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乃醒:应该继续鼓励中小企业发展



近年,我国中小企业受到了很大打击。从长期看,中国还应该继续鼓励中小企业发展,让他们再赚一些钱,中国经济才有上升潜力

  

  作者:王雨佳  

  2008年初,占我国企业绝大多数的 劳动密集型、外向型中小企业大批倒闭。近几个月来,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使得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

  近日,我国政府出台了扩大内需的十大措施和4万亿元投资计划。扩大内需的措施能否有效拉动经济,解救中小企业?4万亿元救市,中小企业能否从中得到实惠?《新财经》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陈乃醒。

  金融危机对中小企业未必是坏事

  《新财经》:根据您掌握的情况,现在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如何?

  陈乃醒:中小企业目前的生存状况很糟糕,已经倒闭的就不说了。还在继续经营的企业也尽量采取守势,压缩生产,不敢有什么大的动作了。

  《新财经》:在您看来,我国中小企业目前的状况是金融危机造成的吗?

  陈乃醒:我认为,如果只是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损伤还没有这么大。现在,企业经营者缺乏信心,说穿了,企业主们是对政府的政策没信心。早在金融危机出现之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已经给中小企业造成了很大损伤,从2007~2008年上半年,有几万家企业倒闭。从2007年下半年,国家政策核心就是“两防”:防止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过热;到2008年“两会”的时候,依然没有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提高利率,紧缩银根,降低出口退税率,《劳动合同法》实施。政策导向让企业主们不知所措,他们觉得国家不鼓励中小企业发展了,很多企业主心里不踏实,不知道政府想做什么,根本不敢放开手经营。

  2007年中期,很多外国人都说中国“流动性过剩”。但我认为根本不存在过剩问题。中小企业手里一直没有钱,哪儿来的过剩?中小企业融资本来就困难。2007年之前,企业还能从银行借到一些钱,银根缩紧以后,压根儿一分钱都贷不到。

  《新财经》:依您看,怎样才能恢复中小企业的信心?

  陈乃醒:支撑中小企业发展的,就是国家稳定的政策。自1988年民营经济合法之后,我国中小企业一直就没有发展起来,生存环境一直不好,融资成为一个老大难问题。直到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来临时,国家才注意到中小企业的生存状态。从1998~2007年,国家在税收方面对企业有支持,比如出口退税政策。政策导向让企业主们有信心,他们觉得国家是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因此,中小企业在那四年里飞速发展。

  现在,国家的政策导向又在鼓励中小企业了。我相信,应该还会出台一系列支持中小企业的政策。

  4万亿救市雷声大雨点小

  《新财经》:近期,国家决定投入4万亿拉动经济,在您看来,中小企业能从这4万亿中得到多少实惠?

  陈乃醒:国家现在改变政策,想要增加流动性。放松银根、4万亿元的投资,都是积极信号。这样的政策导向肯定对中小企业恢复信心有好处,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效果。

  目前,中小企业的信心受到2007年“两防”政策和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企业主们心里没底,看到政策反反复复地变,不信任感一直存在,根本不敢行动。而且,就我现在了解的情况,大多数企业还是借不到钱,在他们眼中这4万亿是“雷声大雨点小”。银行贷款的审查还是很严,与2007年银根缩紧的时候差不多。银行也是企业,对中小企业没有信心,害怕承担风险。所以,就算政府一下子投入4万亿元,短期之内,中小企业也很难有什么起色。

  《新财经》:怎样才能恢复中小企业的信心?经济低迷还要持续多久?

  陈乃醒:有人说,这次的经济低迷要持续三年,我认为不会那么久。但是,明年一年,信心是肯定恢复不过来的,2009年肯定是经济最困难的时期。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导致我国经济低迷了六七年,到2002年才有好转,2003年才算复苏。从2004~2007年,这四年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时候。我认为,经济增长就是中小企业拉动的,这个时期是中小企业发展得最好时期,因为政策导向让他们有信心。我们国家赚了很多钱,每年都能增加上千亿的外汇储备,国家实力也大大增强。1997年的危机,国家也是把从紧的财政政策变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拿不出钱来。现在,国家可以一下子拿出4万亿元,救市的力度比那时候大多了。所以,经济复苏也应该比那时快。

  内需拉动经济作用有限

  《新财经》:从2007年开始,国外市场萎缩,人民币升值等因素造成我国出口疲软,大部分中小企业都以出口为主,损失很大。保育均曾说,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国家经济对出口依赖太重,才会有这样的损失。您怎么看?

  陈乃醒:不能这么说。有人认为我们的出口太多了,与进口不平衡,贸易顺差太大。顺差大,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出口强劲,贸易势头很好,世界上的很多强国都有贸易顺差,比如日本、德国。另一方面,很多国家对中国禁运,高新技术不卖给我们,显得进口额很少。我认为,融入世界经济,就意味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急需的很多产品,比如石油、铁矿都依赖进口,同时,其他国家也需要中国出口产品给他们。

  出口拉动经济是我国融入世界的很自然的过程。出口比重大,说明我们的开放程度高,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深。现在国际市场不太好,世界经济衰退,给中国的出口造成了困难。但是,不能因为有了困难,就去说鼓励出口拉动经济这个方针是错的。而且,出口少的国家一样会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新财经》:国家出台了十大措施拉动内需。在您看来,拉动内需对我国经济会有大促进作用?

  陈乃醒:在中国,如果把拉动经济的希望寄托在国内生活消费上,是不现实的。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和美国人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崇尚节俭,即使丰收了也要留下一部分存着,再有钱也不会浪费,更不可能透支消费、负债消费了。国家启动拉动内需的政策,也无法改变中国人传统的消费习惯。所以,在未来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中小企业生产出的大量价廉物美消费品,在国内市场是无法消化掉的。这些产品只能出口,这就是融入世界的好处。

  当然,内需也分为两部分,生活消费之外,还有生产消费。生产消费就是国家4万亿元的投资,基础设施的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大一部分是靠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的,也就是人们说的,靠投资拉动。国家的投资可以让一些中小企业有活干,这是个好事。

  我个人认为,拉动内需对中小企业发展有一定的作用,但作用有限。从长远看,中小企业还是要坚持出口。

  中国还没钱“藏富于民”

 陈乃醒:应该继续鼓励中小企业发展
  《新财经》:国内消费疲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老百姓的收入一直偏低。近一段时间,很多人都在谈“藏富于民”,您怎么看?

  陈乃醒:我认为,现在谈“藏富于民”的条件还不具备。国家现在的重心应该是让企业发展起来,这样,老百姓才能有钱。现在,企业发展得很不充分,企业创造的价值按中国的人口基数平均起来,不值得一提。

  中国的企业能够发展,人力资源是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很多岗位,劳动力都是供大于求的,这样就使企业有了压缩工资的空间。比如,一个农民工在城市劳动,他创造的价值应该一个月得到2000元的工资。但是,就现在的实际情况,他只能得到1000元,另外的1000元,其实是贡献给了企业。成本降下来了,企业就能够发展。这并不是企业黑心,而是客观规律使然,这是中国企业发展的必然过程。企业发展起来了,农民工自然可以得到2000元工资。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很长时间。

  《新财经》:目前的工资分配机制不合理,您怎么看?

  陈乃醒:中国现在太重视分配问题,轻视了发展。经济发展了,企业有了钱,劳动者才有利益,经济停滞,受穷的永远是老百姓。现在国家政策一味地纠缠在分配上,阻碍了发展。

  外国媒体整天说中国是贫富两极分化,实际上,中国的贫富差距比美国小多了,美国大公司老板的年薪上亿美元。改革开放以来,大家的钱包都比以前鼓了,所有中国人的收入都在增长,无论是农民还是工人,只不过有人增长得快,有人增长得慢,并不是一群人的收入在大幅度减少,另一群人的收入却在大幅度增加。大家不可能齐头并进,每个人的禀赋也不同。

  产业升级时机远没成熟

  《新财经》:今年9月,国家就出台了一些政策,包括减税,等等;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提出中小企业只有转变发展方式,生产更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产品,才能在竞争中生存下去。在这次的救市计划中,是否只有所谓高技术含量的企业才能得到国家扶持?

  陈乃醒:国家一直说,要优先发展技术含量高、能源消耗少的朝阳产业。实际上,这样的企业在所有企业中占5%就不错了。国家真的这样做,剩下95%的企业怎么办?这么多工人怎么办,都让他们去那5%的企业中就业,或者是失业?进一步说,如果95%的企业死了,其他5%的企业也活不长。这样的思路根本就是错的。现在应该保证95%的企业能够运转起来,他们发展不好,工业基础就不扎实,也就根本不会有未来。

  《新财经》:您为什么觉得国家的思路是错的?

  陈乃醒:这个思路脱离中国的实际。中国民营经济合法才二十年,十几年来,我们一直在说,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价廉物美的产品。但这两年,国家开始批判“价廉物美”方针,说我们应该转变增长方式,把劳动密集型变成技术密集型,提供高附加值产品。事实上,“价廉物美”方针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来的,中国人口多,技术落后,管理落后,我们要发挥人力资源的优势。过去二十年,我们发展得不是很好吗?大家热情都很高。

  我们靠“价廉物美”才刚刚赚了一点钱,就急着上档次,追求“优质优价”,太急于求成了。实际上,“优质优价”也不是立刻能做到的。现在,连劳动密集型企业都没发展好,根本谈不上技术密集型,这是脱离实际的口号。生产“优质优价”产品,需要人才、技术、品牌。在中国,绝大多数企业没有钱搞技术、打品牌。国家的劳动力中有2亿农民,这些人教育程度低,也没有专业技能,他们能做的只有简单劳动。现在应该踏踏实实把“价廉物美”做好,再多赚一些钱,把工业基础打好,才有上升的潜力。

  《新财经》:我们生产出这么多“价廉物美”的产品,外部市场一疲软,卖不出去怎么办?

  陈乃醒:我从来不认为存在什么“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只是相对的,市场开拓得好,就不会存在过剩。一个韩国学者曾对我说,只要销售做得好,狗屎都能卖出去,狗屎是可以肥田的,农民可能会掏钱买。我认为,在金融危机时期,欧洲、美国,甚至非洲、南美洲的人都应该更需要价廉物美的产品,这正好是中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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