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认真研究一下非洲国家的贫穷陷阱，总能让我们警醒。
作者：贺志刚
《最底层的10亿人》马达加斯加是非洲的一个岛国，在20世纪90年代，该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出口加工区，制定了合理的政策，利用一项名为《非洲增长及机会法案》的美国贸易安排，很快国内的出口加工区就激增到30万个岗位。对于一个只有15002万人的国家来说，这是个不错的成就。但是，经济增长的时间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当政的总统兼海军上将迪迪埃·拉齐拉卡在输掉竞选之后，拒绝下台，并派亲信封锁了由他的支持者控制的港口。动荡过去之后，原来的出口加工区只剩下4万个工作岗位，大多数公司如惊弓之鸟，再也不会回来。
非洲贫穷是一种偶然吗？ 如果这位总统能够顺理成章地下台，那么马达加斯加是不是可以延续之前的经济繁荣呢？历史从来都不允许假设，而马达加斯加的经济衰落似乎就是这么偶然。但是在牛津大学非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保罗·科利尔所著的《最底层的10亿人》一书中，这样的偶然事件在非洲各个贫穷国家中并不少见。当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走上经济快速发展之路时，仍旧有10亿人口挣扎在最底层，这些人口大多集中在非洲。是什么原因让非洲在贫穷的漩涡中不能自拔？ 保罗·科利尔基于大量的经济数据和多年对非洲国家的考察，总结出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四个陷阱：战乱陷阱、自然资源陷阱、恶邻环绕的内陆陷阱以及小国劣政的陷阱，这些似乎是非洲国家始终不能摆脱贫困的重要原因。相对悲观的来看，这些陷阱似乎决定了类似马达加斯加那样的经济灾难根本不是偶然，而是一种近乎受到诅咒的必然。 塞拉利昂、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刚果，你听到的关于这些国家的新闻大多与什么有关？毫无疑问，是持续不断的战乱。似乎总是一个国家是因为战乱而贫穷，还是因为贫穷而发生战乱？在很多人看来，战乱会导致一个国家走向贫困，但是在保罗·科利尔的研究中，他发现了战争的风险和收入的初始水平之间存在联系，内战更有可能爆发在低收入国家：将国家的初始收入减半，就等于将内战的风险加倍。而低收入，缓慢的增长以及对初级产品的依赖，往往是很多内战频仍国家的普遍情况。 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融入全球经济的机会。但是对于那些贫穷的非洲国家来说，全球化看起来是一个根本抓不住的机会。无论是钻石、橡胶还是石油，这些资源带来的是一场接着一场的内乱；在大量国外经济援助源源不断进入的同时，谁也不知道多少钱变成当权者的私人财产存到了海外的秘密账户上，也不知道有多少钱拿去买了军火；有能力离开非洲的人都离开了，剩下的人在连年的战乱中绝望的生存。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给这些非洲国家制造了一个门槛，低成本的加工制造业也许已经不再是非洲国家的发展路径了，一是亚洲国家的产业聚集能力已经形成，二是除非亚洲国家的成本已经高得没有竞争力，否则产业很难转向非洲。 中国经济是一种幸运吗？ 有人研究非洲的穷国，考虑着如何才能让这些国家走上经济增长之路，有人研究中国经济，想探究30年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令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不能理解的是，在产权、制度等基本社会框架没有大规模改变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如何能够在30年的时间里保持持续增长？也许中国经济的增长真的是一种幸运，对比一下那些至今仍然在贫困的漩涡里的非洲国家，总不免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难道经济增长真的是那么偶然吗？ 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在30年的经济增长之前，历经了多年的战乱和动荡，经济发展基本上停滞。是不是我们的苦难已经到头，还是痛定思痛后的物极必反？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解释中国经济增长时，并不回避偶然性事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运气作为长期收入不收敛的基本决定因素是合理的，但问题在于，一些陷入贫困陷阱长达几个世纪的国家和地区会在突然之间开始动态增长……，究竟是哪些因素触发了这种突然的增长呢？” 林毅夫关于经济发展与转型理论的核心假设是：思潮、政治领袖的抱负和政府塑造制度的能力。通俗一点来说就是，主流社会观念（思潮）会影响政治领袖的决策，从而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最后得以改变制度，创造新的激励结构，经济得以出现增长。 东方式的实用主义的成功逻辑是否同样适用于非洲国家呢？经济增长的国家有增长的理由，经济衰退的国家有衰退的道理，而在一个由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危机的时刻，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时刻，认真研究一下非洲穷国的贫穷陷阱，总能让我们感到警醒和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