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三鹿奶粉事件
与全球最大的乳品原料出口商缔盟，并坐拥本土最大的奶粉市场份额，仍不能阻止它成为新一轮中国食品信任危机的始作俑者
文：《环球企业家》 本刊记者 袭祥德
9月18日上午8:30，河北石家庄市和平西路539号仍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三鹿毒奶粉事件曝光已近一周，三鹿集团总部被众多情绪难以控制的家长包围，公安人员封锁了这里的每一个出入口，包括职工宿舍区。 三鹿奶粉生产线已全部停产，数千工人离岗，土黄色的大门口贴满了《通告》与《内部明电》，均是政府相关部门发布的处理这起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相关办法。经过严格登记，愤怒的家长不断涌入厂区，一位年轻母亲悲痛欲绝：“我们那么相信三鹿，孩子却得了肾结石！” 不过，这家创建于1956年、见证了民族乳业现代发展轨迹的公司需要面对的不仅是道德拷问。厂区西侧的退货区，一辆辆货车、三轮车排成不规则的等候队伍，看着后面络绎不绝的货车，代理商的眼中充斥着焦急、愤懑与无助。 由于销售三鹿产品，他们正遭受地方质检、工商、公安部门尾追堵截，以及婴儿家长的汹涌退货，处在倾家荡产、锒铛入狱的边缘。无奈之下，他们避难式地汇集到三鹿索要拖欠款项和召回产品的必要资金。 作为一场特大安全事故的肇事者，三鹿仅有的流动资金根本不足以支付各种退赔款，9月末，现金流已基本断裂。而在9月18日，拿不到退款的经销商恐慌地在整栋办公楼中寻找负责人。顶着强烈的抗议声，三鹿渠道方面负责人宋长江刚一出来，石家庄大名镇代理商连顺亭便向他大喊道：“我跟你说，三鹿要翻身，必须得笼络住我们，给我们解决资金问题！” “你放心，三鹿是个讲诚信的企业。”宋长江尽力放慢语速。 “我们就是相信了你们的鬼话，国家免检产品，才弄成今天这样。”连顺亭不依不饶 “中国政府正在全面整顿乳品行业，没说全面整顿三鹿，政府不会不管，你们耐心等待。 宋长江提高嗓门，试图说服连顺亭，但双方很快陷入口角。 此刻，或明或暗的火药味在三鹿随处可见。除了无可反驳的谴责和近乎停滞的经营，被地方政府及各级调查组接管后，原董事长、总经理兼党委书记田文华已被免职。至9月22日，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石家庄市市委书记吴显国、市长冀纯堂、副市长张发旺，以及石家庄市有关食品质量安全的数个行政部门一把手全部落马——奶粉事件演变为中国乳品行业乃至“中国制造”有史以来的最大丑闻。 而三鹿，正处于其中最湍急的漩涡，一步步坠入险境。已被刑事拘留的田文华以一种强烈的失重感体验到这一点。这位66岁的全国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全国质量管理先进工作者42年前进入牛奶厂，1987年执掌三鹿。在她治下，三鹿从一个小作坊发展为中国市场占有率最大的奶粉企业，并凭借多元化的产品策略及引入外资等举措成为知名的乳业品牌。就在她的职业生涯随同三鹿的品牌生命力接近至高点之际，却被狠命地摔到谷底。 不过，对田的继任者张振岭来说，情形却完全相反。这位临危受命的前副总经理甚至来不及更换办公室，位于办公楼四层角落的办公室，在楼道黯淡的灯光下显得简陋与狭小，与年销售额100亿企业的身份并不相符。 但或许，这才是和三鹿的现实最为匹配的外在形象。在杂乱无章的办公桌前，张振岭半弯着身子通电话：“三鹿现在非常困难，真的是没有办法，不能再出事了。”9月18日是张上任第二天，他双眼通红，头发散乱，在过去的6天中只睡了10个小时。他不可能像巅峰时的田文华一样对未来充满信心，等待三鹿的只有被煎熬的命运。与全球最大的乳品原料出口商缔盟，并坐拥本土最大的奶粉市场份额，仍不能阻止它成为新一轮中国食品信任危机的始作俑者
文：《环球企业家》 本刊记者 袭祥德
9月18日上午8:30，河北石家庄市和平西路539号仍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三鹿毒奶粉事件曝光已近一周，三鹿集团总部被众多情绪难以控制的家长包围，公安人员封锁了这里的每一个出入口，包括职工宿舍区。 三鹿奶粉生产线已全部停产，数千工人离岗，土黄色的大门口贴满了《通告》与《内部明电》，均是政府相关部门发布的处理这起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相关办法。经过严格登记，愤怒的家长不断涌入厂区，一位年轻母亲悲痛欲绝：“我们那么相信三鹿，孩子却得了肾结石！” 不过，这家创建于1956年、见证了民族乳业现代发展轨迹的公司需要面对的不仅是道德拷问。厂区西侧的退货区，一辆辆货车、三轮车排成不规则的等候队伍，看着后面络绎不绝的货车，代理商的眼中充斥着焦急、愤懑与无助。 由于销售三鹿产品，他们正遭受地方质检、工商、公安部门尾追堵截，以及婴儿家长的汹涌退货，处在倾家荡产、锒铛入狱的边缘。无奈之下，他们避难式地汇集到三鹿索要拖欠款项和召回产品的必要资金。 作为一场特大安全事故的肇事者，三鹿仅有的流动资金根本不足以支付各种退赔款，9月末，现金流已基本断裂。而在9月18日，拿不到退款的经销商恐慌地在整栋办公楼中寻找负责人。顶着强烈的抗议声，三鹿渠道方面负责人宋长江刚一出来，石家庄大名镇代理商连顺亭便向他大喊道：“我跟你说，三鹿要翻身，必须得笼络住我们，给我们解决资金问题！” “你放心，三鹿是个讲诚信的企业。”宋长江尽力放慢语速。 “我们就是相信了你们的鬼话，国家免检产品，才弄成今天这样。”连顺亭不依不饶 “中国政府正在全面整顿乳品行业，没说全面整顿三鹿，政府不会不管，你们耐心等待。 宋长江提高嗓门，试图说服连顺亭，但双方很快陷入口角。 此刻，或明或暗的火药味在三鹿随处可见。除了无可反驳的谴责和近乎停滞的经营，被地方政府及各级调查组接管后，原董事长、总经理兼党委书记田文华已被免职。至9月22日，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石家庄市市委书记吴显国、市长冀纯堂、副市长张发旺，以及石家庄市有关食品质量安全的数个行政部门一把手全部落马——奶粉事件演变为中国乳品行业乃至“中国制造”有史以来的最大丑闻。 而三鹿，正处于其中最湍急的漩涡，一步步坠入险境。已被刑事拘留的田文华以一种强烈的失重感体验到这一点。这位66岁的全国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全国质量管理先进工作者42年前进入牛奶厂，1987年执掌三鹿。在她治下，三鹿从一个小作坊发展为中国市场占有率最大的奶粉企业，并凭借多元化的产品策略及引入外资等举措成为知名的乳业品牌。就在她的职业生涯随同三鹿的品牌生命力接近至高点之际，却被狠命地摔到谷底。 不过，对田的继任者张振岭来说，情形却完全相反。这位临危受命的前副总经理甚至来不及更换办公室，位于办公楼四层角落的办公室，在楼道黯淡的灯光下显得简陋与狭小，与年销售额100亿企业的身份并不相符。 但或许，这才是和三鹿的现实最为匹配的外在形象。在杂乱无章的办公桌前，张振岭半弯着身子通电话：“三鹿现在非常困难，真的是没有办法，不能再出事了。”9月18日是张上任第二天，他双眼通红，头发散乱，在过去的6天中只睡了10个小时。他不可能像巅峰时的田文华一样对未来充满信心，等待三鹿的只有被煎熬的命运。 在三鹿集团靠近技术中心的正面墙壁上，两行金色大字显得格外触目：竞争不是我们的目的,奉献给社会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才是希望的根本。只是，当三鹿作为负面案例载入中国乳业发展史，人们不禁疑问，究竟是什么力量逼迫这家曾以质量为本的企业，成为揭开行业潜规则及重重黑幕的最终主角？ 欲盖弥彰 “丢人啊，出了这种事情……”9月18日上午11点，张振岭来到会议室，哽咽着向近百位代理商说出第一句话之后，便满脸通红地抹起眼泪，一边用纸巾擦，一边叹息着点上一支烟。 代理商刚刚在这里成立了全国代理商联盟，准备打出条幅前往市政府静坐，但张振岭的表现使现场安静下来。 “我在这样一个危难时刻接任，压力很大，省政府领导找我谈话，说首先要维持稳定，钱不是问题。”张振岭用力吸了一口烟说道。但实际上，仅奶粉退货所需资金至少5个亿，其它产品还需数亿，两家最主要的贷款银行已经抛弃了三鹿，两笔未到期的接近2亿元的贷款被抽了回去。“我们非常困难，但已经向省政府提交了报告，希望通过资产抵押借5亿应急，其中1-2亿资金用来解决经销商问题。”张振岭诚恳地说。 至少在这一刻，不少经销商被感动了。张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每天十几个会议，接受调查组谈话，应对全民声讨、奶农告急、资金短缺，同时兼顾恢复生产、稳定职工、加强质量监管…… 三鹿的管理层并非看上去那么无辜。至少在7月份，发现问题的三鹿仍有能力将危害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他们糊弄代理商隐瞒事实才造成现在不可挽回的局面。”连顺亭告诉《环球企业家》。从7月10日到8月底的几轮回收过程中，三鹿从未向代理商公开产品质量问题，而是以更换包装和新标识进行促销为理由，导致经销商响应者寥寥。 早在2007年底，三鹿已先后接到农村偏远地区反映，称食用三鹿婴幼儿奶粉后，婴儿出现尿液变色或尿液中有颗粒现象。今年6月中旬，甚至收到婴幼儿患肾结石去医院治疗的信息。 7月24日，三鹿将16个样品委托河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进行检测，并在8月1日得到了令人胆寒的结果。而就在两天前，三鹿刚刚向各地代理商发送了《婴幼儿尿结晶和肾结石问题的解释》，要求各终端以天气过热、饮水过少、脂肪摄取过多、蛋白质过量等理由安抚消费者。 三鹿管理层深知危机重重。8月1日夜里，田文华、张振岭、副总经理蔡树惟在内的管理层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将损失降到最低，保护三鹿品牌。次日清晨，三鹿股份有限公司紧急召开董事会电话会议，商讨解决方案。三鹿股份公司是合资企业，董事会7名董事中，4名为中方，3名为新西兰恒天然公司代表。 得知情况后，外方要求三鹿在最短时间内召回市场上销售的受污染奶粉，并立即向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报告。下午5点，三鹿集团将有关情况上报石家庄市政府、市质检局、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 当日，三鹿对尚未出库的2176吨婴幼儿奶粉进行了封存，并计划召回市场上正在出售的产品。遗憾的是，石家庄市政府接到报告后，并未上报更高一级政府，仅督促三鹿召回产品。普遍猜测，石家庄市政府及三鹿因担心奥运前曝光有损中国形象，而选择了与受害者私下达成协议等方式息事宁人。 此刻开始，三鹿原奶事业部、销售部、传媒部各自分工，试图通过奶源检查、产品调换、加大品牌广告投放和宣传软文，将“三鹿”、“肾结石”的关联封杀于无形。据悉，三鹿曾花费300万元广告投入框架协议，换取百度删除负面信息。 正是召回的迟缓与隐瞒真相耽搁了大量时间。 在8月18日一份标注为“重要、精确、紧急”的传达给经销商的《通知》中，三鹿严令各地终端货架与仓库在8月23日前将产品调换完毕，但仍未说明换货原因。 大规模调货还是引起了部分经销商对产品质量的极大怀疑，“我当时就问，是不是产品有问题，销售代表拍着胸脯说，质量绝对没有问题。”一位石家庄代理商说。这次调货效果依然不佳，毒奶粉仍在流通。 三鹿以秘密方式缓慢从市场上换货的方式引起了恒天然极大不满。恒天然不得不将此事上报新西兰总理海伦8226;克拉克，后者于9月8日绕过河北省政府直接将消息通知中国中央政府。这一天，难以掩盖真相的石家庄市政府向河北省政府报告了三鹿牌奶粉问题。而就在9月11日，被隐藏了半年之久的罪责昭然天下之际，已经有两名婴儿离开人间。 新生意 封闭消息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让三鹿面临更严重的危机，但从另一个层面看来，三鹿之所以如此，正是为了保护来之不易的品牌形象。自1998年至今的10年间，中国乳业经历了历史上最快的发展期，产值由122亿扩大十倍至1200亿，乳品企业从700家增长到近2000家，行业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30％以上。其间，乳品行业烽烟四起，还原奶、早产奶、鲜奶，几乎每个领域都引发出无数竞争与非议。最大的隐患在于，尽管乳业产值飞升，消费者需求不断增加，行业监管仍放任自流，各地奶源陷入混乱，奶农无法随着产业跃级而提高收入。三鹿正是在这种环境下艰难成长，但也因此成为中国乳业十年矛盾爆发的火力点。 事件爆发后，三鹿并非没有反思，尤其在奶源方面。在一份向政府部门提供的报告中，三鹿表示将实行人盯奶户、投资建设牧场、取得奶站所有权和经营权、组建奶业合作社等多种有效方式，确保控制权。事实上，1990年代初，科班出身的田文华开创的“奶牛+农户”饲养管理模式曾为三鹿确立了为同行所效仿的奶源优势。问题在于，该模式在执行中存在重大缺陷，对原奶生产、收购、运输环节缺乏有效监管，仅加强原奶验收环节，间接给不法分子提供可乘之机。 三鹿的散户奶源比例占到一半，且形式多样，除了养殖小区和租赁小区，农民甚至可以自由选择在家挤奶。要实现对数百个奶站的时时监控已是不可能的任务，只能依靠最后一关的严格检查，加强对蛋白质等指标的检测，但如此以来，反而滋生了层出不穷的作弊手段。 与此同时，随着竞争加剧，对奶源的抢夺加剧了三鹿监管的难度。原奶价格低的时候，对手提出一个比三鹿高的价格，以增加后者成本，但自己的收购量一直不大，“为了不丧失对奶源的控制，三鹿在有些时候不得不忍受低下的原奶质量。”一位业内人士说。 经本刊调查，三鹿奶粉中所含三聚氰胺成分，不存在生产过程中添加的可能，确为部分上游奶站经营者及极少数奶农在原奶中搀入。而造成这种监管疏漏的根本原因，在于三鹿从未将公司与上游环节进行有效的利益捆绑，实际上它们是难以分割的利益共同体。在事故发生后，这种天然联系反而更为明显。 三鹿最重要的奶源之一——石家庄市行唐县，是最早以养奶牛发展经济的地区。事故爆发前，该县余底村的800多户人家饲养了3000多头奶牛。住在村口的翟霞家饲养的6头奶牛一天可以挤奶200多斤，这些牛奶被村里的奶站收购，再由奶站出售给三鹿、蒙牛、光明、三元等乳品企业，三鹿占其中90％以上。 9月11日以来，余底十几家奶站已停止收奶。每天早上，大批牛奶被倾倒在公路及田地，一家奶站还因将牛奶倒进排水沟而遭到环保部门查处，被罚款3000元。“现在种地不赚钱，养牛是我们主要的经济来源，都指着牛奶过日子，出了这种事情把我们害惨了。”翟霞说。 事实上，最初鼓励当地养牛时，三鹿也曾付出努力，比如提供部分设备帮助建立奶站，但由于奶站产权属于个人，三鹿没有能力也无法将其纳入直接控制，这样一来，奶农与奶站就陷入一种原始博弈。 大规模调货还是引起了部分经销商对产品质量的极大怀疑，“我当时就问，是不是产品有问题，销售代表拍着胸脯说，质量绝对没有问题。”一位石家庄代理商说。这次调货效果依然不佳，毒奶粉仍在流通。 三鹿以秘密方式缓慢从市场上换货的方式引起了恒天然极大不满。恒天然不得不将此事上报新西兰总理海伦8226;克拉克，后者于9月8日绕过河北省政府直接将消息通知中国中央政府。这一天，难以掩盖真相的石家庄市政府向河北省政府报告了三鹿牌奶粉问题。而就在9月11日，被隐藏了半年之久的罪责昭然天下之际，已经有两名婴儿离开人间。 新生意 封闭消息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让三鹿面临更严重的危机，但从另一个层面看来，三鹿之所以如此，正是为了保护来之不易的品牌形象。自1998年至今的10年间，中国乳业经历了历史上最快的发展期，产值由122亿扩大十倍至1200亿，乳品企业从700家增长到近2000家，行业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30％以上。其间，乳品行业烽烟四起，还原奶、早产奶、鲜奶，几乎每个领域都引发出无数竞争与非议。最大的隐患在于，尽管乳业产值飞升，消费者需求不断增加，行业监管仍放任自流，各地奶源陷入混乱，奶农无法随着产业跃级而提高收入。三鹿正是在这种环境下艰难成长，但也因此成为中国乳业十年矛盾爆发的火力点。 事件爆发后，三鹿并非没有反思，尤其在奶源方面。在一份向政府部门提供的报告中，三鹿表示将实行人盯奶户、投资建设牧场、取得奶站所有权和经营权、组建奶业合作社等多种有效方式，确保控制权。事实上，1990年代初，科班出身的田文华开创的“奶牛+农户”饲养管理模式曾为三鹿确立了为同行所效仿的奶源优势。问题在于，该模式在执行中存在重大缺陷，对原奶生产、收购、运输环节缺乏有效监管，仅加强原奶验收环节，间接给不法分子提供可乘之机。
三鹿的散户奶源比例占到一半，且形式多样，除了养殖小区和租赁小区，农民甚至可以自由选择在家挤奶。要实现对数百个奶站的时时监控已是不可能的任务，只能依靠最后一关的严格检查，加强对蛋白质等指标的检测，但如此以来，反而滋生了层出不穷的作弊手段。 与此同时，随着竞争加剧，对奶源的抢夺加剧了三鹿监管的难度。原奶价格低的时候，对手提出一个比三鹿高的价格，以增加后者成本，但自己的收购量一直不大，“为了不丧失对奶源的控制，三鹿在有些时候不得不忍受低下的原奶质量。”一位业内人士说。 经本刊调查，三鹿奶粉中所含三聚氰胺成分，不存在生产过程中添加的可能，确为部分上游奶站经营者及极少数奶农在原奶中搀入。而造成这种监管疏漏的根本原因，在于三鹿从未将公司与上游环节进行有效的利益捆绑，实际上它们是难以分割的利益共同体。在事故发生后，这种天然联系反而更为明显。 三鹿最重要的奶源之一——石家庄市行唐县，是最早以养奶牛发展经济的地区。事故爆发前，该县余底村的800多户人家饲养了3000多头奶牛。住在村口的翟霞家饲养的6头奶牛一天可以挤奶200多斤，这些牛奶被村里的奶站收购，再由奶站出售给三鹿、蒙牛、光明、三元等乳品企业，三鹿占其中90％以上。 9月11日以来，余底十几家奶站已停止收奶。每天早上，大批牛奶被倾倒在公路及田地，一家奶站还因将牛奶倒进排水沟而遭到环保部门查处，被罚款3000元。“现在种地不赚钱，养牛是我们主要的经济来源，都指着牛奶过日子，出了这种事情把我们害惨了。”翟霞说。 事实上，最初鼓励当地养牛时，三鹿也曾付出努力，比如提供部分设备帮助建立奶站，但由于奶站产权属于个人，三鹿没有能力也无法将其纳入直接控制，这样一来，奶农与奶站就陷入一种原始博弈。 在2007年年中之前，产业链各方都在这种博弈中以低利润维持着微妙的平衡。但该年下半年以来出现的两个现象轻易撼动了这一局面。 首先，饲养成本急剧上升，奶站进一步压价的空间大为缩减，奶农利润则更为微薄。饲养奶牛的全价料已经从去年每袋90元上涨至今年年中的140-150元/袋。按照翟霞的说法，六头奶牛所需月成本为6700元，而供奶月均收入为8000元，刨除生病、退奶、交配等各项支出，低利的天平已摇摇欲坠。 同时，全球最重要的乳品提供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均逢大旱，导致原奶大量减产，价格急升。这极大刺激了奶站获取暴利的欲望。翟霞说，2007年底，他们发现本村奶站经营者一夜暴富，很多奶站老板购置了新车。 事实上，为了维持基本的收支平衡，搀假现象早已普及，但奶农更多是兑水、乳清粉等，而拥有一定技术和检测能力的奶站的创新空间就大得多。就在2007年，奶站老板找到了新的创富元素——三聚氰氨。 2007年下半年以来，行唐县城的香港路上，十多家销售食品添加剂的店铺开始公开销售每袋20斤的三聚氰胺，但工商、质检、税务等部门却未对这种包装上没有任何标志的商品进行及时查处，直至丑闻曝光后，这些店铺才全部闭门歇业。 在这个新生意中，行唐人薛建忠是一个关键角色。以卖水为生的薛获得一项特别的技术：生产去离子水，后者在一定温度下可以将微溶于水的三聚氰胺融化，同时不破坏其构造。借此，薛在县城附近建造了一家秘密工厂，并在周遭搭建起初步的销售网络，为顾客做好产品配比的服务相当“到位”。 目前，已被通缉的薛建忠尚未落网，但对于三鹿日渐脆弱的供应链来说，已是个永久的耻辱。某种意义上，每年到各个奶站检查的次数已减少到两、三次的三鹿集团已沦为同谋。 全盘皆输 尽管三鹿类似于一个市场乱象的牺牲品，但令人质疑的是，拥有近半个世纪乳业经验的企业难道会对一种含有毒素的化工添加物全无察觉？ “三鹿做了几十年奶粉，每公斤里边最高含2600毫克的三聚氰氨，别说检查，就是看，就是尝也能知道奶粉有问题。”一位代理商告诉《环球企业家》，部分经销商半年来已觉察到三鹿奶粉失去了原有的“奶味”：“如此明显的品质差别没有任何迹象？三鹿已经不是以前的三鹿了。” 的确，三鹿早已不是当年的三鹿。2005年，新西兰恒天然公司以8.64亿元人民币收购了三鹿高达43％的股份。这是国外乳业公司迄今为止对中国乳业的最大一笔投资。此前，田文华刚刚完成对三鹿集团的改制，实现员工持股。合资完成后，三鹿股份中没有了政府股份，管理层、员工以及下属的几家企业持有剩余57％的股份。 这家全球最大的乳品原料出口商显然是强有力的合作伙伴。从常识判断，恒天然的入股本应为三鹿引入先进管理模式与经验，引领质量监管朝正向发展，但为何适得其反？ 事实上，恒天然入股三鹿有着自己的诉求。粮食危机已经使全球农业处于拐点，但成立于2001年的恒天然已很难在草场有限的新西兰大幅提高奶品产量，而中国、东欧及拉美的市场拓展则变得相当重要。但在这一背景下，恒天然对合资的投入相对有限。 事发后，三鹿丑闻令恒天然措手不及，甚至已影响了其全球声誉。恒天然首席执行官安德鲁8226;费里尔立即发表声明，急于与三鹿集团撇清关系，宣称自己仅是少数股东。当寻求更多对合资公司的态度时，恒天然停止了对本刊的邮件回复。 然而，不可否认，合资的确给三鹿带来了变化。2007年，三鹿正式推行事业部制，建立了奶粉事业部、原奶事业部、液态奶事业部、高端奶粉事业部等，并像外资企业和上市公司一样进行财务预算。另外，由于引入了恒天然的车间管理，奶粉生产过程更加重视细节，这些都是三鹿向高端奶粉市场发展的必备条件。 不过，生产管理仅是整个奶业链条上的单一环节。一位三鹿内部人士告诉《环球企业家》，真实情况是，合资后以田文华为首的管理层仍然掌控公司运营，恒天然无法实现对三鹿更进一步的管理干预和影响，仅向三鹿派遣了一名财务总监，以及几位负责为三鹿高端奶粉生产线提供技术支持与资源的专家。 这种管理格局的形成与田文华在企业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很大关系。据了解，田虽然相对低调，但在企业内部却拥有着绝对权威，其所任用的中高层管理者皆是跟随其多年的元老。 按照田的说法，引入恒天然可以保障三鹿原料供应。但现在看来，三鹿对合资的需求是更偏重借助恒天然的技术、资金，实现从地方品牌向全国的快速扩张。2006年，合资企业刚刚正式运行，三鹿就计划3年内投资20亿在全国各地建立或收购工厂。去年以来，三鹿已在河南、山东、陕西、黑龙江等地建设了多个液态奶及高端奶粉项目。 急速扩张很快带来了管理上的极大挑战。一位行业人士表示，尽管2007年三鹿销售突破100亿，但由于价格战频繁、原料成本提高，尤其是管理成本居高不下，三鹿实际上没有利润，或者实际陷于亏损。 去年6月，田文华收到一份报告显示，唐山三鹿乳业新厂运营以来，连续十一个月亏损，超过1300万元的亏损源于生产大量价格倒挂产品，而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管理层人为所致。在高速扩张的过程中，田文华仍固执推行散奶模式，没及时控制奶源，而实际上，后者才是一家乳业公司的天然使命。 就在田文华遭受牢狱之灾的同时，张振岭执掌的新领导层或许开始整肃内部管理，但很可能为时已晚。截至9月底，三鹿集团高层所做的种种融资努力均告失败，国资委开始清理资产，被拆散及收购的传闻于坊间游走。而无论何种结局，这个被三聚氰胺顷刻间腐蚀掉的民族品牌，已无救赎的可能 。（本刊记者赵轶佳对本文亦有贡献） 开往悬崖的高速列车 提示：见证了中国乳业半个世纪发展历程的三鹿，最终成为这场产业巨变的“祸首” 1956年，三鹿集团前身“幸福乳业生产合作社”成立 1960年，合作社有了奶牛场、奶羊场，后几经更名，成为石家庄最大的奶牛养殖场 1968年，奶牛饲养方面初步建立完整的管理制度，基本掌握奶粉加工从工艺设备及操作技术 1980年，麦乳精畅销20多个省市，“三鹿”成为全国知名品牌 1983年，在国内率先研制、生产母乳化奶粉，即日后的婴儿配方奶粉 1986年，“奶牛+农户”的饲养管理模式成为创新之举，却也是灾难之源 1993年，三鹿奶粉的产销量跃居全国第一位 1995年，第一家在央视一频道黄金时段播放广告的国内乳业公司 1996年，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1999年，正式进军国内液体奶市场，多元模式建立 2002年，三鹿集团的品牌战略跨出“挺进中原、辐射全国”的一步 2005年，新西兰恒天然集团注资8.64亿元人民币，认购43％股份，合资公司次年正式运营 2007年，“三鹿”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2008年，成为首陷“奶粉门”的国产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