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股市历来是反映经济变化的晴雨表，11月10日国务院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出台后，A股从1664点的新低反弹至2000点附近。但是这4万亿能够在2009年挽救中国经济于颓势之中吗？
作者：红周刊记者 张宇 侯斐
茅于轼（前亚洲开发银行顾问、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发展服务业以扩大就业 袁钢明（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搞大型基建是以牺牲发展为代价 股市历来是反映经济变化的晴雨表，11月10日国务院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出台后，A股从1664点的新低反弹至2000点附近。但是这4万亿能够在2009年挽救中国经济于颓势之中吗？ 与当初推出4万亿方案时投资者的欢欣鼓舞不同，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更多了一份冷静的思考。“如果继续实行紧缩货币政策，中国就会重蹈1998年大规模基建的覆辙，GDP恐怕连8%都难保！”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生气地说。前亚洲开发银行顾问、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则直截了当地评价说，“低效之极！”。 大量失业将引发社会问题 “经济危机的根本问题不是GDP掉下来。GDP掉就让它掉去吧，最重要的是解决失业问题！”茅于轼先分析了危机的关键。 11月22日上午，他刚刚在新时代管理讲堂讲完择优分配理论。在讲课的间隙，茅老又用这个理论给《红周刊》记者分析了4万亿怎样最优分配。“这钱要花就花在能创造就业的行业上面。失业人数减少了，你还害怕什么危机嘛！”对4万亿投资于基建，这位年近8旬的经济学家不以为然。 在这点上，袁钢明与茅于轼观点一致。他认为失业问题会引发一连串的社会问题，更对拉动内需毫无帮助。“美国的凯恩斯在经济萧条时曾经在广播上演说，号召‘主妇们，提上你们的菜篮子去买东西吧！’同时政府也积极配合，发购物券以扩大消费。但是中国呢？中国人口一年就增长1500万人，而经济增长提供的就业岗位远低于这个数字！” “2008年1~9月份，中国经济增长9%，但是这个速度只能保证经济正常的增长，不致发生严重的失业现象。如果未来经济增长低于这个幅度，就会立即新增加失业200万人口。中国失业工人现在起码有1000万人，这还仅指失业登记表上的。如果增长速度低于10%，大量的流民就会增加。其实，国务院刺激经济的10项措施早在11月5日就做出决定了，为何推到9日才宣布？因为8日深圳搞了一次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如果没有这个事件，说不定这10项措施就不会宣布出来了。这说明对就业问题政府是深入思考过的——没有就业带来持续的购买力，拉动内需从何谈起？”11月30日下午，在搜狐“与不确定时代共存”论坛结束后，袁钢明接受了《红周刊》及港媒的采访。 大搞基建不是最优分配 正因为茅于轼与袁钢明两人在失业问题上的一致观点，所以，对于国家把4万亿投入基建的做法，两人都不赞成。 在茅于轼眼中，把4万亿完全投资于基建那是下策中的下策：“投入基础设施很无效！因为投入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创造太多就业。比如说，修一条地铁投资50亿元，能提供2000人就业就已经不错了。而修高速公路、铁路、水电站、核电站这些都一样，无法创造大量就业岗位。更何况，现在中国的基础建设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中算是第一了。除了铁路发展不够快、制约运力以外，其他基础设施建设都有些过头了。1997~1998年那两年的投资热潮中修的好多铁路、公路现在都没车跑。所以，把4万亿都投入大型基建不是最优的分配。” “大搞基建是朱镕基时代的典型特点，这次又当宝贝捡起来了。不过我敢说，过不了多久这些项目就又会停下来，因为事实会再次证明这是错误的举动。”比起茅于轼的温和，清华大学教授袁钢明则比较激进。他说1998年时的一大失误就是大搞财政投资。当年政府新发1000亿元国债，新增1000亿元税收，还要求银行按照财政资金3倍的贷款规模做配套。结果是国家有钱投资了，但是企业用于发展的钱却被榨干了，发展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这导致1998年经济出现了严重下滑。当年官方公布的GDP数字是7.8%，但是袁钢明根据电力增长测算发现，实际增长可能远远低于这个数字！“真正大搞大型基建是1999年。投资、消费都没有了，更别提增长了。当年上半年经济出现严重下滑，所幸的是，下半年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叫停了各种财政投资，提高工资、更新办公设备，趁机真的扩大内需，全年经济保持了7.1%增长。那几年经济最好的时期就是2000年上半年。”袁钢明回顾说。 温家宝继任国务院总理后，摒弃了这种靠大型基建拉动经济的做法，专心搞企业贷款投资，才使得中国经济即使在遇到“非典”的严重打击后，仍然保持活力。“强制性地把银行资金捆绑到财政项目中去，造成了财政投资的依附性、被动性。1999年的企业贷款速度立马降了10%还多，GDP随之下降也在意料之中了。”袁钢明批评说，“如果现在你可以吃饱了，我不反对去搞大型基建。但是在金融危机中，企业贷款很困难，还去搞不知道啥时候能吃上的山珍海味，于情于理这都不成立！” 到底该救不该救房地产 两位经济学家对4万亿投向基建的做法不约而同地反对，但是在房地产市场上则“道不同不相为谋”。袁钢明认为大搞基建必然打压经济，这时候最迫切需要的就是拯救房地产市场，并以此为切入点，提振内需。“失业的增加必定导致内需提振无力，而产业关联性极强的房地产正是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 袁钢明一直都主张要救房地产。在当天“与不确定时代共存”论坛上，他还是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救房地产。“怎样消除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还是靠内需。现在咱们的房地产没有了，内需也没有了。我一向不提倡房地产搞泡沫，但是可以发展健康的房地产。如果经济适用房、限价房都搞好了，房地产这个行业重新恢复元气，那么各种相关的产业，像钢铁、水泥、日用品等等的消费需求又重新有了。”他告诉《红周刊》记者说。 与袁钢明的意见相左，茅于轼却不倡议政府干预楼市，“恢复商品化”才是正道。虽然这让他遭到了不少争议，但是他坚持认为政府的参与必定会破坏市场机制，会滋生很多问题。比如说，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并没有做到最优分配，反而滋生了不少腐败，有违公平的原则。茅于轼还认为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会扰乱房地产市场的秩序。“你想想，如果限价房占了市场的主体，商品房只占一个小比例，没有资格买限价房的人都要买商品房。由于商品房比例低，必定供不应求，价格猛涨。可见，限价房的确会破坏正常的房地产市场，造成市场的不和谐。” 在他看来，我国房地产业问题主要在于缺乏公平竞争。最重要的两个投入要素——土地和资金，全都要靠政府关系来解决。所以，茅于轼认为，纠正房地产市场暴利的根本，不是用限价房政策，而是从根本上规范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恢复市场正常的竞争才能使市场机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消除房地产业的暴利，使房价趋于正常。
放松银根救企业 作为力挺货币政策放松的学者，袁钢明对央行最新一期的货币政策报告很不赞同。“央行最近的报告还在说货币政策完全正确，经济运行比去年好，宏观调控效果明显……难道他们没有看到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了吗？现在国务院的10项措施都出台了，还在重弹这些陈词滥调有什么意思？”袁钢明表示自己是“秀才遇到兵”，虽然可能没有人听他说的话，但是不吐不快。 不过，12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出台的“金融国九条”好像听到了他的呐喊。记者对此又电话采访了袁钢明，想知道他对“金融国九条”的看法。他对此连声称赞：“很好！很好！这就是在落实、推动宽松的货币政策！政府就应该用财政去配合银行，而不是让银行把钱款给财政去做什么大项目。” 袁钢明一直反对搞大型基建，尤其反对需要银行配合的大型基建。他说，政府搞大型基建让银行资金配套的做法，是改革开放以来又退回到计划经济的表现。“好多工厂都停工了。修核电站、订购东北和四川的机电设备能解决多少人的就业？现在你能让停产的工厂都开工了，这才是真本事！”袁钢明说，在2004年中国也曾经搞过一次紧缩，扩大财政支出，保国有大企业投资压制民营企业发展，结果几个月后很快就放弃了。 虽然“国九条”中提到将用财政资金带动银行信贷，以增强银行放贷信心，但袁钢明也不无惋惜地表示有点晚了，“7、8月份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现在企业的经营已经非常困难，贷款的质量比7、8月份下降了好多，因此银行贷款有一定的风险。所以，财政必须出台一些政策来支持银行货款给中小企业”。 他分析说，有了贷款就可以拉动生产，就可以增加就业岗位，而有了就业，内需就拉动了。他尤其提到了“国九条”中的“设立多层次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和担保机构”，他说这对中小企业来说是个大事。 发展服务业进行产业升级 茅于轼也认为国家应加大对企业的投入。但与袁钢明放松信贷的观点不同，茅老认为，政府应该多花些钱来帮助产业升级，帮助中小企业买设备、搞培训、学技术。“这场危机为中国的产业升级提供了一个机遇。中国经济不能太过于依赖出口，而且出口的都是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这种一条腿走路的模式发展下去很危险。”茅于轼说，现在中国进行产业升级的条件也成熟了，应抓住这次危机的机会，争取从技术、管理、产业布局等方面改造提升。“不进行产业升级，中国永远是个落后国家。”茅于轼忧心忡忡地说。 他认为，服务业是国家尤其应该加大投入搞起来的产业。“服务业投入十几万甚至几万元就能创造一个就业，而那些基础设施需要一二百万才能创造一个就业。所以，在解决就业的效率方面，把钱投入服务业比投入基建业要好，效率高。” 具体到行业上，茅于轼认为，健康、教育都是很有发展前途的产业。人们现在对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健康产业的发展前景很好。教育方面则更有潜力，“政府应该拿钱来搞培训，尤其搞职业培训。凡是跟教育有关的，政府都应该免税，还要给那些民办的职业培训机构一些帮助，借钱给他们。” 这让记者想起了茅于轼发起的富平学校，这是一所专门帮助农村妇女就业的慈善机构，“我们几个人只集资了50万元，现在已经帮助13000多名贫困妇女实现了就业。”说起这个事，茅于轼很激动也很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