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主持人： 陈伟鸿 央视《对话》节目主持人 嘉 宾： 成思危 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理事长、《中外管理》杂志编委会主任 龙永图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刘永好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孙为民 苏宁电器总经理 冯 军 华旗资讯总裁 徐少春 金蝶软件董事长 未来30年，中国经济、中国企业向何处去？ 企业的发展思维需要发生哪些务实的反思与改变？ 冬天里的思索 陈伟鸿：今天，有两位一直都非常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命脉的领导，还有四位拼杀在经济发展一线的优秀企业家，大家将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在思路的碰撞当中找出共同的答案。我们先请四位企业家分享一下，在如今的形势下，你们最常思考的问题是什么？ 刘永好：虽然目前经济不景气，但我们要打造世界级农村企业。这顺应国家经济大势，在企业发展的同时也是在帮助农民，这是我目前正在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孙为民：其实我们思考最多的，还是一个发展的问题，目前中国市场的空白点还是非常大的。经济好的时候企业发展速度可以快一点，在经济形势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发展的速度可能会变慢。但在我们这个充分竞争的行业里，相对的速度仍是非常重要的。 冯?军：全国都在危机之中，危险之中有机遇。很多想走向国际的中国企业，原来走出去很难，现在经过北京奥运会之后，正好面临一个拐点。这时我们要把质量做好，服务做好，品牌就能做起来了。这样即使在现有价格水平之上，再贵20%，在市场上仍然比国际品牌便宜一大截，正是打入国际市场的好时机，从此进入良性循环。以国内为根据地，把内需扩大，同时走向国际，在高端市场创造利润，从而促进GDP的增长，这才是实实在在的突破。 徐少春：改革开放30年，中国企业一直走得比较顺。这次金融风暴，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次体检的机会，现在我每天都在思考如何在管理上帮助中国企业，来面对这样一系列的挑战。 陈伟鸿：听到企业家的思考，二位领导又会关注哪些方面？ 龙永图：应该强调忧患意识。我们过去几年走得太顺了，很多同志经常忘了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好高骛远。我们现在到了比较困难的时候，要有危机意识。但也不要把金融危机当成筐，把做不好的事都说成是金融危机的影响。 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发展未必是一件坏事。我们的出口企业困难，其他国家的出口企业同样困难，全世界的同行都会很困难，而我们的企业困难还少一点。所以在这个时候，既要看到困难，也要更有信心。 最近，国家出台了一些利好政策，这对企业是好事。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我们要看到不利的因素，也要看到积极的因素，困难的时候也许反而会是一个机会。 成思危：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提高九亿农民的收入，提高他们的购买力，这样才能拉动内需。如果每个农民每年都买两件衣服，买一些电器，那中国就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苏宁孙总说的我也比较同意，就是快慢是相对的。现在我们慢了，别人更慢，所以我们对世界的贡献率反而可能会高。我们8%的增长率，别人才1%～2%。所以不要看到我们好像经济下滑，其实我们的相对速度还是比较高的。 冯军说的我也觉得很重要。中国产业在世界上竞争力是强的，关键就是质量要信得过，不要出三聚氰胺这样让人痛心的事。中国产品的出口，帮助世界减少了通货膨胀，因为我们的产品便宜。最近美国有一本书叫《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中国产品已经注入到西方人日常生活之中，不可或缺。当然我们还要不断往高端发展，特别是要创新。 最后是徐少春提的，中国企业有很好的经验，但是缺乏认真总结。如果我们能够把中国企业好的经验总结出来，我们就能够找到对付各种危机的办法。市场经济的细胞是企业，所以只有企业搞好了，宏观经济才能搞好。 我相信大家经过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历经正面反面的教训之后，靠我们在座广大的企业家的努力，一定能够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这是对我们大家管理能力的考验。 经济衰退的真凶 陈伟鸿：我替在座的企业家问一个问题：经济衰退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应该把多少账记在美国金融风暴的头上？或者是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必然要进入调整阶段？ 成思危：今年1月份，我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当前遇到的问题是四种关系：人治和法制的关系；政治和市场的关系；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集权和分权的关系。 从人治和法制的关系来看，现在我们还是人治，这影响到了对经济和对企业的一些问题的处理，所以要加强法制建设。 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政府不应该和市场较劲。宏观调控是必要的，但是宏观调控不能违反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规律。一是不能违反价值规律，限价和补贴都是权宜之计，价格本身还是要根据市场的需求走。二是不能违反供求规律，供应和需求决定价格，你要违反供求规律也不行。三是不能违反竞争规律，不能搞垄断企业，不能维护垄断企业利益而不让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进入市场。 今年我们GDP增速下降，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外部因素不可否认。但同时这跟我们紧缩货币政策是有明显关系的，由于紧缩，很多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成本上升。昨天我看到一个关于中小企业的数字：紧缩以后中小企业的贷款减了一半，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企业就活不下去了。 徐少春：我记得有一句话：世界经济体，最长的经济周期是30年，30年以后自然会下滑。我们国家经过改革开放30年以后，经济由过去的高速增长到现在的下行，未来再演变为一种稳健增长，这种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企业应该怎么做？我个人的建议，第一就是我们的领导层要积极的面对，另外就是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 走好转折路 陈伟鸿：刚才，徐少春提了一个很好的观点，就是我们要做中国企业自身的体检，检查一下有哪些是我们需要彻底改变的思维？在未来的三十多年，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到支撑我们发展的持续动力？ 孙为民：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里，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虽然有一个数字说中国民营企业平均寿命都很短，但是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一些有规模、有品牌的民营企业。 这些民营企业管理者们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民营企业如何向世界级的管理看齐，如何打造世界级企业。这些问题是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而现在都在思考，光我们自己想还不行，还得跟同行，国际界同行接触和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有危机，但我们的信心还是比较足的，我们将建立组织化、专业化、系统化的管理平台。 刘永好：这次金融风暴来了，大家都感觉到压力比较大。最近我到深圳、上海，几个企业家跟我聊说现在压力大，外面出口订单减少，内部又面临成本提升，用工成本、环保成本增多，原材料价格上涨，再加上政策的审批条件跟以前又不一样等等。 过去30年，我们靠的是勤奋，靠的是低成本，现在要求规范用工制度，同时实行社保和休假制度等，对员工有一个基本保证，这非常好，体现了以人为本。但另一方面，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应该有100年，而我们刚刚走过30年，可以不必走得太急。 未来30年，我们肯定不能走原来的路，但我们需要慢慢过渡，过渡期不是只有一年，需要三年、五年、十年，甚至更长，这样我们的压力就会小一些，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平稳。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突然的转折震动太大，软着陆会更好。突然的变化很多企业受不了，国家也受不了，更倒霉的是，现在又遇到国际金融风暴。面对这两重压力，我们需要从容考虑这些问题。 龙永图：我特别赞成刘永好的观点，现在我们是企业改革开放30年，正如《中外管理》杂志所说面临拐点。 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是一代人、两代人，是十代人，所以我们发展就需要一百年、两百年。所以，对于企业在转型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我们要采取温和的、渐进的、软着陆的方式，不能搞得太急。这也是国际惯例，一个经济企业要平稳的发展，要健康的发展，首先是政策要平稳，要稳定。 经济转型也需要时间，不是三年两年，而是三十年、五十年，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未来，我们该做什么？ 陈伟鸿：大家都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转折阶段，请大家对过去做一下简短的总结，再展望一下未来。 徐少春：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高速发展不应该有任何怀疑，需要思考的是发展战略问题。对企业来讲，不仅要技术创新，而且要在管理上创新，要苦练内功，要挖掘中国的管理模式体系，让中国管理模式在全球崛起。 冯?军：制造是创造的基础，没有制造就没有创新，所以中国创造是创造新的机制，创造新的价值，为客户提供开心和省心。未来，一个中国品牌为全世界创造价值的时代即将到来，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孙为民：第一，对金融危机要沉着面对，既不要惊慌失措，也不能盲目乐观。经济危机早晚要过去，大概就是两三年的时间。第二，当中国经济下行的时候，我们企业要审慎经营。国家要保护企业，如果企业搞不好，宏观经济是搞不好的。第三，尽管我们经济困难，但是提高农民的收入，提高整个社会的购买力还是拉动经济的治本之策。 刘永好：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30年了，假设再高速增长30年，我们需要注意协调发展，比如：怎样提高农民的收入、怎么增加内需、怎么样使我们的产品更多的供应全球。
目前，应该保护企业、支持企业，让企业克服现在暂时遇到的困难。最重要的，同时要帮助农民，提高农民的收入，提高他们的购买力，同时转变农民现有的生活生产方式，从几亩地、几只鸡，变成现代的农产品或者是农业的合作经济组织，这样既提供了社会安全的可追溯的粮食产品，又对农民收入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拉动了内需。而企业在这个过程中要把握机会，成为引领农业增长的排头兵。 （本文根据“第17届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论坛现场录音摘编而成，未经本人审阅。）
