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刊记者/李霞 刘鸿儒被誉为金融界一位富有远见和改革勇气的"学者型官员"，其生命中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中国金融改革的前沿阵地上忙碌着。 他25岁时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留学苏联的学生，四年后回国进入人民银行工作，1979－1989年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1988－1992年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1992－1995年担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一任主席。此外，他于1980年组织创办的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大胆改革教材，率先聘请业内顶尖学者和高管人员作兼职教授，培养了大批金融机构的骨干人才，在早期金融界素有"黄埔军校"的美称。离休以后，他专心从事金融研究和金融教学工作，风雨无阻，从不间断。本世纪初，他又身体力行推动了CFP落户中国，开展金融理财教育培训，规范金融理财资格认证制度。 作为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一个见证者，作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从封闭、单一化走向开放、多元化道路的一个设计者、参与者和领导者，对中国金融改革30年走过的风雨路程，他有着最深切的体会。 "金融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思路问题。"刘鸿儒说他自己对此体会很深，"正确的思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坐在屋子里空想能够得到的，只有通过不断地实践和交流，不断深化才能够形成。" 银行业改革的参与者、设计者 目前，银行业金融机构总数已发展到2.8万多家，但是在30年前中国金融改革起步之初，全国除了农村地区遗留解放军时代的农信社以外，仅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 "金融改革的第一步是从恢复农业银行开始的。"刘鸿儒说。 1979年2月，中央提出恢复农业银行，在人民银行内部有"大秀才"之称的刘鸿儒，调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兼人民银行办公厅主任，主管农村金融改革。1980年他被调回人民银行任副行长，具体分管金融体制改革工作。由此，刘鸿儒开始了他富有挑战性的人生路程。 1977年12月，国务院召开全国银行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银行独立的组织系统。在这之前，"大财政、小银行"，银行的作用长期得不到正确的认识，只是财政部门附属的"会计、出纳、货币发行公司"。 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邓小平同志十分关注银行改革，他在1979年提出了"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的指导思想，一针见血直指改革要害，一些多年从事银行工作的人对这句话的内涵非常敏感，激动异常，"大家也知道劲该往哪里使了"，刘鸿儒说，这就是他思考和研究金融改革方案的一个根本的指导思想。 "万事开头难。"当时，原有体制和模式已明显不适应经济实践的发展需要，但多数人却有着难以突破的局限性：不论是从知识结构上，还是所熟悉、掌握、运用的概念和方法都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模式的色彩，而且，人们总是担心一不小心就会犯资本主义路线的错误，因此，每一次的争论都激烈异常，但种种的阻力并没有动摇改革者前行的脚步。 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恢复后，同年，中国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也相继分设。与此同时，保险业务（1959年停办）也从人民银行分设出去成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1980年开始恢复办理国内保险业务。当时，专门为街道小企业融资服务的城市信用社也出现了。 随着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建立，初步改变了人民银行"大一统"的格局，也改变了金融体系中单一银行的状态。 但是接踵而来的是由于人民银行身兼央行的职能与城市工商信贷业务于一身，专业银行不服人民银行管，引起不满，随后大家开始讨论设立中央银行制度的问题，但是众口难调，有的赞同，有的反对，各家银行都维护自身的利益。 1982年初，根据国务院指示，人民银行成立了"银行机构改革小组"。刘鸿儒担任召集人，集中各方意见，负责中央银行的方案设计。经过多次协调、商讨，1983年9月份，国务院正式发文决定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再成立一家工商银行承担人民银行原有的城市工商信贷业务。1984年1月1日，中国工商银行正式宣告成立，形成了以人民银行为中心，工、农、中、建四大专业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 "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分家一事可以说是新中国中央银行制度确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刘鸿儒说，这场讨论从1980年开始至央行制度建立持续了将近四年时间，其间的辛苦可想而知。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经济体制开始走向整体改革。国务院为此决定成立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由刘鸿儒担任组长，成员还有几位年轻人，包括周小川、楼继伟、吴晓灵等人。大家深入实地调查，听取了包括外国专家在内的各方面意见，形成了初步方案。 到1985年底，金融体制改革整体方案经过多次研究修改和汇报后，已基本成型，正式列入"七五"计划，主要包括：建立宏观调控有力、灵活自如、分层次的金融控制和调节体系；建立以银行信用为主体，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多种信用工具聚集和融通资金的信用体系；建立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各类银行为主体，保险公司等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建立金融机构现代管理体系。为了推进金融体制改革，1986年，人民银行携手体改委在一部分中等城市进行金融改革试验，研究如何实行银行企业化经营，改变吃"大锅饭"的状况；推进金融市场的发展。虽然人民银行花了大气力进行银行企业化经营的试验，但是收效甚微。刘鸿儒无奈地表示，由于专业银行承担了大量政府交办的政策性业务，从而要把行政管理的官办银行转变为企业经营的商业银行的难度很大。直到1994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成立后，促进了专业银行改革成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入21世纪，专业银行陆续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目前，除农行以外，建行、中行、工行相继完成重组上市，改革任务取得了重大进展。 在深谙专业银行自身改革动力不足的弊端之后，人民银行转而寻求外部突破口，"建一批新型的、小规模的真正的商业银行"。刘鸿儒亲自参与方案设计和组建工作"，这些新的银行不承担政策性任务，没有历史包袱，搞好了也许能与老的银行形成竞争局面"。 从1987年开始，人民银行先后批准建立了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等股份制商业银行。刘鸿儒还受人民银行委托制订方案，1982年在深圳开始以香港南洋商业银行为试验引进外资银行。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金融市场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热闹：平安保险蹒跚起步，原本具有独家垄断优势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高枕无忧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交行、招行、深发展等股份制银行破土而出，深深刺激了四大专业银行；而外资银行进入后，国内市场异军突起，中国银行都坐不住了，集体开始思变。 刘鸿儒说，实践证明，它们在取得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探索如何在中国建立商业银行以及金融体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不过，刘鸿儒也表示，中国金融改革的阻力超乎人们的意料，理论禁区、意识形态和认识差别带来的明争论、暗中抵制，观点交锋激列异常，往往争持不下。 即便是今天在我们看来十分普通的"商业银行"这个词语出现的背后也有着意味深长的故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姓"资"姓"社"的争论，只能叫它们"新型综合性银行"。"商业银行"的说法直到1993年才被认可，1995年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正式正名。 这一时期的改革步伐走得小心翼翼，有学者分析说，这基本上是试图在不打破旧有的理论框架的同时，又引入一些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来面对新实践的挑战。 资本市场的"开山始祖" "中国资本市场从开始出现的第一天起，就站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前沿，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 2008年3月，《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报告》对中国证券市场18年改革发展路程作了总体的评价。如今，资本市场的作用已成为业界广泛的认识，但是在18年前，资本市场的试点却险些夭折。 18年来，不管是在沪、深股市总市值曾一举冲破33万亿元又在短短的几个月跌破11万亿元的现在，还是在18年前沪、深证券交易所的诞生之时，许多人的欢乐和悲伤、喜悦和绝望都在"牛""、熊"市的波谲云诡中交替上演。同样，在刘鸿儒主持的诸多金融改革中，让他成为热点人物被推到风口浪尖的也是风险和敏感度更高的证券市场。1992年10月，刘鸿儒出任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1995年，他急流勇退，离开官场，潜心于资本市场研究，继续从事教学工作。 刘鸿儒对资本市场的研究远早于他出任证监会主席。1984年，他在人民银行时主持起草"建立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的金融市场体系"和"促进资金市场（‘资金市场‘一词沿用苏联对资本市场的表述）的形成"等建议都在1985年的党代会上通过，列入"七五计划"，但那时，因为金融市场是最敏感的市场，并没有列入改革的试验重点，由于不被重视，直接融资连"辅"也没有"辅"，几乎等于零。他说，之所以提出促进资金市场的形成的建议，是因为商品市场逐步形成，而与之相对应的资金通过银行纵向分配体制与商品经济逐步繁荣很不相适应，当时集资现象相当广泛，有合伙集资，有内部职工集资，形成了没有管理的混乱局面，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当时确实需要直接融资的市场，而主管的政府部门没有适应客观需要及时采取措施。因此，1985年国务院要求人民银行组织研究如何建立资金市场。
为了推进金融体制改革，1986年1月，人民银行和体改委开始在沈阳、武汉、上海等7个城市进行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专业银行企业化经营的试验，先是建立了拆借市场，最早是武汉的有形拆借市场；其次是股票、债券的二级市场出现。 1984年11月，上海飞乐电声总厂成立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小飞乐），面向社会公开发行每股面值50元的股票。1986年8月，沈阳信托投资公司开办了窗口交易，一个窗口买卖股票，一个窗口买卖债券。后来，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证券业务部也有了柜台交易。 1986年11月，人民银行与美国证券界人士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研讨中国证券、金融市场发展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接见了会议代表，上世纪80年代，中国资本市场中数量最大的是国库券，数量最小的是金融债券，争论最多的是股票市场。实践中是客观事物发展推进到哪一步，就做到哪一步。其实从政府角度最初并没有整体方案和计划接受了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凡尔霖带来的两件礼物--美国证交所的证券样本和徽章，并回赠给他一张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后来，这张股票作为中国第一只股票在美国证交所展出。 1989年，刘鸿儒调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具体分管财政金融改革、住房改革和股份制公司研究试点，他把精力主要放在股份制和股市的研究上面。他分析总结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资本市场中数量最大的是国库券，数量最小的是金融债券，争论最多的是股票市场。实践中是客观事物发展推进到哪一步，就做到哪一步。其实从政府角度最初并没有整体方案和计划。 中国股市拉开序幕、进入集中统一规范发行和交易时代的标志是，1990年底和1991年初，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在这之前中国股权融资伴随着股份制的实践已慢慢地在经济发展的土壤中潜滋暗长，自发、分散地交易着，同时一些矛盾和不规范也相随相生。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股份制形式开始冒出了小苗。1985年银根紧缩，国务院发文明示"企业可以利用股份制形式筹集资金"。1987年，中共十三大，真正明确提出股份制改造。同年，人民银行批准成立全国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之后，各省证券公司纷纷成立。1988年，大中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开始试点，同时，各地证券公司开始经营国债、企业债券和股票，"中国第一代证券人"由此成长。由于自发交易有一些不规范，也埋下了隐患。 1990年春，深圳经济特区三个交易窗口突然火爆起来，大有全国的资金在向深圳聚拢之势。与此同时，上海也跟着"热"起来，受国务院委托，时任体改委副主任的刘鸿儒以调查组组长的身份进行了3次调查，并协助两地政府规范股票市场。 股市的情况也引起了中央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有一些意见认为"凡是股份制和股票市场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化的产物，中国搞社会主义不能走那条路"，主张取消试点。 1990年11月，深圳和珠海特区成立10周年大庆，江泽民总书记在深圳了解了股票市场的情况后，于返京途中和刘鸿儒在飞机上聊了两个多小时，把"大家担心的问题都问了"。当时，田纪云、温家宝等领导人也在场。刘鸿儒坦率地阐述了自己观点："股票市场试点不能撤销，改革需要顺应经济发展趋势，不能后退，否则在国内外影响太大。" 最后江泽民总书记决定股市继续试点，但暂限于深、沪两个城市。在定下股票市场继续进行试点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也诞生了，打破了国家垄断银行业条件下单一间接融资模式，为有上市潜力的企业提供了一个公开的制度化的融资平台，股市也结束了各自为政、分散交易的时代。当时，上交所有8家上市公司，俗称"老八股"；而深交所共有6家上市公司。如今，上交所和深交所的上市公司已分别达到864家和740家，开户人数已突破1亿人大关。 "当时，实践已经对资本市场提出了发展的要求，你还一定要等到条件完全成熟的时候再去推动市场化的进程，那就是书呆子。"刘鸿儒说，我国企业长期吃银行的"大锅饭"，企业不改变，四大专业银行要改变就很难。这些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也需要一个外在的环境去引导。另外，股份制出现以后，企业需要自己直接融资，通过直接融资，从资本市场筹措资金，这样，企业有利于加强自身的管理，受到社会的监督，对它的制约力也越强。 刘鸿儒表示，"保留这片改革成果，是党中央的英明决定"，而他竭尽为之力争则是为了要"探索出一条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资本市场的道路"。 有学者分析说，这在当时是经济制度上的一次革命性选择，意味着承认私有制和混合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股市保留下来了，但大家的认识并没有完全统一。由于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1990年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增添了紧张气氛，也有人担心"社会主义事业就此断送"。刘鸿儒心里也忐忑不安，"我们是顶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搞资本市场试验的，搞不好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直到1992年2月，他在中南海怀仁堂听了江泽民同志传达的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后，"心中一块石头才落地，感觉到气氛也不那么紧张了。" 1992年初，体改委和国务院生产办在深圳联合召开了一个股份制座谈会，会后向国务院做了汇报，时任副总理的朱基主要提出"股份制试验也要规范，不要搞乱了"。体改委就此多次开展调研，交流经验，出面组织有关部门出台了有关工商注册、会计制度等方面的13个法规。其中一项法规中明确规定，凡是实行股份制的国有企业及其股本构成比例，由政府主管部门审批，上市公司公有股占60%左右，40%是市场流通，因此留下了为人所诟病的"股权分置"这一历史"包袱"。 "这在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刘鸿儒说。有的年轻人指责国有股不流通的设计不对，是对历史背景缺乏了解。为消除人们私有化疑虑，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只能用机械的国有控股比例来解决。对于这一国有股流通的难题，2005年中国证监会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经过两年努力，目前这项重要的改革已基本完成，股票总市值曾一度达到32万亿元。 1992年8月，深圳发行新股认购抽签表吸引了来自全国的几十万名"抢购大军""，僧多粥少"引发了许多人的不满和发泄，发生"八一零"事件。同年10月，国务院正式确定成立一个由朱基亲自出任主任、13个部委参加的证券委，下设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日常监管和决策执行。刘鸿儒担任证券委副主任、证监会主席。 中国证监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统一监管体制开始形成，也迈出了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第一步。 不过，"开山始祖"不那么好当，创立之初"家徒四壁"，在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同时，还要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他租了保利大厦的两层楼作为办公室，除了请国内有关部门调配专业人员外，还聘请了不少曾在海外留学及华尔街"打磨"过的人，指导思想是"专家为主、廉政为本"。他说，有股市就有风险，想彻底铲除是不可能的，股票市场发展就是一个风险不断出现、不断治理的过程，一定要立法，严格执法；一定要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一定要发展机构投资者；一定要不断地规范市场运作。 在证监会成立前，中国的证券市场只有上海和深圳的地方政府颁布了一些法规，难以适应全国的需要。刘鸿儒在任期间，先后推出《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与此同时，他们相应地搞了几十个配套的法规，让市场初步可以依照一个统一的准则来运行和监管。这些法规，在以后的若干年内，为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了发展资本市场，刘鸿儒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1990年我国开始研究利用国内股票市场吸引外资的办法。 1993年6月29日，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在香港发售股票并上市，开创了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的先河。 十几年来，刘鸿儒亲身参与和推动了资本市场这一新生市场的建立与发展，他表示，中国证券市场十几年走完了国外几十年的路，靠的是不断学习别人的经验，找到了一条捷径，但还应该注意避免"水土不服"。 离任之时，刘鸿儒对中国证券资本市场规范化发展的方向和运行框架已初步形成感到慰藉。他表示，"第一届的任务就是开荒、修路、铺轨道，把这些事情做起来，任务就算完成了。其他的，后人来做。"退休后，他专门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仍心系资本市场的发展，呼吁加强对资本市场的重视。让他感到很高兴的是，在中共十七大报告里，对资本市场作用的肯定"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他说自己是在"开荒"的实践中走过来的，深知每走一步是多么艰难，每取得一个进步又是多么高兴，这可能就是他们这些创业人员对亲自经手的改革成果怀有的一种特殊感情。对于曾经历的压力和困惑，刘鸿儒一笑而过，"都说改革者没有好下场，但上了‘车‘不能走回头路，也不能轻易‘停车‘"。他表示，中国金融改革是在争论中发生，也在争论中发展、成长和壮大的。将来还会有一次次的争论发生，争论最大的赢家，还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