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年，我国中小企业受到了很大打击。从长期看，中国还应该继续鼓励中小企业发展，让他们再赚一些钱，中国经济才有上升潜力
作者：王雨佳
2008年初，占我国企业绝大多数的 劳动密集型、外向型中小企业大批倒闭。近几个月来，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使得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 近日，我国政府出台了扩大内需的十大措施和4万亿元投资计划。扩大内需的措施能否有效拉动经济，解救中小企业？4万亿元救市，中小企业能否从中得到实惠？《新财经》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陈乃醒。 金融危机对中小企业未必是坏事 《新财经》：根据您掌握的情况，现在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如何？ 陈乃醒：中小企业目前的生存状况很糟糕，已经倒闭的就不说了。还在继续经营的企业也尽量采取守势，压缩生产，不敢有什么大的动作了。 《新财经》：在您看来，我国中小企业目前的状况是金融危机造成的吗？ 陈乃醒：我认为，如果只是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损伤还没有这么大。现在，企业经营者缺乏信心，说穿了，企业主们是对政府的政策没信心。早在金融危机出现之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已经给中小企业造成了很大损伤，从2007～2008年上半年，有几万家企业倒闭。从2007年下半年，国家政策核心就是“两防”：防止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过热；到2008年“两会”的时候，依然没有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提高利率，紧缩银根，降低出口退税率，《劳动合同法》实施。政策导向让企业主们不知所措，他们觉得国家不鼓励中小企业发展了，很多企业主心里不踏实，不知道政府想做什么，根本不敢放开手经营。 2007年中期，很多外国人都说中国“流动性过剩”。但我认为根本不存在过剩问题。中小企业手里一直没有钱，哪儿来的过剩？中小企业融资本来就困难。2007年之前，企业还能从银行借到一些钱，银根缩紧以后，压根儿一分钱都贷不到。 《新财经》：依您看，怎样才能恢复中小企业的信心？ 陈乃醒：支撑中小企业发展的，就是国家稳定的政策。自1988年民营经济合法之后，我国中小企业一直就没有发展起来，生存环境一直不好，融资成为一个老大难问题。直到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来临时，国家才注意到中小企业的生存状态。从1998～2007年，国家在税收方面对企业有支持，比如出口退税政策。政策导向让企业主们有信心，他们觉得国家是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因此，中小企业在那四年里飞速发展。 现在，国家的政策导向又在鼓励中小企业了。我相信，应该还会出台一系列支持中小企业的政策。 4万亿救市雷声大雨点小 《新财经》：近期，国家决定投入4万亿拉动经济，在您看来，中小企业能从这4万亿中得到多少实惠？ 陈乃醒：国家现在改变政策，想要增加流动性。放松银根、4万亿元的投资，都是积极信号。这样的政策导向肯定对中小企业恢复信心有好处，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效果。 目前，中小企业的信心受到2007年“两防”政策和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企业主们心里没底，看到政策反反复复地变，不信任感一直存在，根本不敢行动。而且，就我现在了解的情况，大多数企业还是借不到钱，在他们眼中这4万亿是“雷声大雨点小”。银行贷款的审查还是很严，与2007年银根缩紧的时候差不多。银行也是企业，对中小企业没有信心，害怕承担风险。所以，就算政府一下子投入4万亿元，短期之内，中小企业也很难有什么起色。 《新财经》：怎样才能恢复中小企业的信心？经济低迷还要持续多久？ 陈乃醒：有人说，这次的经济低迷要持续三年，我认为不会那么久。但是，明年一年，信心是肯定恢复不过来的，2009年肯定是经济最困难的时期。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导致我国经济低迷了六七年，到2002年才有好转，2003年才算复苏。从2004～2007年，这四年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时候。我认为，经济增长就是中小企业拉动的，这个时期是中小企业发展得最好时期，因为政策导向让他们有信心。我们国家赚了很多钱，每年都能增加上千亿的外汇储备，国家实力也大大增强。1997年的危机，国家也是把从紧的财政政策变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拿不出钱来。现在，国家可以一下子拿出4万亿元，救市的力度比那时候大多了。所以，经济复苏也应该比那时快。 内需拉动经济作用有限 《新财经》：从2007年开始，国外市场萎缩，人民币升值等因素造成我国出口疲软，大部分中小企业都以出口为主，损失很大。保育均曾说，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国家经济对出口依赖太重，才会有这样的损失。您怎么看？ 陈乃醒：不能这么说。有人认为我们的出口太多了，与进口不平衡，贸易顺差太大。顺差大，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出口强劲，贸易势头很好，世界上的很多强国都有贸易顺差，比如日本、德国。另一方面，很多国家对中国禁运，高新技术不卖给我们，显得进口额很少。我认为，融入世界经济，就意味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急需的很多产品，比如石油、铁矿都依赖进口，同时，其他国家也需要中国出口产品给他们。 出口拉动经济是我国融入世界的很自然的过程。出口比重大，说明我们的开放程度高，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深。现在国际市场不太好，世界经济衰退，给中国的出口造成了困难。但是，不能因为有了困难，就去说鼓励出口拉动经济这个方针是错的。而且，出口少的国家一样会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新财经》：国家出台了十大措施拉动内需。在您看来，拉动内需对我国经济会有大促进作用？ 陈乃醒：在中国，如果把拉动经济的希望寄托在国内生活消费上，是不现实的。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和美国人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崇尚节俭，即使丰收了也要留下一部分存着，再有钱也不会浪费，更不可能透支消费、负债消费了。国家启动拉动内需的政策，也无法改变中国人传统的消费习惯。所以，在未来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中小企业生产出的大量价廉物美消费品，在国内市场是无法消化掉的。这些产品只能出口，这就是融入世界的好处。 当然，内需也分为两部分，生活消费之外，还有生产消费。生产消费就是国家4万亿元的投资，基础设施的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大一部分是靠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的，也就是人们说的，靠投资拉动。国家的投资可以让一些中小企业有活干，这是个好事。 我个人认为，拉动内需对中小企业发展有一定的作用，但作用有限。从长远看，中小企业还是要坚持出口。 中国还没钱“藏富于民”
《新财经》：国内消费疲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老百姓的收入一直偏低。近一段时间，很多人都在谈“藏富于民”，您怎么看？ 陈乃醒：我认为，现在谈“藏富于民”的条件还不具备。国家现在的重心应该是让企业发展起来，这样，老百姓才能有钱。现在，企业发展得很不充分，企业创造的价值按中国的人口基数平均起来，不值得一提。 中国的企业能够发展，人力资源是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很多岗位，劳动力都是供大于求的，这样就使企业有了压缩工资的空间。比如，一个农民工在城市劳动，他创造的价值应该一个月得到2000元的工资。但是，就现在的实际情况，他只能得到1000元，另外的1000元，其实是贡献给了企业。成本降下来了，企业就能够发展。这并不是企业黑心，而是客观规律使然，这是中国企业发展的必然过程。企业发展起来了，农民工自然可以得到2000元工资。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很长时间。 《新财经》：目前的工资分配机制不合理，您怎么看？ 陈乃醒：中国现在太重视分配问题，轻视了发展。经济发展了，企业有了钱，劳动者才有利益，经济停滞，受穷的永远是老百姓。现在国家政策一味地纠缠在分配上，阻碍了发展。 外国媒体整天说中国是贫富两极分化，实际上，中国的贫富差距比美国小多了，美国大公司老板的年薪上亿美元。改革开放以来，大家的钱包都比以前鼓了，所有中国人的收入都在增长，无论是农民还是工人，只不过有人增长得快，有人增长得慢，并不是一群人的收入在大幅度减少，另一群人的收入却在大幅度增加。大家不可能齐头并进，每个人的禀赋也不同。 产业升级时机远没成熟 《新财经》：今年9月，国家就出台了一些政策，包括减税，等等；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提出中小企业只有转变发展方式，生产更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产品，才能在竞争中生存下去。在这次的救市计划中，是否只有所谓高技术含量的企业才能得到国家扶持？ 陈乃醒：国家一直说，要优先发展技术含量高、能源消耗少的朝阳产业。实际上，这样的企业在所有企业中占5%就不错了。国家真的这样做，剩下95%的企业怎么办？这么多工人怎么办，都让他们去那5%的企业中就业，或者是失业？进一步说，如果95%的企业死了，其他5%的企业也活不长。这样的思路根本就是错的。现在应该保证95%的企业能够运转起来，他们发展不好，工业基础就不扎实，也就根本不会有未来。 《新财经》：您为什么觉得国家的思路是错的？ 陈乃醒：这个思路脱离中国的实际。中国民营经济合法才二十年，十几年来，我们一直在说，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价廉物美的产品。但这两年，国家开始批判“价廉物美”方针，说我们应该转变增长方式，把劳动密集型变成技术密集型，提供高附加值产品。事实上，“价廉物美”方针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来的，中国人口多，技术落后，管理落后，我们要发挥人力资源的优势。过去二十年，我们发展得不是很好吗？大家热情都很高。 我们靠“价廉物美”才刚刚赚了一点钱，就急着上档次，追求“优质优价”，太急于求成了。实际上，“优质优价”也不是立刻能做到的。现在，连劳动密集型企业都没发展好，根本谈不上技术密集型，这是脱离实际的口号。生产“优质优价”产品，需要人才、技术、品牌。在中国，绝大多数企业没有钱搞技术、打品牌。国家的劳动力中有2亿农民，这些人教育程度低，也没有专业技能，他们能做的只有简单劳动。现在应该踏踏实实把“价廉物美”做好，再多赚一些钱，把工业基础打好，才有上升的潜力。 《新财经》：我们生产出这么多“价廉物美”的产品，外部市场一疲软，卖不出去怎么办？ 陈乃醒：我从来不认为存在什么“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只是相对的，市场开拓得好，就不会存在过剩。一个韩国学者曾对我说，只要销售做得好，狗屎都能卖出去，狗屎是可以肥田的，农民可能会掏钱买。我认为，在金融危机时期，欧洲、美国，甚至非洲、南美洲的人都应该更需要价廉物美的产品，这正好是中国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