闻人左安龙。老左帮我打开了采访局面，而老徐呢？严格讲是我随他打开了《证券市场周刊》在上海的发行局面。 那时的上海人还很“欺生”，以为上海之外的中国人都是他们骨子里瞧不上的“小赤佬”。我们推销杂志，往往是我没说两句，老徐便接过去用上海话与人家对答。而老徐与人家一见面，甭管人家吸不吸都递上一支红双喜烟，人家不吸他也放到桌上。到现在，已成大老板的老徐还是一支接一支的吸那种红白图案的“红双喜”。 记得和老徐跑的第一个代销点是海通证券在南京路附近的一家营业部，之前我跟老徐定的策略是给人家50本，按1.5元／本结账——我是真对我们这个区区48页、新闻纸做封面、定价两元的杂志心里没底。还没待说到折扣，海通营业部的黄文丽小姐张口就说先要100本，老徐马上抢过话说反正我们定价是两元，我们按两元结账，你们定什么样的零售价我们不管，而且印量有限我们得广泛布点，只能给你50本，销量好的话下期再加。事隔16年，海通黄小姐笑吟吟脸颊突然出现一种失望表情的样子仿佛又浮现出来? 2000本杂志，按事先摸清的万国、申银、海通三大沪上证券公司营业部的网点，我和老徐每人背上一大包，分乘两辆“黑摩的”穿梭进大街小巷。三天下来，2000本杂志已分布到20多家营业部。说好是一周后结账，可第二天便有代销点发回消息说卖完了要求加量，且可提前结账。那时还没有手机，单位也还没给我配BP机，而老徐的BP机也是数字的，只有来电显示没有中文。好在老徐的大户内弟有个砖头式的“大哥大”，我们给人家留了这个号说有急事时可打这个手机。开始大户内弟还给我们传信儿，后来便不耐烦了。 没想到我们这个草纸式的杂志这么畅销，沪上股票投资人对证券信息的渴求这么强烈！当时在上海传播证券信息的只有一张还是“内部发行”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专刊》——后来的《上海证券报》。 老徐迅速清理掉手头的瓷器生意，待3月15日《证券投资周刊》正式创刊，便全面接手了在上海地区的发行业务。1992年5月1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放开股价涨跌幅限制，股价暴涨，股票投资人骤增；而同年3月起上海启动大规模新股发行。到1992年底，我们杂志在上海的发行量已突破5万册。 今年4月我调工作主管《投资有道》、《基金观察》和《融资中国》三本月刊，在上海召集中层干部会时，手下的发行总监余光成总盯着我看，终于忍不住说：“你是否认识老徐，我从前是跟他干的。” 老徐，有七八年没有联系了。 余光成讲，这七八年里，老徐早已垄断了财经类报刊在华东地区的市场化（俗称“二渠道”）发行，加上其他社会类报刊，老徐“一级批发”的报刊达150多种，而且还主办了两张发行量都在30万份以上的股评日报——《股市早八点》和《股市先锋》。股市好时老徐的年营业额超过1亿元，股市不好时也不低于5000万，并且还有境外风投公司找过老徐。..
美国西部淘金热时有这样的说法：许多淘金人赚不到钱，而向淘金人卖铁锹的则一定会赚到钱。老徐便是在咱这股市“淘金潮”中卖“铁锹”而卖成大老板的。 顺便说一句，老徐不做股票，他说自己是大老粗搞不懂股票。他也曾拿一部分钱交大户内弟代做。他那大户内弟呢？在1992年的上海股市，有50万者便可入大户室，而拿着“大哥大”一般身价不会低于100万。他的大户内弟在上一轮熊市中赔得七零八落，目前正和老徐一起做连锁洗衣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